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 维
赵燕翼老师溘然长逝，离我们远行了。
赵老师从194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地震》至今，60多年笔耕不辍，出版短中篇小说集《草原新传奇》、童话故事集《金瓜和银豆》、散文随笔集《我从黄土高坡走来》等10多种作品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文学精品。他的作品语言优美，音节铿锵，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曾得到过茅盾先生的赞誉。一些作品还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本介绍给国外读者。代表作短篇小说《桑金兰错》和童话集《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还分别被选入《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和《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一个作家两种不同体裁的作品，能同时在两个不同体裁的“中国百年经典”选本中分别入选，这在众多甘肃作家中，还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
我是从读赵老师的作品认识老师的。我喜欢他的作品，更敬仰他的人品。他的作品为甘肃文学赢得了盛誉，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摆名作家的大架子，而总是谦和地生活在甘肃文学的大家庭之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省文联副主席、正厅级离休干部，在省文联和省作协举办的一些会议或活动中，在如今官本位盛行的年代里，却很少能在领导的座位上发现他，而总是看见他坐在群众席上，跟中青年作家们一起谈笑风生。我小赵老师19岁，我们之间应该是两代人了，可老师从来不把我们这些晚辈当晚辈待，总是慈善地称我“老弟”。在他送我的所有著作中，都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许维老弟惠存教正”的谦辞。最让我难忘的是，2002年元旦那天，他不顾自己已经76岁的高龄，从雁滩乘公共汽车到五泉山，又吃力地爬上我家7层楼梯，亲自送来他新出版的精装5卷本《赵燕翼儿童文学集》。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劝他多坐一会儿，吃完饭再走。他却执意不肯，说是还要给同院的另一位朋友送书。我挽留再三，他还是只喝了一杯清茶，便又拎着厚厚的一包新书，匆匆离去了。
2005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赵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是相邀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坐坐。因为其时刚过罢春节不久，人们还都沉浸在互相拜年的氛围里。我没有多想，当即兴冲冲地就去了。谁料，进门一看，满屋子一派祝寿的喜庆气氛。赵老师身着崭新的紫色唐装，神采奕奕地在不大的客厅里迎候着客人，这才知道是老师的80大寿。先后赶来的也都是一帮熟悉的中青年作家，大家都同我一样，谁也不知道是老师的生日，谁也没想到捧个大蛋糕为老师祝寿。我们忙说，要给老师买寿糕去。赵老师却和善地劝阻说：“不用，不用了。我的生日不是今天，昨天孩子们已经为我祝过寿了，今天只是想同大家一起坐坐，说说话儿。”我们便只好坐下来，共同举杯，为老师祝寿。大家把酒当歌，畅所欲言，谈创作，谈人生，谈社会，一直谈到很晚很晚。其情其景，使我至今难忘。
迈过“80”后的这几年，赵老师的创作进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除了出版回顾性精品文集《赵燕翼文学精品集》外，一些童话作品还分别被选入《中国最美的童话》《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等多种重量级儿童文学选本。我们每次见面，几乎都能听到他最近又有哪篇作品被选入哪本选集或丛书的喜讯。去年金秋，他还阖家驱车数千里，赴新疆探亲访友，不料今年春节刚过，肾癌的病魔竟悄悄向他靠近。医院决定手术治疗，老师不愿做，就提前出院了。我去看望时，赵老师刚刚出院三天。老师消瘦多了，但精神尚好，谈笑亦如往日一样慈祥、豁达。他对病情很泰然，在医院就要来拍片和化验结果自己分析病情。回到家里后，又搜集治疗癌症的各种信息和偏方，积极应对。他淡定地说：“我很达观，癌症并不可怕。七八十岁以上死亡的老人中，百分之八十都有癌症，但并不是都因癌症去世，真正死于癌症的不过百分之六十。”谈话间，他还把他搜集整理的有关癌症患者饮食起居的“剪报集”小本子拿给我看。本是去看望老师的，倒像是老师在宽慰我。看到他这样好的精神状态，我来时伤痛的心里稍稍宽慰了些许。
窗外的柳丝吐着嫩绿的新芽，迎春花的枝条上绽出米黄色的花蕾。我默默地祈望，祈望赵老师病情能像那些熬过严冬的草木一样，有一个新的转机，祈望我们还能像那年一样，再为他老人家的寿辰举一次酒杯。可是，没有能够。还没有来得及再去看望，他已溘然谢世，驾鹤西去了。悲恸中，我从书柜里取出赵老师送我的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作品集，再一次细细捧读。这些作品多次再版，深受读者的喜爱，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这是一个优秀作家留给社会的财富，留给我们，不，留给这个世界的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