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钱理群为自己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作的总序。继《1948：天地玄黄》和《我的精神自传》后，三部曲的终卷《岁月沧桑》已于日前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钱理群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人，以他们在1949年至19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们在时代大转型中的投入、挫折、困惑和坚守。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于完稿，送到读者手中，我特别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从1996年写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第二部《岁月沧桑》又于2015年的此刻收笔，前后将近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国与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
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因此，在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
因此，从一开始，无论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曹禺，还是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都是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总结历史教训。
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想”。预计写七本书：“一，二十年代：大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北京为中心；二，三十年代：文学市场中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三，战争流亡中的知识分子——以西南联大、鲁艺（抗大）为中心；四，一个特殊的年代（1948年）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子——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转移；五，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六，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七，八九十年代处于历史交汇点的知识分子——中心失落以后的无序状态。”
这个计划显然过于庞大，也过于完整了，具体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需要作一些调整。最后，就决定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国历史时期，即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这自然与我的“共和国情结”直接相关。可以说“当代中国”才是我真正兴趣所在。历史的研究也是指向当代的，我的鲁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鲁迅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充当联接“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梁。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更能体现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图。
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这同时是我的“共和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此书一出，我的共和国研究也就基本画上句号了。
这三部曲是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的。《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即展开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
而以《我的精神自传》作“合”，则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有操作层面的考虑：要写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会涉及许多还健在的知识分子，不如就写自己；更有更内在的原因：其实，我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
因此，我十分看重在书中所提出的六大问题：“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间。
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也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青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