《乡村里的中国》（以下简称《乡村》）这部反映淄博沂源乡村生活的电影纪录片，我看了十几遍。
谈到纪录片，近几年最火的莫过于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中国顶尖的电视拍摄团队呈现出的是不逊于优秀电影的摄像手法和文学水准颇高的解说词。比如，摄像特技使发酵那么的充满诗意，寻常百姓家压面条的场面竟也是壮观无比……《舌尖》极具视觉冲击力，让我们不禁一次次垂涎三尺，更为中国拥有如此丰厚的饮食文化而骄傲。但我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我们不可能天天享用《舌尖》里的美食，比如一个老伯炖的公鸡需要在坛子里闷上一年。抛开纯粹的艺术水准，两部《……的中国》，我认为以山东沂源县杓峪村为拍摄基地的《乡村》更为“中国”。因为总的来说，它既不悲情，也不温情。没有背景音乐，没有画外音，有的，只是真实——未经任何艺术加工的中国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当“品位”与“嘲弄”狭路相逢。《乡村》的第一条主线是村民杜深忠。他当过兵，去过鲁迅文学院，天天看《新闻联播》，在照进屋的光影上练书法并说是“最好的宣纸”，欠着债还花600多块钱去买琵琶，兴奋地说“终究抱得美人归”。但他的品位却屡屡遭到嘲弄。
妻子嘲弄他，而且嘲弄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他说，“想弄个琵琶玩玩儿”，她说，“你别心高妄想了，头顶火炭不觉热”；他说村里人卖古树就看一个“钱”字，她说，“有钱的王八做炕席，无钱的君子下流胚”；他很不熟练地拨弄琵琶，她说，“整天抱着一个琵琶穷酸”；他说弹琵琶是因为精神也需要补养，她说，“高雅的东西不当饭吃”；他骂她就是“庄户娘儿们的素质”，她说，“素质有啥用”；獾吃了他家的玉米，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她说，“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獾的呢”……大半辈子过去了，杜深忠对他的儿子说：“你妈妈到现在不知道我是谁，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生活嘲弄他，活到快60岁了，依旧清贫。他心底的无奈终于迸发：“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可我对土地没有感情。咱这个土地不养人呀。”他“穷”得只剩下了乡村容不下的品位、高雅、追求……
一个真实的“村官”。粗鲁、霸道、贪婪……村干部的标签有很多。《乡村》的第二条主线是村支书张自恩，我不知该给他一个怎样的标签。但看罢《乡村》，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村官”。
为村里修路的事，村民竟敢对他拳脚相加，确实有点委屈；为招商引资，他满脸堆笑去“巴结”开发商，确实有点强人所难；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他这家那家跑来跑去，尽可能让双方都满意，确实是操碎了心；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确实心有百姓。“干了一年（支书），就赚了一肚子酒呢。”说这话，确实有点……有点那个，但确实是大实话。“不干（支书），我也饿不死：干，我也发不了家。”这就是张自恩“工作心态”的真实表白。
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农村。可有些“专家”“学者”的理论在千千万万个村庄转化为实践确实难上加难。我想，《乡村》里张自恩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专家会解读得头头是道，但真正让专家去处理，未必比这个沂蒙汉子干得好。不了解农村，就不知道农村的问题有多复杂。张自恩的难、苦、累、烦、怨、愁，正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现实的折射。
无需心灵鸡汤。《乡村》的第三条主线是杜洪海和杜洪发兄弟二人。但第三条主线最出彩的人物不是杜洪发，而是村民眼中的“天不怕地不怕”——杜洪海的妻子张光爱。
当别人用灭草剂毒死了张光爱家的果树苗，即使是已经拨打了110，她依然不能放弃农民惯用的发泄方式：对着“疑似”肇事者破口大骂。对方也不示弱，双方最终还是动了手，张光爱的腰部留下了一块淤青。女人泼辣，男人彪悍，大打出手的镜头在影片中出现了若干次。可是，吵归吵，打归打，这些农民接下来该干啥干啥，情绪调整能力超级强大。比如，杜洪海夫妇并未因为“邻里大战”而影响享受生活的乐趣，大雪封山，他们竟找到6只“进套”的野兔子，直呼“今天可算来着了”。
其实，农民的很多行为，不能简单地从素质或者修养的角度来评价。就像杓峪的村民，今天是推推搡搡，明天见了面就和好如初；边干着农活儿边吵架，哪头儿都不耽误……拿得起放得下，吃得饱睡得着。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理解，“心灵”怎么还需要喝“鸡汤”呢？乡村，没有作家想象得那么压抑。
几个看似不重要的镜头。镜头一：影片开始，在破旧不堪的茅草屋前，三个老太太有说有笑。那份惬意，是自然而然的。有时，物质并不是产生愉悦的基础。
镜头二、三：乡村的孩子们粘知了、夹蝎子，在山野里奔跑；冬日雪后，在坡上滑雪、嬉笑。大自然就是孩子们最好的课堂。
镜头四：儿子打工坠亡的老农，过年收到政府100元的慰问金时，对安慰他的村支书说：“放心，没事。”这四个字，他说得很坚定。我相信，这份坚定，农民是装不出来的。
影片的“遭遇”也很“中国”。《乡村》最终拿到了龙标，获十几项国内外大奖，豆瓣评分高达9.2分。可如此优秀的电影最终也只是在部分影院小规模放映，导演焦波老师的担心不是多余：假如票房惨烈，将是多么的尴尬。要不是官方的推动，《乡村》的网络点击率也不会达到几千万。
看罢《乡村里的中国》，我不再是一个“乡村沦陷派”。因为，不管城市化的浪潮如何汹涌，总有一部分隐忍、坚韧的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因为他们的坚守，乡愁，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