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居住的街区，与南开大学直线距离不足千米。或许可以说，我是在南大的围墙外长大的，少年时代，便期盼着未来成为“围墙里的学生”。但当时还很难理解咫尺天涯的尴尬，一门心思等待近水楼台的幸运。
16岁那年，我被分配到离家十多公里外的炼钢厂，当上了“三班倒”的工人。每次坐上公交车，朝着已经停办的南大反方向去上班，我就知道，坐进大学教室，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到来。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搭上了七七级的头班车，告别工作八年的钢厂，进入南大中文系读书。今天回想起来，这“读书”二字，对于我来说，有着最本真的含义，就是一本一本地捧书阅读。进入大学，有图书馆供你随意借阅，有阅览室可以静心翻读，有同学相互交流切磋，有老师帮助指点迷津。这对喜欢读书的我来说，还有什么更多的奢求呢？
入学之初，欣逢文化政策发生深刻变革。伴随着国门敞开，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历经几代优秀翻译家的呕心沥血，让人见识到了外部世界种种“新奇”的思潮、观点、流派、主义（不少其实久已存在）。同学们一个个又都是标准的好学生，既懂得循规蹈矩，又意气风发。每每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找书、买书、读书、谈书，似乎成为同窗们相互攀比的竞赛——这也养成我们许多人此后大半生难以改变的习惯。一时间，“开卷有益”的古训，得到普遍认可；“读书无禁区”的倡导，俨如流行时尚。
我自小喜欢外国文学，所以信奉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盲读”，在老师条分缕析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去重读或补读那些早有定评的世界名著，去碰触那些已然崛起或正在崛起的陌生作家。二者的国度分布，像有某种巧合，大都诞生于北欧、英、法、德、俄、美及南美、东亚诸国。细究起来，均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传统积淀的程度。如果一一列出，会有一份长长的书单。
这些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令人废寝忘食的魅力在于：一本本地读过，如同打开一幅幅数百年时空的隐含画卷——战争与和平，苦难与安宁，男人与女人，贵族与平民，灵魂与肉体，童话与现实，故弄玄虚与真知灼见，历史忧思与家国情怀，社会沧海桑田的变迁与家族盛衰荣辱的转换，一场场人生的悲剧、喜剧与一幕幕人性的泯灭、张扬，光怪陆离的内容与花样繁多的写法……酸甜苦辣的阅读时程，全然成为纵情张望世界与叩问自身的精神洗礼。
于是，时常有一种奇异的意念，自己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抑或置身于很久很久的从前。我融入其间，登堂入室，与形形色色的人们朝夕相处，共赴喜怒哀乐。人类情感真是奥妙无穷，书本常常带来意外的惊喜。尽管环境不同，习俗迥异，信仰有别，语言不通，但彼此的心灵可以衔接，可以交汇，可以共鸣，甚至可以零障碍地抵达相得益彰与心领神会之境地。就在那些终日与书为伴的日子里，我内心深处总会涌动莫名的感激。母校南开，无疑就像一座引领学子眺望世界的高地，为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求学生涯，创建了自由阅读、自由争鸣、自由畅想的平台。
写到这些，我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创作。读书就是花开，秋来总会结果。南大四载，给了我进入文学天地的宝贵助跑，中文系便是我蹒跚起步的摇篮。后来的阅读岁月中，又有切肤之亲的吴尔芙、杜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及我留连过他们旧居的福克纳、海明威……再也未曾中止的读书一直延续下来。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典籍、大量名著，伴随我度过无数日日夜夜。
书籍的滋养浸润进自己的写作，演变为对生命状态的不懈追逐。内心远离浮华，思维插上翅膀，古代的人与事，现代的人与事，当代的人与事，异域的人与事，全成为我关注、亲近的素材和背景，并最终问世千万余字的作品。引以欣慰的是，关切女性的生存，成为我多年写作中的坚守。努力表现古今中外的女性或晦暗或明亮的人生，或幸运或无奈的命运，几乎是我下笔的全部动力。既然以文为业，就理应让自己的文字，直面人性的裸露，激荡观念的撞击，充满创新的刺激。而我期望登临的境界，亦很单纯：耳中所有的交响都组合成乐章，眼中所有的景象都幻化作心意，胸中所有的波澜都结晶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