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蓟州，称得上是当下天津文学重镇，其中以诗集《子规声里》亮相的张建明，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女诗人。我注意到张建明的诗，是被一种其特有的性情魅力所吸引。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她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蓟州山村女儿，命运给她提供的是生存小径，幽暗，狭窄，崎岖，坎坷，这对于她的文学成长却成了一种历练，使她能够抵触流俗，拒绝趋同，以拙朴率真、蓬勃恣意的写作，打造出一道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景。
张建明的诗学根基与一个叫做邓各庄的乡村有关。岁月冷酷，万物仍在生长，“我被生活一次次拦腰斩断/在残缺中重新生长”。她相信，“那条河守住了所有离乡人的秘密/收留了童年这个词 青春这个词/如今冲刷着我的中年/我除了打捞出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就留下全部的空白了”（《我是不是记住了一条河流》），河流漫过读者心头，划出了针刺般的痛感。在一些诗人笔下，乡野阡陌成了田园牧歌的诗意符号，张建明的乡村诗典不是这样，干净、简朴的诗性语境，透露出的是辽远的空旷和寂寞。
据说，一度她曾用“叶潺”代替张建明，我当然理解。北岛之于“赵振开”，芒克之于“姜世伟”，苏童之于“童忠贵”，伊蕾之于“孙桂珍”，冯唐之于“张海鹏”，其笔名与原名对于提升作家形象、标识度及影响力的作用，孰优孰劣，显而易见。但张建明还是没有最终成为“叶潺”。互联网时代，网名随心所欲，光怪陆离，笔名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这时候，张建明已经不是邓各庄那个苦丁菊般的乡村苦丫头了。她渴望找到故乡的归途，相信“有故乡的人/漂泊才有归途”，却为什么她总是步履迟疑，四顾茫然？她发现，“疼是源于我知道从哪里来/却回不到那里了”（《有故乡可回的人，是幸福的》）。
此外，读张建明的诗，我无法忽略其中的爱情主题。她的爱情诗是另一种放逐和诉泣。传统的女性书写，一般是通过外在的他者──男性来认识自己，意即所谓的“第二性”，张建明诗里的女人是尊严的，也是审慎的。更多时候，她的爱被一个有着鲜活、旺盛的生命欲望撑得满满，却由于无望无果无解，近乎一种原罪，不胜担荷，却仍在勉力支撑。那些隐秘的爱，空幻的爱，想象的爱，锥心刺骨的爱……自我折磨，无始无终，“不哭的人的眼泪/是一把锯齿/心在看不见的胸膛里/挣扎”（《不哭的人》）。爱可以使人低到尘埃，“因为害怕/所以在你面前/总是高傲着/怕是一低头/会让你看见眼泪”（《如此花开（三）》）。她的剖白无休无止，而又徒劳，她知道爱情离她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却不甘心易老的红颜就范于岁月的无情：这些长歌当哭般的诗，其写作时间也很早，与味道醇厚的乡土诗竟出自同一个时段，同一支手笔。显然，人类情感文库之所以把爱情列为永恒主题之一，就是因为有无数张建明这样前赴后继的写作者。
人在青葱时代之所以写诗，往往与“青春期的修辞冲动”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人的写诗激情会不断衰减，以至荡然无存，已成寻常规律。明人袁枚主张“年老莫作诗”，李国文先生的解释是，人老致使荷尔蒙衰减，乃至“雄”风不再，建议可以写些随笔、杂感，甚至小说，但不要写诗。不过，此规律不大适用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那种“主观之诗人”，比如张建明，不然，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女人，怎么会有如此繁复、黏稠的多愁善感，状如杜鹃啼血？
张建明一直对自我重复的惯性保持警惕，对于她，做到不因袭他人或许不难，难的是如何避免重复自己，如何超越以往，使自己的写作变得更加广阔而深刻，也一直是她的心结。幸运的是，她经由幽径发现了通途。“我要捂热一些词汇/在恰当的时候使用”（《旧时光》），她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由单一而繁复的身份转型，从陈旧的事物中“满血复活”，证实了海德格尔的所言不虚，“当思的勇气得自那在的吩咐，命运的词语将一片绚丽”。当她走出山村的沟沟坎坎，一己悲欢的零零碎碎，从个体生命的切肤痛点进入雄浑、厚重的历史文化层面，从而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诗学气象，将古城的源流与文脉融会贯通，冲过暗夜，穿越雨季，接纳阳光，这时候，她的诗歌语境不同了。她一方面在刷新自己，一方面也撬动了蓟州诗歌的发展瓶颈。《蓟州走笔》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整版篇幅发表，这表明，小地方也会有大诗篇。
经历了生命中的爱情梦寻和乡村呢喃，张建明开始进入中年写作时代。有人把中年写作限定在情感相对恒温、经验相对成熟这样一个书写阶段，而对于张建明，中年写作只是一种历尽沧桑的诗学表达。由于热爱这片故土，她也非常关注与这片故土有过生死情结的亡灵，读她的《纪念碑》等诗，你不能不承认，所谓“正能量”写作，同样可以赋予读者共鸣的感动力与亲和力。她既不迁就读者，也不讨好评论家，而是遵从真切的个人生命感受。但她的乡村身份往往遮蔽了其忧伤和孤独，也给人们认识她的内质发生偏差，甚至误差。不能不说这样的遮蔽反而成就了张建明，你会觉得，那些修辞层面的东西尽管非常重要，比起她的精神内存，还是显得有些轻佻、轻飘、轻薄。如此这般，她顾自走着一条诗歌“返乡”之路，那是真正的家园，召唤她穿越幽径，且歌且行，而从无旁顾和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