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诉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着的鸟儿，飞着飞着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出生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人们还没有反映过来为什么的时候，那条从天际流进诗里和画里的长江，突然丧失了衬托落霞孤骛的闲情逸志；突然关闭了博揽千帆万木的宽阔胸怀。长江，突然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在我最近一次回到江南的时候，我看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着，象一个固执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一、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的亚里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着他旅行了一次。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他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一一贴在他的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象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着他拍的这些照片，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那些句子，就变成了一张张退了色的老照片插了进来，讲着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说，影集的第一，贴着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儿。那些红黄相间的热带鱼，身体扁扁的，象蒲扇，在海里煽动起一圈圈碧蓝的波纹，那波纹象一习习快活的小风，鼓动着旁边两根褐色的海草。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逸，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州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象很多老人一样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没来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热切。才到一天，就说：“我最多只能呆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亲说，“研究生威性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威性高，谁听您的？”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州坝开始。 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
“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
“没用。”老谷说。
“鱼不从过鱼道走？”父亲问。
“不走。”老谷说。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
“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
“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象两个赶着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着三个研究生去了葛州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法，长江的鱼儿终於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回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回游，於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亲死在长江三峡大坝蓄水之前。要不然，他又会再多一个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我父亲说，“我们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羊”没亡的时候，你再喊再叫也没人听。”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於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来快快地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沿及到孙子辈就嘎然而止。至於我们的曾孙，重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睛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之。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偏巧，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忧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还多了一个愚公移山的本领--带领徒孙一年一年移鱼不止。
二、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见有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我们就带着父亲去了。我们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然后，就钻进了这片树林。没有风，一根根老藤静静地从树枝上挂下来，象还静止在远古的时间多年不刮的胡须，非常祥和地垂到满地的腐叶上。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的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象一个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吼叫起来，象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了：“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七十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亲时常给他一些零花钱。他们家有兄妹五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这个研究生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那一段时间，不停地有一些鸭子被送到我们家来。家里小小的厨房，全是鸭屎味。我和弟弟踮着脚，捏着鼻子到厨房去找零食吃，什么油球，麻糕上都带着鸭屎臭。我妈跟我父亲吵，叫他把这些鸭子弄走。我父亲说：“弄到哪里去，总不能弄到大学办公室里养吧。”
后来研究鸭子的结果出来的，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结论很明显：长江下游水质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着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他的研究生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着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的证据和研究报告。父亲身穿着崭新的西装。那西装的裤腿高高卷到膝盖，脚下还蹬着一双解放鞋。我和黄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装的裤腿放下来，换上皮鞋。他说：“我整天在长江水里泡着，就习惯这样。”他就这样上了飞机。哪里象个教授。地道一个长江上的渔民。父亲半辈子都在长江上闯荡，象武打小说里的一条江湖好汉，替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长江水资源打抱不平。
父亲从美国开会回来，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拯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拯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一回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八，九十年代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璜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看不见。谁还会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在一个偶尔的机会碰见了父亲的研究生黄成。他到美国来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於是，我们俩都同时怀念起我的父亲。 黄成回忆起我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做过的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生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有生之年，中国的社会先是只重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是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的对自然的讹诈当做是从自然得来的财富。父亲象唐佶柯德，带着他的“潘安”--几个衷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大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