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敏洪 张洪伟 周容
刚从六年级的血雨腥风里搏杀出来，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和、安详。我背着崭新的书包，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北大附中。走上南楼壮观的楼梯，来到二层，见到了崭新的班级，宣告梦幻般的三年初中的开始。
北大附中在当今这个功利主义横行的社会可谓是个异类。秉承北大的办学理念，北大附中充分尊重每一名同学的个性与决定，承认人与人之间天生的差距，支持在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自然淘汰现象。我们老师曾经讲过一个北大附中著名的羊群理论：北大附中的老师会领着头羊向前走，后面的羊群需要紧紧跟住头羊才不会走丢，至于后面徘徊走失的羊群，我们的老师是无暇顾及的。这种教育方法对天生上进有纪律性的学生而言是十分有效的，而对广大学习主动性不强的同学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在北大附中的六年，我看到了太多天赋异禀的学生由于自制力不足而被淘汰。也许附中这样的教育方法对社会而言是负责任的，因为这种方法保证了其输出人才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状态下依然能够有良好的表现，但是当今每家只有一个孩子，有的几个家庭承受得了被淘汰的命运呢？也罢！
附中虽然对学业方面不作苛求，但是绝对向学生保证最优秀的教师资源。由于我们是“中小学减负运动”以来第一批初中学生，几乎当年最好的一批老师全部集中到了我们一个年级两个实验班加一个文艺特长班总共一百四十人这里。朱小音、刘建业、杨俊英、王铭，这一个又一个在北大附中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教师每天准时出现在我们的讲台上，在一帮不知天高地厚吵吵闹闹的小孩子面前，讲授着其他学校学生一辈子也听不到的精彩课程。很遗憾的，这些老师年事已高，随着我们初中毕业，也纷纷离开了。
附中放羊式的教育也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投身于课外活动。初二的时候，我在与朋友商量以后，决定办一个小型的班级刊物《四味书屋》。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收集到一定的稿件，再整理出一些平时或者上课时产生的冷笑话，再在word文档里进行简陋粗糙的排版，然后拿到门外的小文具店复印、装订，最后在初中各班发售，所赚取的利润当做稿费和销售人员的工资发放。这是不是北大附中历史上第一份班级刊物我已经不得而知，但当时这份仅有半张A4纸大小总共只有12的微型刊物在学校里应该或多或少地引起了轰动，要不然我们的学生处主任程老师也不会在六年后和我一起填写美国大学申请表格的时候聊起当年的这份小刊物。当时她脸上满是感到有趣的神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漂亮的小刊物！”唉！在宠溺自己学生的事情上，有时候老师和家长真差不多。
附中总是给人感觉那样的不拘小节。照我们学长的话说，“北大附中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在校园里，总是能够看到老师和学生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聊天或者老师和同学一起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景象。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总是不吝惜体力，首先冲到老师的办公室谋求帮助，然后被和蔼却又有点哭笑不得的老师打发出去。对于附中的这种文化，我们初三时的班主任盛老师有着很简练的评价：“要大气。”
每每回忆起初中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我总是想起初二运动会的那个下午。当时阳光暖暖地洒满红色的操场，我们的同学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老师坐在我们这群不像样子的小家伙中央，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想，正是附中这种自由得甚至有点散漫的文化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完成自我的认知，也是附中这种宽容到近乎无所谓的态度解除了我在后来作决定时的思想包袱。
可是，高中的我却不再有如此的幸运。高中时，我们的班主任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北大附中人。如果说北大附中多是自由派人士，那么我们的这位班主任则是毫无疑问的集权派。由于性格上、理念上的差异，高中时期我有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与班主任的无谓对抗上面。在高二时爆发的与班主任之间的冲突，直到后来毕业以后返校，还被当年并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老师提起，可见其激烈的程度。那段时间，愤怒蒙蔽了我的双眼，让我看不到外面更为广阔的天地。现在回头看看那些被挥霍掉的时光，无论是我的心智还是能力发展都陷入了危险的停滞，在本应飞速成长的年纪，我却像那被蒙着眼睛套在磨上的驴，走不出那块小天地。
高考之后，我无颜面对当年的老师，更没有胆量重返昔日给我带来无数美好还有无数痛苦回忆的校园。每天晚上，曾经的过往都会在我的梦里出现。一开始梦里我总是在那条漆黑寒冷的走廊里奔跑，空洞的楼道中回响着高中班主任歇斯底里的声音。渐渐地，这样的梦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在明媚的阳光下，同桌同学的笑脸，朋友的笑脸，老师的笑脸。忘记了有多少次，我在这样的梦里痛哭流涕，醒来时发现满枕头所浸的泪水。我终于明白北大附中在我生命里的烙印有多深。我不忍将它排除在回忆之外，因此我必须学会宽容曾经那些所有的不愉快，宽容曾经带给我痛苦的人。毕竟，附中里有更多的爱我的人，而我也深深地爱着附中的老师与同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