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老屋小记

更新: 2018-03-28 09:35:34

作者:史铁生

  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也可以有除法,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呢?是因为,比如说,一岁之年是你生命的全部,而第四十五年只是你生命的四十五分之一。还可以是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二十三岁,你对它有多少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这话没有什么毛病,我是我,生产组是生产组,我走进那儿,做工,七年。但这是加法或减法。若用除法乘法呢,就不一样。我更迷恋乘法,于是便划不清哪是我,哪是那个生产组,就像划不清哪是我哪是我的心情。那个小小的生产组已经没有了,那七年也已消逝,留下来是我逐年改变着的心情,和由此而不断再生的那几间老屋,那年月以及那些人和事。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是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一个地方,我说我想去。V和我在一条街道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倍,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我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著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睛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在说我。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喧闹与时而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什么,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惟颤动的一条直线,短短的,不断地连续。这样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老太太们盼望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五六十岁才出家门,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我们干的活儿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嘛呢,能用?”A老太太很有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给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叫外汇?”

  “干你的活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们这个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你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哦,那可有很多种,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发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们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NextPage]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们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惟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笔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他们的来历,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温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嗬,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儿!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人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呢?”“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俩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是谁?”

  “我——!妈了个巴子的,行了吧?!”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

  果然有巴掌打来,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了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眦瞪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不吭声,拄着锹把抵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三子的话刺痛了我。[NextPage]

  那个二十三岁、两腿残废的男人,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健康、漂亮又善良的姑娘。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大陈旧,也太普通了,但没有别的词给她,别的词对于她嫌雕琢。别的词,矫饰、浮华,难免在长久的时光中一点点磨损掉。而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经历了千百年。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

  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

  他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他感到了活下去的必要,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百年也还是短。那时他想,必须努力去做些事,那样,或许有一天就能配得上她,无愧于上帝的允许。偷偷地但是热烈地亲吻,在很多晴朗或阴郁的时刻如同团聚,折磨得到了报答,哪怕再多点儿折磨这报答也是够的。但是总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抑或巨大的黑洞一一看不清它在哪儿,但必定等在未来。

  三子的话,又在我心里灌满了惶恐和绝望。一个傻人的话最可能是真的。

  杨树的枝条枯长、弯曲,在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上。我摇着轮椅,毫无目的地走。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却没有声音一一我茫然而听不到任何声音,耳边和心里都是空荒的岑寂。我常常一个人这样走,一无所思,让路途填塞时间,劳累有时候能让心里舒畅、平静,或者是麻木。这一天,我沿着一条大道不停地摇着轮椅,不停地摇着,不管去向何方,也许我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力气,也许我想知道,就这么摇下去究竟会走到哪儿。

  夕阳西坠时,看见了农田,看见了河渠、荒岗和远山,看见了旷野上的农舍炊烟。这是我两腿瘫痪后第一次到了城市的边缘。绿色还很少,很薄,裸露的泥土占了太重的比例,落霞把料峭的春风也浸染成金黄,空幻而辽阔地吹拂。我停下车,喝口水,歇一会儿。闭上眼睛,世界慢慢才有了声音:鸟儿此起彼落的啼鸣……农家少年的叫喊或者是歌唱……远行的列车偶尔的汽笛声……身后的城市“隆隆”地轰响着,和近处无比的寂静……但是,我完了吗?如果连三子都这样说,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你何干?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

  然后,暮色苍茫中,我碰上了一个年轻的长跑者。

  一个天才的长跑家——K,K在我身旁收住脚步,愕然地看着我,问我这是要到哪儿去?我说回家。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随便走走。他说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摇摇头。他便推起我,默默地跑,朝着那座“隆隆”轰响的城市,那团灯火密聚的方向。

  想起未开放的年代,一定会想起K,想起他在喧嚣或寂静的街道上默默奔跑的形象。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恰可以这孤独的长跑为象征、为记忆、为诉说吧。

  K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未及成年就被送去劳改,三年后改造好了回来,却总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标明“那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是“盗版”的),以免与“从来就好的”相棍淆。这样,K就在街道生产组蹬板车。蹬板车之所得,刚刚填平蹬板车之所需。力气变成钱,钱变成粮食,粮食再变成力气,这样周而复始我和K都曾怀疑上帝这是什么意图?K便开始了长跑,以期那严密而简单的循环能有一个漏洞,给梦想留下一点儿可能。K以为只要跑出好成绩,他就可以真正与别人平等,或者得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再奢侈些一一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K推着我跑,灯火越来越密,车辆行人越来越多……K推着我跑,屋顶上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辽阔……K推着我跑,“隆隆”的喧嚣慢慢平息着,城市一会儿比一会儿安静……万籁俱寂,只有K的脚步声和我的车轮声如同空谷回音……K推着我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没有停下,一直就那样沉默着跑,夜风扑面,四周的景物如鬼影幢幢……也许,恰恰我俩是鬼没有“版权”而擅自“出版”了,穿游在午夜的城市,穿揣在这午夜的千万种梦境里……

  K是个天才长跑家。他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只靠两样天赋的东西去跑:身体和梦想。他每天都跑两三万米,每天还要拉上六七百斤的货物蹬几十公里路,其间分三次吃掉两斤粮食而已。生产组的人都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临近大赛的那一个月,他才每天喝一瓶牛奶,然后便去与众多营养充足、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比赛。年年的“春节环城赛”我都摇着轮椅去看他跑。年年他都捧一个奖杯或奖状回来,但仅此而己,梦想还是梦想。多少年后我和K才懂了那未必不是上帝的好意相告:

  梦想就是梦想,不是别的。

  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要跟K学长跑,从未得到过任何教练指点的K便当起了教练。后来,这男孩的姐姐认识了K,爱上了K,并且成了K的妻子——那时K仍然在拉板车,在跑,在盼望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热恋中的K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久以来就想跟我说这句话了。他说:“你也应该有爱情,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不回答,也不想让他说下去。但是他又说:“这么多年,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很想告诉他我有,我有爱情,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那时候我还没能听懂上帝的那一项启示:梦想如果终于还是梦想,那也是好的,正如爱情只要还是爱情,便是你的福。

  U师傅有什么梦想么?U师傅会有怎样的梦想呢?

  U师傅的脚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声音,走在深深的小巷里形单影只,从不结群。U师傅走进老屋里来工作,就像一个影子,几乎不被人发现。“U师傅来了吗?”——如果有人问起,大家才往她的座位上望,看见一个满头乌发、身材顺长的老女人,跟着见一声如少女般细声细气的回答——“来了呀。”

  我初来老屋之时,听说她已经有五十岁——除非细看其容颜,否则绝不能信。她的身段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之间会令人去想:她必相信可以留驻往昔,或者不信不能守望住流去的岁月。无论冬夏,她都套一身工作服,领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紧。她绝不在公用的水盆中洗手,从不把早点拿来老屋吃。她来了,干活;下班了,她走。实在可笑的事她轻声地笑,问到她头上的话她轻声回答,回答不了的她说“真抱歉,我也说不好”,令她惊讶的事物她也只说一声“哟,是吗”。

  “U师傅,您给大伙说两句外国话听听行不行?”“不行呀,”她说,“都快忘光了。”

  小T说:“U师傅,您听D唱的那些嘀里咕噜的是外语吗?”她笑笑,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

  小T便喊D:“嘿,你听见没有,连U师傅都听不懂,你那叫外语呀?”[NextPage]

  D走到U师傅跟前,客客气气地弓身道“有阿尔巴尼亚语,有南斯拉夫语,有朝鲜语,还有印度语。”

  “哟,是吗?”U师傅笑。

  “U师傅,我早就想请教您了,您说‘杜哟瑞曼巴’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大概是do you remember,意思是,‘你还记得吗’。”

  “哎哟喂,神了。”D挠挠头,再问“那‘得噢斯绰哈特’呢?”

  U师傅认真地听,但是摇头。“一个草帽,是吗?”

  “草帽?噢,大概是the old straw hat;‘那个旧草帽’,是吗?”“‘哟给喂突密’呢?”

  “you gave tome,就是‘你给我’。哦,这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的那个旧草帽’。”

  D点头啧舌,翘着大拇指在老屋里走一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小T快乐得手舞足蹈:“哇老天,D哥们儿这回栽了吧?”

  D不理小T,说:“U师傅,我真不明白,您这么大学问可跟我们一块儿混什么?”

  L大妈的目光敏觉地投向U师傅,在那张阻挡不住地要走向老年的脸上停留一下,又及时移开:“D,干你的活儿吧,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听说U师傅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西语系,听说U师傅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很多年工作也就没了。听说U师傅没结过婚,听说不管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

  U师傅绝对是一个谜。老屋寂寞的时刻,我偶尔偷眼望她,不经意地猜想一回她的故事。我想,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守口如瓶,就连老屋里的大妈大婶们也分毫不知,否则肯定会传扬开去。

  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应该是一份不能随风消散、不能任岁月冲淡的梦想,否则也就谈不上悲剧。应该并不只是对于一个离去的人,而是对于一份不容轻置的心血,否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你又是甘心地守望着什么呢?等待他回来?我宁愿不是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如果他不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守望,就一定是荒唐的么?不应该单单去猜测一种现实——何况她已经优雅而平静地接受了别人无法剥夺的:爱情本身。她优雅、平静但却不能接受的是:往日的随风消散。是呀那是你的不能消散的心的重量,不能删减的魂的复杂,不能诉说的语言绝境,不能忘记的梦之神坛或大道。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并不重要。

  有一次小T去U师傅家回来(小T是老屋惟一去过U师傅家的人),跟我们说“哇老天!告诉你们都不信,U师傅家真叫讲究喂,净是老东西。”

  D说:“有比L大妈还老的东西?”

  小T说:“我是说艺术品,字画,瓷器,还有太师椅呢。”D说:“太湿,怎么坐?”

  小T说:“你们猜U师傅在家里穿什么?旗袍!哇老天,缎子的,漂亮死了!头发挽成警,旗袍外面套一件开身绣花的毛坎肩,哇老天,她可真敢穿!屋里屋外还养了好多好多花……”

  U师傅的梦想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

  B大爷七十多岁了。砌砖和泥、立柱架梁、攀墙上房,他都还做得。察领导之颜、观同僚之色,他都老练。审潮流之时、度朝政之势,他都自信有过人之见一一无非是“女人祸国”的歪论、“君侧当清”的老调。B大爷当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里走过来,竟奇迹般没留下一点儿伤残。不过他当的既非红军,亦非八路,也不是解放军。他说他跟“毛先生”打过仗。

  “哪个毛先生?”

  “毛主席呀,怎么了?”

  “哎哟喂B大爷子!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能瞎叫别的?”

  “不懂装懂不是?‘先生’是尊称,我服气他才这么叫他。当年我们追得毛先生满山跑,好家伙,陈诚的总指挥,飞机大炮的那叫狂,可追来追去谁知道追的是师傅哇?论打仗,毛先生是师傅,教你们几招人家还未准有工夫呢,你们倒他妈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打!作死!师傅就是先生,‘先生’是尊称,懂不?”

  “满山跑?什么山?”

  “井冈山呀?怎么着,这你们又比我懂?”“哪里哪里,你是师傅,呵不,先生。”

  “噢哨,不敢当不敢当。”B大爷露出一嘴残牙笑。[NextPage]

  他当过段祺瑞的兵,当过阎锡山的兵,当过傅作义的兵,当过陈诚的兵。

  “那会儿不懂不是?”B大爷说,“心想当兵吃粮呗,给谁当还不一样?我看枪子儿找不找你的麻烦。饥荒来了,就出去当两天兵,还能帮助家里几个钱。年景好了就溜回来,种地,家里还有老娘在呢。唉,早要是明白不就去当红军了?”

  “您当兵,也抢过老百姓?”

  “苍天在上,可不敢。冲锋陷阵,闹着玩的?缺德一点儿枪子儿也找你。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瞎说,枪子儿可是长眼。当官儿的后头督着,让你冲,你他妈还能想什么?你就得想咱一点儿昧良心的事儿没有,冲吧您哪。不亏心,没事儿,也甭躲,枪子儿知道朝哪儿走。电影里那都是瞎说。要是心虚,躲枪子儿,哪能躲得过来?咣当,挺壮实的一条汉子转眼就完了。我四周躺下过多少呀!当了几回兵,哪回我娘也没料着我能囫囵着回来。我说,娘,你就信吧,人把心眼儿搁正了,枪子儿绕着你走。”

  “B先生,枪子儿会拐弯儿吗?”“会,会拐弯儿。”

  你惊讶地看着B大爷,想笑。B大爷平静地看着你,让你无由可笑。B大爷仿佛在回忆:某个枪子儿是怎样在他眼前漂漂亮亮地拐了弯儿的。

  “这辈子我就信这个,许人家对不起你,不许你对不起人家。”在基建队,B大爷随时护着三子,不让他受人欺侮。

  晚上,三子独自东转西转,无聊了,就还是去B大爷那儿坐坐。

  生产组的新车间盖好了,B大爷搬去那两间老屋里住,兼做守卫。木床一张,铺盖一卷,几件换洗的衣裳,最简单的炊具和餐具,一只不离身的小收音机——B大爷说“这辈子就挣下这几样儿东西,不信上家里瞅瞅去,就剩一个都折腾不动的水缸。”

  三子到B大爷那儿去,有时醉醺醺的。B大爷说“甭喝那玩艺儿,什么好东西?”三子说:“您不也喝?”B大爷说:“我什么时候死都不蚀本儿啦!喝敌敌畏都行。”三子说“我也想喝敌敌畏。”B大爷喊他“瞎说,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来,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三了便愣着,撕子上的老茧,看目光可以到达的地方。

  B大爷对旁人说“三子呀,人可是一点儿不傻,只不过脑子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而人并不傻,真是非凡之见。这很可能要涉及艰深的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说,你演算不出这非凡之见的正确,却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从老屋往北,再往东,穿过芜杂简陋的大片民居,再向北,就是护城河了。老城尚未大规模扩展的年代,河两岸的土堤上怪柳浓荫、茂草藏人,很是荒芜。河很窄,水流弱小、混浊,河上的小木桥踩上去嘎嘎作响,除去冰封雪冻的季节,总有人耐心地向河心撒网,一网一网下去很少有收获;小桥上的行人驻足观望一阵,笑笑,然后各奔前途。

  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著。烈日晒了一整天的河水疲乏得几乎不动,没有浪,浪都像是死了。草木的叶子蔫垂着,摸上去也是热的。太阳落进河的尽头。蜻蜓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的轻触几回方肯落下,再警惕着听一阵子,翅膀微垂时才是睡了。知了的狂叫连绵不断。我盼望我的恋人这时能来找我——如果她去家里找我不见,她会想到我在这儿。这盼望有时候实现,更多的时候落空,但实现与落空都在意料之内,都在意料之内并不是说都在盼望之中。

  若是大过后,河水涨大几倍,浪也活了,浪涌浪落,那才更像一条地地道道的河了。

  这样的时候,更要到河边去,任心情一如既往有盼望也有意料,但无论盼望还是意料,便都浪一样是活的。

  长久地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什么启示。“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

  那两间老屋便是一个浪,是我的七年之浪。我也是一个浪.

  谁知道会是光阴之水的几十年之浪?这人间,是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河边,K跑来告诉我:三子死了。“怎么回事?”

  “就在这河里。”

  最大的时候,三子走进了这条河里;在河的下游。

  “不能救了?”

  我和K默坐河边。

  河上正是浪涌浪落。但水是不死的。水知道每一个死去的浪的愿望——因为那是水要它们去作的表达。可惜浪并不知道水的意图,浪不知道水的无穷无尽的梦想与安排。

  “你说三子,他要是傻他怎么会去死呢?”

  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一个傻子也会想,也是生命之水的盼望与意料之浪。

  也许只有B大爷知道:三子,人可不比谁傻,不过是脑子跟众人的不一样。

  河上飘缭的暮露,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那也是水呀。只有知道了水的梦想,浪和云和,才可能互相知道吧?

  老屋里的歌,应该是这样一句简单的歌词,不紧不慢反反复复地唱:不管浪活着,还是浪死了,都是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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