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年底，已爆发两年的安史之乱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安史叛军核心将领史思明举所属13郡之地、士卒8万降唐。唐肃宗大悦，立即封史思明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至此，安史叛军两大核心—安禄山和史思明一死一降，偌大的河北名义上只有安禄山之子、伪燕皇帝安庆绪一股反叛势力，已不足为惧。唐王朝彻底平定叛乱、再造一统似乎指日可待。
唐肃宗显然对史思明的投诚期望过高，对他和部将加官晋爵后，立即催促他们起兵讨伐安庆绪。不过，史思明打定了脚踩两只船的主意，不但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反而“外顺命，内实通贼”，利用朝廷和安庆绪对自己都有所求的机会，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唐肃宗君臣对史思明的野心也极为忌惮，但贸然撕破脸皮，不但名不正言不顺，还可能刺激史思明举兵再叛。唐肃宗一筹莫展之际，大将李光弼出主意，建议以随史思明一同投降的信都太守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前往河北，伺机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史思明的老上级的儿子，容易取得史思明的信任，方便行事。唐肃宗当即允准，并向乌承恩面授机宜，许诺事成之后将史思明的官职转授于他。
大喜过望的乌承恩立即前往河北赴任。但由于行事不秘，乌承恩将杀史思明以自立的企图暴露了。史思明立即将乌氏父子及其党羽两百多人一并诛杀，再举叛旗，与朝廷对抗到底。
唐肃宗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此时朝廷正集中九节度使兵马围攻安庆绪据守的邺城，史思明抓住战机，以精兵五万一举将数十万唐军击溃，并乘胜杀安庆绪自立，将唐军全线赶出河北。至此，唐王朝平叛之战再次陷入胶着。
那么，唐肃宗事先就没有预料到史思明会降而复叛吗？
对此，明末王夫之认为，不管是“养寇”还是“激乱”，都不能彻底解决史思明与河北再叛问题。招降史思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唐肃宗没有接受宰相李泌兵分两路，直捣幽燕，彻底摧毁叛军老巢的决策，因而没能歼灭叛军有生力量，使其有凭据河北老巢，再次作乱的能力。
王夫之的观点固然有道理，但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唐肃宗招降史思明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唐肃宗及其代表的唐王朝过度关注自身统治的稳固，没能用一以贯之、一视同仁的政策和制度来约束臣下、宦官和武将，导致自身离心离德、进退失据，失去了整合内部、争取人心、同舟共济、再造一统的内在动力。
唐肃宗继位后，近乎偏执地以收复长安、洛阳为最大目标，数度拒绝了股肱谋臣李泌、平叛柱石郭子仪和李光弼出兵朔方河东直捣叛军老巢的正确建议。这在错失歼敌良机、延长战争痛苦的同时，也大大伤害了朝臣和武将的积极性。
史载，深负韬略、忠于唐室的李泌在其建议遭到唐肃宗的一再拒绝后，长叹一声，心灰意冷地离开长安，远离平叛中枢。
唐肃宗似乎并未在意，收复洛阳后，他不考虑如何一鼓作气北渡黄河，倾覆叛军老巢，反而把防范和戒备的目光投向了在他看来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郭子仪和李光弼等武将身上。
在九节度使围攻邺城战役中，唐肃宗继承了其父掣肘前方武将、干扰战略决策的荒诞做法，以不通兵事的心腹宦官鱼朝恩为所谓观军容使，统揽全局、协调各将，成为事实上的前方主帅，直接导致数十万唐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被史思明区区五万精兵击溃，使平叛战争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邺城之战失败后，乖谬的鱼朝恩、唐肃宗将责任推给了收复两京功勋卓著的老将郭子仪，将其解除兵权、赋闲后方。唐肃宗以为此举能解除功高震主的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结果却使唐军诸将生出兔未死、狗已烹的悲凉心境。
代郭子仪成为平叛主将的李光弼运气也没好到哪儿去。李光弼率领唐军新败之师，利用河阳坚城与史思明叛军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艰苦鏖战，终于将战线重新稳定在了潼关以东。然而局势刚有好转，唐肃宗猜忌大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就又发作了。他再次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鱼朝恩为监军，对李光弼进行监视掣肘。
史思明闻听此变，遂散布流言，谎称自己的兵士都是北方人，思乡心切，此时唐军必能全歼叛军，收复洛阳云云……鱼朝恩信以为真，反复撺掇唐肃宗催逼李光弼出城决战。万般无奈的李光弼只得率军出城，却在洛阳城边的邙山大败于史思明，苦心经营的河阳防线就此毁掉。史思明乘胜西进、兵叩潼关，若非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临阵将其父谋杀自立，叛军完全有可能再次攻陷长安。
此时的唐肃宗虽然没有将李光弼如郭子仪一般治罪，却也将他调离关洛平叛前线，前往江南，平定浙东之乱。李光弼从此告别平叛主战场，没能亲眼见证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
唐肃宗对武将刻薄寡恩，对文臣同样冷血无情。据两唐书《刑法志》记载，唐肃宗特别不愿对被迫投降叛军的原唐朝政府官员宽大为怀、施以仁德。
当年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兵锋直指长安。仓促之间，长安百官跟不上仓皇西逃的玄宗，被叛军俘获。以前任宰相陈希烈为代表，很多人出于无奈担任安史政权伪官。唐肃宗收复两京后，对这些官员深为记恨，将陈希烈等39人治以重罪。
行刑之际，唐肃宗还特命百官围观，长安、洛阳一时血肉横飞。唐肃宗的倒行逆施不但使己方人心失尽，也在有投降意愿的叛军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史思明在发现乌承恩有谋己之图后对朝廷招降诚意彻底死心，曾说：“希烈（陈希烈）等皆大臣，上皇弃而西，既复位，此等宜见劳，返杀之，况我本从禄山反乎？”此言虽有掩饰其造反野心之嫌，但对唐肃宗心胸狭隘、猜忌刻薄的评价和对自己投降后的下场的惧怕都不无道理。然而唐肃宗对此严重后果视而不见，“三司用刑连年，流贬相继”，致使“河北叛人畏诛不降，兵连不解”。
面对战火连绵的严重局面和遥遥无期的平叛之路，唐肃宗最后才感叹：“朕为三司所误。”他至死也不愿意承认，正是自己的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无端猜忌，才导致迟迟不能平定叛乱。
遗憾的是，唐肃宗死后，继位的唐代宗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对己方将领的猜忌防范，和唐肃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叛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将领们或贬或死，除郭子仪外皆无善终，反而是投诚而来的原安史部将，一个个封官加爵，拥兵自重，骄兵悍将纵横河北，自此成为中晚唐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从唐肃宗到唐代宗，在唐王朝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养寇、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沉入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