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差距
2018-03-28 16:47 编辑：云彩间
一位昔日少年证实了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从胆小怕事到无所畏惧只是一步之遥。这是一九七0年代中期的往事，我们在沉闷压抑的生活里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声。
我要讲述的是一位昔日同学的故事。他至今仍然居住在家乡的小镇上，失业多年，依靠年迈父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记得他当时清秀的面容因为两颗突出的虎牙有所损失，他瘦小的个子行走时总是跟随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当时是一伙街头少年，热衷于寻衅滋事，与小镇上的同龄男孩打架斗殴，有时候也会胆大包天地与几个比我们高出半头的青年大打出手。每逢激战之时，这位同学就会以躲躲闪闪的方式在不远处观望，既不逃跑，也不参战。后来他突然变得英勇无畏起来，每次斗殴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有一次我们这伙街头少年被一伙街头青年揍得抱头鼠窜，就在我们全面溃败之时，这位同学跑回家中，又手挥菜刀冲杀出来。面对那伙士气高昂的街头青年，他右手的菜刀先在自己脸上划了一刀，鲜血涌出之时，再用左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满脸血淋淋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冲锋过去。
那伙街头青年正在乘胜追击，看到这个满脸鲜血的家伙，一副赴汤蹈火准备英勇牺牲的模样冲杀过来，右手还挥动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中国有句俗语：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街头青年们拔腿就逃，我的这位同学一路追击一路喊叫：“老子要拼个你死我活！”
刚才还在抱头鼠窜旳我们，立刻狐假虎或，也喊叫着“老子要拼个你死我活”追赶上去。我们在小镇的街道上大汗淋漓地追击那伙街头青年，为了调整奔跑时的呼吸，为了适应追击的速度，我们的口号自然而然地简化成了：“你死我活”。
那个下午我们名扬整个小镇，从此获得“你死我活帮”的着名称号，其他的街头少年看到我们时都会笑脸相迎，就是街头青年们也会谦让三分。这位同学得到了我们由衷的尊敬，从此以后他不再尾随于我们的身后，我们也习惯于他走在前面。
我的同学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判若两人？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原因，一个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的原因。
这位同学的父母有一天和邻居争吵，大概是怀疑邻居偷了他们家几个煤球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随着争吵的不断激烈，两户人家动手打了起来。我的同学这次加入进去了，选择了最弱的一个对手，他伸出右拳，对准邻居家漂亮女儿丰满的胸脯打去。就是这一拳，让我的同学脱胎换骨。他后来手心朝下伸开右手，在我们无限羡慕的眼光里，讲述他的四根幸福的手指，如何与漂亮姑娘的丰满胸脯隔着衣服亲密接触。他说除了大拇指以外，这四根手指都感受到了令人销魂的软绵绵。
这个瞬间的美妙感受，让我的同学小小年纪就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完成。后来他经常心满意足地说：“我碰过女人的奶子了，我可以死了。”
正是感到自己可以死而无憾，让这个原本胆怯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勇敢的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一次对女性成熟乳房的瞬间触及，可以改变一个人。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极端的年代，打架斗殴时我们胆大妄为，渴望女性真实的肉体时我们战战兢兢。
曾经有一个同学，至今不知道是谁，用粉笔悄悄在我们中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下“爱情”一词，这是一个我们心领神会可是从未使用过的词汇。当时我们高一年级有四个班，它歪歪扭扭出现在一班的黑板上，其他三个班的同学暗藏朝圣似的心态，面带批判者的表情，叫嚷“抓流氓”的口号，纷纷过去驻足观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汇的组合，它在我们的汉语里已经消失很久了，我看到它的时候不由热血沸腾。
这两个难看的粉笔字在高一一班教室的黑板上，作为罪证存在了十来天，因为学校革命委员会要查找写下这个词汇的流氓犯。先是将我们年级所有男生的作文簿收缴上去核对字迹，没有发现疑犯；再将年级所有女生的作文簿收缴上去，还是没有发现疑犯；然后搜查范围扩大到高二年级，仍然没有发现疑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由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亲自擦去黑板上的“爱情”。
我心里十分失落，我已经习惯每天经过一班教室时张望一眼黑板上的“爱情”，让我对爱情的渴望获得了画饼充饥似的满足。“爱情”从黑板上消失后，画饼充饥也没有了。
我们想，在黑板上写下这个词汇的匿名同学，肯定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流氓罪，故意将这个词汇写得歪歪扭扭，从而可以逍遥法外。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电影台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人。”这个“爱情”事件之后，同学之间开始流传这句台词的反义：“再老的猎人，也斗不过狡猾的小狐狸。”
现在，我的儿子已经是高中生了。这个今日少年告诉我这个昔日少年，说他们初中的时候上生理课，老师要求女生都坐到男生的腿上，在男女学生身体的紧密接触里，老师开始讲解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区别，讲到了性交，讲到了怀孕等等。老师讲完之后，问学生们有没有问题？有学生举手提问：“老师，有实验课吗？”
请允许我继续讲述中学生的故事。三十多年前，当时中学里的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枝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是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两段视频，一段是在课间休息的教室里，一个男中学生坐在课桌上，俯身搂抱着坐在椅子里的女中学生，同学们就在他们身边聊天走动，他们旁若无人地说话亲吻。另一段是在学校的走廊上，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中学生跪地向一个女中学生求爱，女中学生拒绝后躲进了厕所，这个男中学生犹豫片刻后，手捧鲜花追进了女厕所。现在，女中学生的早孕现象，因为愈来愈普遍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话题。而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报导，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同样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个问题的后面可能有无数答案在涌动，我感到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的回答仍然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应该是清晰的：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纵的时代。就像是荡秋千一样，这端高了，荡到另一端必然也很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瞬间改变了一切。就像跳远一样，让我们从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铺张浪费的时代，从一个政治至上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金钱第一的时代，从一个本能压抑的时代跳进了一个浮躁纵欲的时代……三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纵身一跃之间。
看看今天的中国，城市的高楼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森林一样一片片拔地而起；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比河流还多；商场和超市里的货物琳琅满目；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广告和霓虹灯熠熠生辉；夜总会和按摩中心接二连三；美容院和足浴店鳞次栉比……还有巨型的豪华餐厅比比皆是，有的多达三、四层，每层都像是礼堂一样宽阔，四周是分隔出来的豪华包间，两三千个油光满面的人同时大吃大喝。
然而就在三十年前，就在我们纵身一跃之前，我们看不见高楼，偶尔有几幢高楼也都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什么叫广告；我们的商店稀少，商店里的货物也稀少。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那时候的天空是湛蓝的。
我们生活在定量供应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票，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粮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两油票。在那个时代，购买粮食时付了钱还要付粮票，购买猪肉和菜油也是同时需要支付钱、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还有布票，我们要用钱和布票去布店购买布料，然后到裁缝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为了省钱，自己动手缝制衣服。当时没有服装厂，商店里也没有成衣出售。在那个时代，家中拥有一台缝纫机，会令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我们需要精打细算，每天吃九两米饭，每周吃几片猪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个月的生活不会出现透支。我们这一代是从既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生活里成长起来，当我们这一代人回忆起童年时期什么最美好，我们的记忆竟然惊人的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吃到过什么好吃的。除了吃，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美好记忆。
当时，城镇居民尽管省吃俭用，也很难有所结余。对于男性，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食往往不能吃饱；而女性的二十五斤粮食会略有富余，她们省下自己的粮票供给丈夫或者兄弟。油票和肉票的供应也是同样入不敷出。于是人们经常在暗地里偷偷花钱购买粮票和油票，以此维持生计。
在我的家乡，农民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们将田里油菜籽收集起来后上交给国营的榨油厂，国家会补贴他们一些油票。这些数量微薄的油票，是当时农民很重要的额外收入。贫穷的农民为了筹钱治病，或者为了筹办婚礼等，会来到城里悄悄出卖他们手中的油票。在那个公有制的时代里，这样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我记得自己上高一的时候，曾经和十来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志愿者，现在的志愿者还会有工作餐，我们当时的工作餐就是张嘴吸着冬天里的寒风。我们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埋伏在小镇的集市里，分别藏身在街角和电线杆的后面，像是猎狗在等待猎物的出现。一旦发现有人在偷偷出卖油票，立刻扑上去，将那个投机倒把分子擒获，收缴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将他押解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我们恃强凌弱，以此为乐，还觉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张正义。虽然战果累累，可是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民，缴获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这些农民不敢抵抗，他们做贼心虚似的，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事，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油票被没收。
辉煌的战例只有一次，我们抓获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农民。这个人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身体像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样宽。我们扑上去的时候，他奋力反击。他右手捏紧拳头，当然他不敢挥拳打我们，他知道一旦打了我们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将我们推开后夺路而逃。这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点让他逃脱。多亏我们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有几个同学手中还举着砖块，将他砸得满脸是血，把他摁倒在地。这时他右手仍然紧握拳头，左手还在努力推开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右手里会有油票，我们怎么使劲，也无法掰开他的手指。两个同学将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个同学用砖块击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鲜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头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们看到几张沾上血迹的油票，数了一下刚好是一斤。我们把他押送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后，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这是缴获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来说，是属于大案要案。在审问的时候，他一边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擦着脸上的血迹，一边交代自己的投机倒把罪行。他是为了筹措自己婚礼的钱，向亲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们一家人省下来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半年没有吃过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饭时只是将蔬菜在盐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凌晨，在我此刻的回忆里触目惊心。我们这些中学生笑声朗朗地喜庆辉煌战果，而这个伤痕累累的年轻农民却在苦涩地讲述自己的简单经历。由于他是初犯，对他的处罚只是没收这十二斤油票，再让他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坚决不做投机倒把的坏事。他受伤的右手在写下保证书的时候颤颤巍巍，不知道是因为手指的疼痛，还是因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书写的白纸上，保证书成为了一份血书。
他被释放后，我们这些意犹未尽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镇清晨的街道上不断训斥他。我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而训斥他，我们重复说着他被缴获的十二斤油票，过路的人听到这个数目后，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在我们响亮的叫嚷声里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我们看到他泪流满面，旁若无人的泪流满面。他不时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泪水，手的疼痛又不时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们一直走出小镇，才站住脚，嬉笑地喊叫着训斥他的话，看着他沿着乡村的小路渐渐走远。他在初升的太阳下走去，受伤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带着内心的迷惘，还有满脸的血迹和满脸的泪水，走在漫长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心酸和充满负罪感地写下这些。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年轻农民后来是否如期结婚？不知道他后来如何艰难地偿还借来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用砖块击打他的头部时，他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没有使用拳头还击，仍然只是用手掌推开我们。
中国社会的剧变之后，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现在的小商小贩。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处摆摊或者沿街叫卖。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小商小贩已经数以万计。这些无证无照的小商小贩因为流动性强，地方政府无法向他们征收费用。同时在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摊贩的四处出现，破坏了城市形象，也破坏了“和谐社会”。一个名叫“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机构应运而生，威风凛凛的城管队员开始四处活动。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桥上，一群一伙的摊贩蹲在地上叫卖他们廉价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声“城管来啦”，这些摊贩迅速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拥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没收农民的油票那样，现在的城管队员对付小商小贩的手段没有进化，也是没收他们叫卖的物品。当然现在城管队员的成果是我们那时候望尘莫及的，现在城管没收的很多物品是我们那时候从未见过的。几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个地铁出口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无照经营的三轮车夫，他们蹬着三轮车接送客人。同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城管的卡车上堆满了没收的三轮车凯旋而归。我见到过几个伤心的三轮车夫，他们都是动用家里所有的钱或者向亲友们借了钱才购买了三轮车，卖力蹬车来养家糊口，还要供孩子上学。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风里也是浑身汗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以后，他们生活的前景也被没收了。
这些年来，随着摊贩维持生计的三轮车、板车和物品经常被城管没收，小商小贩和城管队员之间的对抗愈来愈激烈，时常出现武力行为，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摊贩用刀刺死一名执法的城管队员，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终于引发了全国的震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讨论之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简单粗暴地没收小商小贩的板车和物品，其实就是变相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崔英杰，这个今天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表达了忏悔之意，他说：“首先我对受害人及家庭表示忏悔，我知道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本来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摆摊来改变我的生活。”
一位城管被刺身亡后，城管队员的保护装备开始升级，配备起了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筒等。同时还请来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队员如何徒手夺刀，对城管队员进行了包括如何解脱被抓衣领、抓头发、锁喉、抱腰的实际动作的培训。
为什么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今天的小商小贩在面对没收其财物时，发出的生存反应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会引发不同的生存反应。
如果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文革是一个单纯的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代表文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革就是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敌人永远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是正确的。没有人胆敢试探地说：敌人也可能会有正确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错误时候。毛泽东之后，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又可以代表今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这句话颠覆了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似乎指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事实：错误的和正确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而且也常常存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这句话同时也终止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
于是中国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单色时代来到了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杂色时代。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草和苗已经成为了同一种植物。
有时候，一个词汇的含义从单纯走向复杂，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差距”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汇。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我们每天都在讲差距，用一种空洞的方式讲述着空洞的差距。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学先进，找差距。”是当时的流行语，我们每天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说着“差距”一词，陈词滥调如同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我们小学到高中的作文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一遍一遍重复写道，如何在雷锋精神指引下缩小思想差距，帮助邻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来。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着堆在讲台上的作文簿，开导我们：“你们已经为邻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例子？替邻居老大爷上街买米。”
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当然已经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会差距必然带来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行为。当年我们用砖块击打那个年轻农民时，他始终没有用拳头反击，而今天一个城管队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仅仅是忠于职守，按照规章没收摊贩的三轮板车和物品，却被摊贩用刀刺死。这是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当“差距”一词从狭义走向广义，从空洞变成真实之后，也表达了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广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进程，虽然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是社会差距确实是在不断缩小。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至二00九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亿元，增长了近一百倍。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二00七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三点三三比一，绝对差距达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没有公布二00九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数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继续扩大。
二00六年五月一日，我的朋友崔永元，他是CCTV的着名主持人，带领摄制组和二十六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重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的长征路线。历时二百五十天，行程六千一百多公里。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和风霜雪雨，翻雪山，过草地，终于在二00七年一月七日光荣回到北京。
崔永元带着很多欢乐的故事，也带着很多辛酸的故事回到家中。后来有一天，我们坐在了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故事。
我在此复述其中的一个故事。在二00六年德国世界杯足球比赛期间，崔永元的微型长征队伍走到了中国西南的某一个贫困地区，他突发妙想，准备和当地的小学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虽然无法复制柏林的狂热，也试图在穷乡僻壤营造出一些世界杯的欢乐气氛。
可是崔永元马上面临了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当地县城的商店里没有足球，他就让两个“长征”战友开车去州政府所在的城市买了足球回来。然后是第二个难题，当地的小学生不仅从来没有看过足球比赛，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运动叫足球。崔永元找了一块很大的草地，当地这样的草地很多，再让“长征”摄制组里的美工做了一个足球门框，立在草地上。一千多名当地的小学生围坐在草地四周，崔永元开始了足球的启蒙教育。
他的教育从如何罚点球开始，他将崭新的足球放在离木框球门十二码远的地方，隆重推出了他们的摄影师，这是“长征”队伍里脚法最好的一位。
这位摄影师习惯了没有裁判和没有观众的踢球，第一次有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心里自然紧张起来，虽然助跑时仍然有些貌似专业的派头，可是将点球高高踢起的瞬间，也就尽显业余本色了。足球像高射炮打出的炮弹似的越过了球门，在空中划出了彩虹一样的弧线，落地后快速滚动，最后滚进了一堆牛粪。
摄影师惭愧地低着头，小跑过去，从牛粪里捡起足球，到附近的水池里将足球上的牛粪清洗干净，再将足球放回到点球的位置上。
接下去，崔永元让小学生们排着队练习罚点球了。然后令人难忘的情景出现了，每个小学生踢出足球后，都跟着足球奔跑过去，等足球停止了滚动，就抱起足球到水池里去清洗一下，再将足球放在点球位置上。他们以为清洗足球是足球比赛的规则。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二00六年的夏天，这个夏天在中国有超过一亿人透过电视观看德国世界杯。在二00二年韩日世界杯上，中国和巴西的小组比赛，电视转播吸引了两亿中国人的眼球。中国早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电视转播世界杯足球比赛；也是这一年，中国的足球联赛正式开始。
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孩子早已熟悉了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这样的体育品牌，可是在西南贫困地区的孩子竟然还没有听说过足球。一位北京的中学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生因为每天都穿校服，他们无法在衣服上比较，就在鞋上做文章，相互攀比起了脚上的鞋。比如都是耐克篮球鞋了，还要攀比谁穿的是乔丹第几代鞋，谁穿的是科比（KobeBryant）第几代鞋。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0年代的中期，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0年代中期，中部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同样的中国人，同样的可口可乐，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竟然有着十年的时间差距。
二00八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很多生活拮据的人向往作为今日中国象征的鸟巢和水立方，他们乘坐火车和长途客车，从外地赶到北京，带着旅途的疲倦和心里的兴奋，一路打听着来到了鸟巢和水立方，希望能够进去看上一眼，可是鸟巢和水立方的门票太紧张了，票贩子手上的二手门票又太贵。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没有门票的人不能走进鸟巢和水立方所在的奥林匹克公园，要有游览票才能进入。我的这些长途跋涉的同胞来到了鸟巢和水立方近前，可是连游览票也没有，只好站在很远的地方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满脸幸福。与此同时，正在进行比赛的鸟巢和水立方的场馆里却空出了很多座位，而且空出来的都是位置很好的座位。
我的另外一些同胞，一些达官贵人拥有最好座位的门票，他们习惯了挥霍浪费的生活，他们也以这样的态度对待鸟巢和水立方的比赛门票。他们甚至不会去想一下，这些放在口袋里浪费的门票，对于其他的中国人是多么珍贵。他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下，如此众多的平民百姓节衣缩食来到北京，却连进入奥林匹克公园的游览票都没有。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
当LV，Gucci等着名品牌的大楼纷纷键立在中国城市的繁华街区，当上海奢侈品展、广州奢侈品展、深圳奢侈品展等奢侈品展览会接踵而至，而且大获成功，以深圳奢侈品展为例，几天时间三大种类品牌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两亿人民币。于是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在眨眼之间已经从一个奢侈品加工基地，变成一个奢侈品消费基地。金融危机让奢侈品在传统的欧美市场遭遇寒潮，可是在中国市场仍然表现火爆。
二00九年三月，美国ICSC发布报告称，二月份美国奢侈品零售商同店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十九点二，比整个零售业降幅高百分之十九点一。自二00八年六月以来，美国的奢侈品销售就一直是零售业绩表现最差的板块。而不久前来自高盛的一份报告称，二00八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的年增长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到二0一五年，其年增长率将约为百分之十，届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有望超过一百一十五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研究报告更为惊人，目前中国有能力购买国际名牌的消费人群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二0一0年将达到二点五亿人。与此同时，贫穷和饥饿也在中国四处弥漫，令人伤心的故事不绝于耳。一对失业已久的夫妇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水果摊，儿子在众多品种的水果里看到了价格便宜的香蕉，请求父母为他买一根香蕉，只要一根就行。可是贫穷的父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仍然不够买一根香蕉，只好把孩子从水果摊前强行拉走。孩子放声大哭，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香蕉，他差不多忘记了香蕉是什么滋味。他在伤心的哭声里被父母拉回家中，继续自己的哭泣。孩子持续不断的哭声让父亲恼怒了，父亲动手揍了他。可是孩子仍然坚强地哭泣着，母亲跑过来推开父亲，父母因此争吵起来。父母之间逐渐激烈的争吵和孩子喊叫着“香蕉”的哭声，让这位父亲突然感到了悲哀。悲哀的情绪又迅速演化成了仇恨。这位父亲仇恨起了自己，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儿子想吃一根香蕉的愿望都不能满足。这种仇恨的情绪让他走到了阳台上，没有回头就纵身一跃，跳下了十多层的高楼。他的妻子惊叫着夺门而出，跑下十多层的楼梯，看到丈夫躺在水泥地的血泊里。她跪在地上努力抱起丈夫，哭叫着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丈夫的生命已经结束，她突然变得平静了，不再哭叫，放下丈夫的身体后，起身走回楼里，表情木然地走进电梯。回到家中时，年幼的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仍然在为一根香蕉哭泣。这位母亲就在儿子哭泣的眼睛注视下，找出来一根绳子，将一把凳子搬到屋子中央，站上去以后，从容不迫地把绳子系在顶灯的铁勾上，她将绳圈套进自己的脖子后，看到哭泣的儿子坐在椅子里迷惑地看着自己，她将头从绳圈里伸出来，跳下凳子，走到儿子跟前，将儿子和他坐着的椅子掉换了一个方向，让儿子背对自己。然后她走回来，站到凳子上，重新将绳圈套住自己的脖子，伤心地看着儿子哭泣的背影，踢掉凳子，上吊自尽了。父母双亡以后，孩子仍然哭泣不止。孩子的哭泣不再是为了一根香蕉。
我再说一个故事。也是一对失业的夫妇和孩子的故事，这里的孩子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女孩，她生病发烧了，额头很烫，请求父母带她去医院看病。父母说家里没有钱，而且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带她去医院。女孩很懂事，就请求父母去向邻居借二十元给她，她可以自己去医院。父亲让母亲去借钱，母亲让父亲去借钱，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就在家里争吵起来。这对贫穷的夫妇已经多次向邻居借钱，而且一直无力偿还，所以谁也不愿意再去借钱。女孩看到父母的争吵，就劝阻他们别吵了，说自己不去医院看病了。父母停止了争吵，女孩说自己发烧头晕，不想去上学，想进屋去睡觉。父母同意她这个要求，她走进了自己的屋子。父亲出门去找工作了，母亲收拾一下厨房，准备出门时想去看看女儿睡着了没有，当她轻轻推开房门时，看到女儿用红领巾上吊了。这个女孩平时十分爱惜自己的红领巾，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红领巾用手抚平后认真叠好，早晨站在镜子前再仔细将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她觉得红领巾是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饰物。
我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可以在此述说。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断地述说不幸，是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述说不幸。当然，我们的现实也在每天向我讲述着种种荣耀。
今天，中国拥有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是数十万人。根据二00九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人。八十二万五千这个数字还包括五万一千位亿万富豪。胡润报告称，中国富豪年平均消费二百万元人民币。
与此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二00六年的时候，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六百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年收入增加到八百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到了二00九年，中国的贫穷人口会有多少？我无法获得这个的数据。
二00九年二月，我在温哥华UBC演讲，说到中国在二00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这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今日中一国一群人的声音。他们沉浸在中国日益繁华的景象里，却不去关心还有超过一亿的人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我想，我们真正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无视贫穷饥饿的存在，比贫穷饥饿还要可怕。
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中国这三十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百分之九，二00九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二0一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八万亿元，有关部门骄傲地声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富国，仅次于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这两项应该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差距如此巨大。这组数据说明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失去了平衡的社会里，或者用民间的话语来说我们生活在国富民穷里。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而温哥华UBC那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感到，我们还生活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