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上的父亲
黄宗江
一位编辑朋友来电话，说是正在组一辑“父亲节”的文章，要我也写一篇。
这“父亲节”属西方礼俗，我做为中国一人子人父从未过过，但这的确是个值得提倡的好节日，应附议求同。我生于1921年，已是五四之后，在我家和我自己身上已不存封建孝道，但还是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的，也可说孝还是孝的，顺则未必也。
我父亲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无需列传;但总得略报家门，才能说明他是怎样的无关重要。我父黄曾铭，字述西，小名阿贝，浙江瑞安人氏。据推算，当生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其父和其祖父均为清翰林。我父清末留日，学电机于东京高工，毕业回国后居然也赶上了进入最后一科的洋翰林。人民国，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1932年原职调青岛，1934年死于伤寒。一生似无大事可纪，但对自家子女的影响，性格形成，还是重要的。
他死时才四十七岁，我这长子十三岁，现在我七十三了，一别六十载矣。
记得我和妹妹宗英弟弟宗洛等在棺前守灵，四叔自家乡来奔丧，他长得和爸爸很像，方进院门，就被小弟弟宗汉一眼看见，那时他才三岁(如今也六十三了)，直奔上楼，向妈妈高呼着“爸爸又活了!”其清脆震人的声响至今犹在我耳。爸爸当然是不能再活了。那些日子我常梦见爸爸。我在梦里对他说：你是爸爸，可是你到底是死了，我还是有点害怕，今后……此后他再未入我梦，六十年过去了，我是忘了他，但又时常记起。我从小至今爱吃的东西几乎都是他带着我去吃的一一从北京街头的热油炸鬼，到南味的糍饭、咸豆浆，以至日本料理的“鸡素烧”……
我尤其记得他带着我去看过的京戏，从梅兰芳、杨小楼，直到陈德霖、龚云甫、王长林……我日后以戏剧为终生职业源于此。我在学校同乐会上演京剧、话剧、乃至歌剧，父亲都是我最早的最最热烈的观众。他对母亲说过，干脆把老大(即我)送富连成或戏校。可惜我噪子属破锣。
我们应属所谓“书香世家”，但父亲从未命我读任何一本书。又是他，多次带着我和老二(时老三老四小妹尚小)从厂甸转入杨梅竹斜街，商务、中华、世界诸大书局均在街内，信远斋也在，购书之余，少不了喝两碗酸梅汤。走出斜街，把口又是开明、北新诸新书店，在这些庙堂里我初识叶圣陶、安徒生、谢冰心、周氏兄弟……《爱的教育》《十五少年》《鲁滨逊飘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
我父亲是学电机的，不是学者，又不治文史，书房里的书并不算多，但有两大箱黑漆红字的《四部备要》，分陈经史子集。我也难无师自通，但总算从此得知世界上有孔孟庄荀李杜太史公……书架上还有一大套巨册的日本精印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美术知识以至美学观念的起点，遗憾的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顶点了。其他重要的还有两巨册《戏考》，一套十几册的《福尔摩斯》。
父亲从未要求我们读过什么，甚至对我们的课业也从不过问。乃至我父亲死后，亲友父执偶对我这老大说两句今后要好生读书之类，我竟感到是一种从未领受过的训诫。
我也没听见我父亲的日常语汇里出现什么政治术语，诸如最通常的“民主自由”之类，但看来他是极其民主、自由的，又不是放任的，对子女还是有家教家序的，以身教代言教的，甚至身亦不显。所以我家家风，相传至今，对民主与自由是崇尚的，但对极端民主与绝对自由之类也是从无幻想的。
当然，父亲生于斯世，也不可能是全然脱离政治的。我很小时就听母亲说过，父亲留日回来，原被邀去“南满”工作，那就赚大钱了，但父亲坚持到北京。他留日，甚通日语，有不少日本朋友。有一次母亲给我看父亲给她的信，说是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上，听见日本人谈话，明目张胆地谈及侵略中国的意图。父亲极其愤慨。记得他有一次苦笑着对我们说：“爸爸要参加共产党了!”
当属戏言，似亦话出有因。
以上所述均属烦琐，惟有一件可称险遇奇遇的事，就是我父亲曾遭沉船，已淹没昏死，被打捞救活。这次可真是“爸爸又活了”一次，那时候还没有我们。是小时候先听妈妈给我讲的，后来她又交给我一篇我父亲得救后在报纸上发表谴责当局尤其航政的文章，是号外传单似的单，半文半白，极为激昂愤慨。这是我看见过也保存过的唯一的父亲的一篇文字，惜佚于文革抄没。我至今隐约记得零星语句。那时他和我母亲尚未结婚，他是自上海或宁波、沈家门乘亦官亦商的招商局轮船返乡温州准备成婚的。我大伯同行。海上风清月朗，却与另一商船撞碰。另船难以靠拢，居然掉头而去。父亲所在船的救生艇又多陈旧难以操作，仅放落了少数。旅客们纷纷一拥而上。我父先服侍其长兄登艇，又帮助一些妇孺登艇。她们或失鞋落帽，或抱不动了孩子，一一要我父亲相助，父亲均援之以手。他目送救生艇远去，自己又折回船舱，带上了受人之托的信件，因感天寒加上了一件丝棉袍。他走出船舱，却见远去的救生船艇沉没。脚下的轮船亦渐下沉，他自己攀登桅顶，抓住桅杆，终难持久，坠落大海淹没。
幸亏是在回舱取信件时加了件丝棉袍，乃得沉浮水中。据说还是后来搜寻的船只在搜寻无望返航时，一浆打中了正浮起来的他，才得救。父亲在文章中提及：自己未得保全长兄有愧有罪于长嫂，家乡还有已故前妻的两个幼女在翘盼，定聘之妻待嫁——他激烈地谴责了当局的弊端。又提到了危急昆乱之际，船上诸姊妹遣他代为抱孩子提鞋，他是甘做姐妹们的“奴仆”的。(时尚无劲人民服务“或”助人为乐等词汇。)他说自己之所以能置身度外，是由于少辱时读过《鲁滨逊漂流记》……
……在早已消逝的母亲的叙述里，父亲的文字里，此次沉船经历所显示的父亲的临危不乱，助人为乐，抨击时弊……这一切，我无以名之，或可说是父亲的沉船精神吧，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做人，我们各自的小小几十载的一生。
199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