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土记忆是乡土作家独特的创作资源，同时也是他们在写作中必须予以突破的局限。作家彭家河将乡村记忆整合到城市记忆中，用反身性的历史眼光去审视个体自我的延续与发展，并将之与极盛现代性下本土化向脱域现象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由个体的自我回顾与追寻，走向对存在性问题的探询与思考。他的《瓦下听风》以充分的知识分子自觉，以审美和反思的眼光完成了对个体生活经验的超越，跳出对个人和群体记忆的单纯抒写，并辅以奇妙的思考和将细微之处写得深透动人的扎实文字功力，上述种种赋予彭家河的乡土散文很强的内容张力，同时也使他在作品中完成了乡土作家的自我身份突围。
关键词：乡土文学；身份突围；彭家河；瓦下听风
草木故园、麦子的流年、远去的乡村……彭家河在散文集《瓦下听风》中，站在过去与现在接壤之处，用农具、铁锈、麦子、米、草、失踪者、捕风者、妄想者等一系列看似陌生的意象，娓娓道来，勾起每个人心底共有的情绪，那是后传统时代整个社会的乡愁。怀旧的话题在今天本身也已经旧了，且在高歌猛进的技术狂流中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在表面的陈旧与感伤之下，时代更迭过程中的情绪转换始终有待完成，快速的生活节奏使我们的自我总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在失去牢固自我的惶然之中，已被定格在时代洪流中的泛黄旧日，便有着格外的温情与暖意。作为一种情绪，怀旧赖以产生的载体是回忆。虽然回忆总是主体性的，但正如安格拉·开普勒所言“任何个人回忆都超出了纯私人回忆的范围”①，个体的回忆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所以回忆的内容尽管是具体而私人的，但唤起的内在情感却可以是共通的。
现代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然逐步被社会化的过程，“自然终结了”。从乡村走出来的彭家河，既目睹了城乡差别，也见证了乡村城市化进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同时感知时代变化的他，有着比城里出生的人更强烈和直接的体验。尽管这种体验对于大部分城里人来说是遥远而陌生的，但彭家河借助于富有张力与细节的文字，从原本属于相对少数人的乡村记忆写起，写出了一个时代的乡愁，唤起普遍的共鸣。伤感的情绪表层之下，是彭家河用细腻的文笔与哲理的思考，与时间展开的反身性对话，他站在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记忆之桥上，回顾反思，重提在极盛现代性中被以制度性方式压抑着的存在性问题，并努力探求答案，在寻求个人层面的自我统一性的同时，他完成了乡土作家的身份突围，也回应了时代赋予作家的任务，将个体经验与时代记忆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探寻带动着读者一起去探问着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一、跳出“人情”，写“物情”、动“世情”
《瓦下听风》虽然是基于个人经历的书写，但难得的是作者很好地把握了个人情绪抒发的分寸。散文往往以情感人，在很多散文中，“情感”成分占到了很大比重，有时候作者把握得不好，甚至会情胜于文，给人浮泛之感。彭家河的散文中也有“情”，却不仅仅是“人情”，而且善于把个体化的私人情感转换为“物情”，上升到“世情”，不纠结于个人化的情绪而是将其自然过渡到共通的情怀，他把个人心底的疑虑与感伤揉碎，融进笔底事物中，写事物、写乡村生活记忆、写在时代转换过程中我们心中的惶惑与茫然，因此虽然所写之物多为旧时乡村物事，但却能引起读者们的共鸣。
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出版技术带来的便捷，今天的文学写作已经由个人化写作发展出私人化写作。当代文学的主观色彩总体上越来越浓厚，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抒发个人情绪的文字，甚至一些颇有市场的小说，一旦将里面呓语式的抒情文字去掉，剩下的故事本身便残破而单薄。在太多沉迷于自怜、自伤的自我表达令人发腻之际，彭家河以极为沉静的笔触，认真而细致地描写猩红惨绿的锈、灰白细碎的米……于琐屑细微之处，纵横捭阖，写物论世，颇令人耳目一新。
彭家河笔下所写之物，多是乡村农家之物，麦子、农具、铁锈、碓窝、石碾……这些事物的意象本身在时间上是属于乡村的，代表着过去的、旧的，在内容上却又是很多人不熟悉的，因而虽然是新鲜的，却也可能因为心理上的疏离感而难以激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然而，凭着对世对物的深情凝望与天马行空的联想力，彭家河从这些看似缺乏吸引力的陌生事物说起，出人意料地展开，让人跟随他的思想作一次奇妙的旅行，从陌生的他者开始，最后回归自己的心灵。
他写锈，“那些专门用来打谷的手摇打谷机、专门打麦的脱粒机，则要整整闲置一个对年，这漫长的一年，足够它们在梅雨季节染上锈病，让那些从湿气中生长出来的红锈绿锈爬上铁的皮肤，噬咬铁的筋骨。在没有农事的季节，农具的铁都在悄然无声的与锈战斗。”（《锈》）透过农具身上的铁锈，他看到农具的闲置，看到农事的衰颓，从农具锋刃的锈蚀，叹息农耕时代的式微。
他写碾与磨，“在碾滚和磨扇上，都有一个粗实的木架，牢牢固定在石碾滚和磨扇上，一端插入根木杆，用绳子拴在牛肩的木枷上。只要吆喝一声走，蒙着蒙眼壳的牛们便自觉地一圈一圈像钟一样，拖动着秒针一样的木棒和沉重的碾子或者磨盘转动，碾滚或磨盘下的谷子麦子转眼变得粉碎。现在想来，乡下的生命就是这样在岁月一轮一轮的重压下变成了尘埃。”（《染房头（组章）》）碾滚与磨盘周而复始地沉默转动，磨碎的不光是农作物，还有时间与岁月。从而，锈、农具、碾与磨这些乡村事物，触动的便不是只属于农耕时代的感伤，更折射出技术时代人类普遍的心灵问题：当技术发展突破了空间的界限，改变了我们身处空间的结构，一方面我们越来越难以靠自身的直接经验去把握生活与社会，获得有根有据的认识，另一方面，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我们无法切实感知到的远方发生的事情，却可能切实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人因此而多少感觉到茫然无措，丧失了内心的稳定感，于是才有了对乡村故土、对过往的追忆与怀想。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彻底技术化的世界。技术改变的不只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也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人类个体生来皆是尚未完成的状态，人的本质是在存在中生成的。由于人始终处在一种有待完成的过程中，所以会本能地寻求秩序与稳定。这种秩序与稳定便是在过去的千百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化、制度、习俗等。而近代世界技术日新月异，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便已成为过去，曾经带给我们稳定感的制度、文化、习俗、传统，努力地想要跟上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从而原本清晰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流动不居。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受到这种灵魂流离失所的痛苦，便转向内心经验去探求稳定。“当围绕着个体的种种制度正处于一种变化的过程之中或者被拆除，却把他留在真空之中照顾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只好靠以自我为中心来合理地行动了。”②
近代社会的非制度化消减了社会秩序的客体性，人的主体性增强了，心理上的稳定性却降低了。当外在经验的范围越来越广阔，越来越间接，从而丧失了现实感的时候，人们唯一能够仰仗的只有自我。但自我本身并不是固定的，它是通过反身性思考形成的个体统一与连贯性，是流动的也是建构的。“自我并不具有客观的延伸和毫无疑问的连续性。但是它可以从某个当下点出发，作为后顾的或前瞻的意识来延展自己。借助于意识可以获得生命的过去阶段，并把它整合到自我之中。被洛克称为‘意识’的东西实际上是记忆的一种功能；是在时间之内的整合力，是自我控制、自我组织和自我建构的机构。”③安东尼·吉登斯说过，“‘与时间展开对话’恰是自我实现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任何给定时刻，它都是使生命趋于圆满的必要条件。”④所有的自我寻找，都离不开对过去的回顾与反思。
过去是历史，承载着我们成为如今所是的过程，过往也就成长为我们的根，是存在性问题意义的来源，并且因为已然完成而具有一种类似于质的稳定性，这种质的稳定会带来人内心的秩序感，进而影响到人的安全感。而未来本身尚未完成，意味着变数的存在，既代表着机遇，也预示着风险。当人在未来的多种可能中承担风险作出选择时候，他既依靠从过去获得的意义，也依靠现时的在场经验。但传统在全球化的浪潮与科技飞速前进的脚步中变形、远去，人们不仅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借鉴，更必须面对生活世界比以前广袤得多的现实。现实情况是，人们可以依赖的经验变少，而必须从中作为选择的可能性却成倍增加了。自由选择意味着从各种可能性中选择其一，更意味着舍弃其余所有可能性，这是一种冒险。现在，这种风险比以前增加了，人们心底对旧时光的怀想，一定意义上其实是对稳定与安全的依恋。这样的情绪，不因城乡差别而有所分野，而是为所有人所共有。是以，彭家河的《瓦下听风》尽管由只属于少数人的陌生事物和个人的回忆开始，最终却唤醒所有人心底共同的迷茫，由物情、我情而世情、人情，这样自然而然地过渡与升华，离不开作者本人精妙的文字驾驭能力与敏锐的沉思。
二、哲学思考提升感性深度
写作者的笔底流出两样东西：有形的文字符号，以及附着在这有形文字符号上的无形思想。虽然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思想必须借助文字才能有效表达，但是假如离开了思想的凝聚，再精致的文字也只能是无意义的梦呓与呻吟。彭家河散文的另一大特点，在于他非常善于从细微物事中展开哲理性的沉思，从而使得文章在情与思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所以他的文字与世与物具深情，于字于句得深意，文中虽有哲思，却因有情而不至于沦为说教，句中虽有情怀，却因有思而不至于泛滥。
最典型的是他写《壳》，用很长的篇幅来描写各种“壳”。乡村里才有的谷壳、树皮、野草、浮萍等表皮，是壳，它们是乡村的物质外衣；“乡村”作为一个词语是壳，包覆和指代整个乡村生活；不管是作为一种空间结构的“乡村”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乡村”，它们都具有的界限的意义，或有形或无形，却同样地构成对人的拘限；凭着知识这双隐形翅膀，冲破乡村之壳，飞到城市的广阔天空，却又得努力打拼，只为拥有一间自己的蜗牛壳；“壳牌”作为特定的品牌，名称里有“壳”，代表的却是工业文明对乡村之壳的入侵；在城市里，赁屋而居，四处飘荡的农民工是无壳的蜗牛，“壳”既是指他们肉身的安放之地、遮风蔽雨之所，也指他们在石屎森林里无处寄托的归属感；在工业时代，“壳”还意味着人们失去的心灵之壳，那使我们心底的柔软与敏感不至于荒芜粗砺的秩序感与稳定感。壳是内在之所以凭附的物质外衣，也是抵御侵害的坚硬铠甲。壳可以是人们栖居之地，充斥着各种人情世故、邻里温情，壳也可以是空洞苍白、一片虚无。壳既可以提供给我们安全感，同时也会束缚我们飞翔的羽翼。
从提供安全感的保护层、避风港，到人在被异化成为单向度的人之后心灵上麻木的硬痂，从追逐物质与财富过程中被忽略的心灵的防弹衣，到农民工进城后凋蔽的乡村空壳……彭家河像一位语言的外科医生，凭着对文字的精微理解，用手术刀一样的笔，游走在词语丰富的意义层之间，将“壳”这个词所具有的丰富、异质甚至彼此冲突的含义，一层层分解给读者看，引导读者去体味“壳”的丰富意味以及自身与“壳”之间的复杂关联。
不单单是“壳”，锈也是如此。锈本是人们厌恶而必欲去之的琐屑物事，他却从农村里农具上恣意漫延的锈，联想到城市也是一种无形的锈，铁锈磨蚀的是农具的锋刃，城市之锈则隐秘地将乡村穿透。肉眼看不见的锈迹悄然侵蚀铁器的缓慢过程，在彭家河笔下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最坚硬的铁、最锋利的刃，沦为最先溃败的防线。工业时代的生产活动，因为生产者与产品的分离，被思想家们称作异化，在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眼中，工业时代意味着传统社会稳定性的丧失，但在弃农务工的农民们看来，这异化的劳动却有着不受天时影响，每一分付出的回报都看得见、可量化的清晰与稳定。坚硬与脆弱、动荡与稳定……那些矛盾对立的特质，被彭家河用自己独到的思考串在一起，就那样彼此映衬着，呈现在我们面前，让读者在惊异的同时，也陷入同样的思索中。
这样的文字在《瓦下听风》中还有很多。在《亮》中，从亮到电，彭家河写出的不仅是照明技术的变革，更引人思索人类从依靠自然节奏生活到依靠机械节奏生活这一转变背后蕴藏的深义。电灯的问世带来的不仅是照明方式的变化，更改变了我们的时间尺度。以前我们按照天体运动的规律安排时间，现在我们按照时钟的机械尺度来安排时间。以前我们白天靠天光，夜晚靠亮，而现在，我们白天夜晚都开着电灯，日与夜的分野不再由光线的明暗、天然与人工来决定，区别仅仅在于钟表指针指示的数字。钟表和电灯一样，都代表着机械时代，代表着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后农业社会的转变。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和工具化的，自身具有遮蔽性的它，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学者专家从理论的角度对这种影响进行探究分析，彭家河则用感性的生花之笔，将这种深邃的思考转化为感性的沉吟。
在《瓦下听风》中，你常常可以遇到成对出现、彼此矛盾的意象，它们原本是对立冲突的，却被彭家河的文字融洽地聚合到一起，新与旧、光与阴、草木兴旺背后的人丁零落，繁盛枝叶诉说的落寞荒凉……原本各执一端的力如今被文字编织成水乳交融的整体，先前的冲突成了张力，便显示出奇妙的丰富与质感来。比如他写米，把米的不可或缺与千篇一律放到一起，从一粒米上看到沧海一粟，看到人的渺小与平凡，在技术乐观主义泛滥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谦卑自省，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了对技术垄断时代的诘问与反思，彭家河的散文里还有着对人类存在的本源性追问。在《妄想者》里，他跳出外在时间和思考的现时性，在意识内在时间里，去凝视岁月流逝即自然时间中的自己，追问人生的不同可能性。“这些，只能设想，在各种可能被一一否定后，我才清楚的觉得，这几十年，生活得其实是多么偶然，换另一种生活的时候随时可遇，然而却又偏偏选择了目前这种方式。”哲学家赵汀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内在时间，人就失去主体性，就只是与万物无异的自然存在。内在时间永为现时，因此超越了流失。意识以现时为原点和出发地，让意向性双向地投向过去和未来，在过去和未来里形成任意远近的意向落点，就是说，意向性可以任意安排事件的显现顺序。”⑤所以，不论是对人生可能性的向前追问，还是对事实意义的向后回顾，彭家河的散文里始终体现出的是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首先表现为一种探究的态度，他不仅仅是存在着，更在追问何以如此存在，探究应该如何存在。
在阿甘本眼中，“真正的当代人，真正属于时代的人，正是与时代格格不入而又不去自身调整以便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潮流的人，可是正因为与时代脱节或不合时宜，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理解所在的时代。”⑥彭家河正是这样一位“真正属于时代的人”，他不仅生活在这个时代，更试图去弄明白这个时代。正因如此，彭家河的散文尽管抒写的人与事再具体不过，却不流于细碎与单薄，文字中虽然没有宏大叙事和华丽修辞，却自有一种深意引人思索。他写的是自身经历，却超越了原生态、自在性的生存体验，虽然受益于自己由乡村而城市、由农家少年而城市作家的在场生活经验，却没有被束缚于此，而是不断有意识地作出超越自我身份的突围，把对乡村的凝望与离乡入城的惶然，引向了对时代乡愁的抒写与回应。
三、身份突围的理性自觉带来内在张力
《瓦下听风》字里行间有一种静气，颇有引人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暂时抽离，时光之流放缓脚步之感。造成这种奇妙感觉的，是彭家河细腻而沉静的描写。表面上看，这是得益于作者对物的深情凝望，但在这深情凝望的背后，却暗含着彭家河在完成从农家子而文化人的现实身份转变后，进一步在心理上实现了身份突围的理性自觉。
儿时农村生活的经验成为彭家河独特的创作资源，但专业作家的身份自觉却使他不甘于仅仅靠经验的独特性去写作，还要运用深刻的思考与敏锐的感知，一方面用文人的审美才具去对农村体验进行包装，另一方面又超越了个体记忆的局限，以历史文化的思考和作家的人文素养，去拓展内容的表现力。
作为一名作家，彭家河文字的细腻首先得益于他的文字功底。他的文字有时候像影片中的慢镜头特写，把一个非常小的动作场景，以极慢的速度和高清晰度的画面展现给你看，同时将动作本身发出的细微的声音放大给你听。在他的文字里，常常看到的是对小和慢的放大。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作家很多，乡村经验成为他们人生的滋养，也成为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然而对乡村经验的回忆如果仅仅停留于个体经验的复写，就很超越个人和群体记忆的展现，容易把艺术降格为体验，从而缺乏现实深度与感染力，从而使得原本是优势的乡村经历，反而成为一种枷锁和束缚。
曾经是乡间农家子，现在是城中文化人，在将个体生命的这两个阶段统一起来的同时，彭家河也完成了身份的突围与自我的建构。“自我的建构是一个持续地、有生产性地对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可能性进行自我整合的结果。”⑦如果他停留在过去的乡村记忆里，就无法在城市的现实中自如地生活，但他也无法与过往的经验彻底切割，那样意味着自我的割裂。事实上，怀旧和不安这些时代病，背后的症结正是在于本土性早已被远距离影响完全渗透的今天，个人难以把过去的具体经历与关于未来的可能性整合起来。作为时代中的一员，完成这种身份突围，实现自我整合，是个体生存的心理诉求。而作为一名作家，将这种突围的过程记录下来，以感性的方式启示、引领着读者去寻求存在性问题的个体答案，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个体经历具有不可复制性，这既是它存在的根据，是它与非它相区别的界限与皮肤，同时也是它与世界之间的隔阂。既要保持个体经历独特性，同时要回应时代赋予的责任，彭家河的解决方式是将个人的特殊经历与时代的变幻结合起来，从对个人回忆中深入到社会的更大意义领域中去。“每一种当今之中固然都有许多个人的特殊经历，但这些个人经历总是对一定事情和意义领域的反映，而且这些事情和意义——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乃是公众可及的，不管这个公众为数是多是寡。这就意味着，任何个人回忆都超出了纯私人回忆的范围；它处于从一个较大的事情和意义领域到另一个已是在行为中不再可及的生活领域的活动状态之中。”⑧
所以，在《瓦下听风》中，彭家河写了“乡村进化史”，也写了“城市心灵史”和“大地编年史”。如果说乡村代表着过去，城市则意味着当下，而大地所隐喻的是更大的生命背景——存在。当乡村出身的作家，不再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终结的伤感之中，不依仗乡村体验来吸纳好奇的读者，也不靠对牧歌式的田园时光的浪漫抒写和为之逝去而伤怀的情绪来打动人，他就已经完成了从乡村出身到城市文人的身份突围。他把乡村记忆整合到城市记忆中，用反身性的历史眼光去看到个体自我的延续与发展，也看到这个时代的剧变。他呈现的是个体的历史，追问的却是所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正是彭家河散文内在的丰富性和张力所在。
《瓦下听风》虽然处处充满着小的细节，精微从容到让人觉得时间恍然凝固，却始终有着时代与存在的大视野，既深且广。而在细节的精妙与视野的开阔之间，搭建起联结之桥的，是彭家河扎实的文字驾驭能力、深邃的思考与纵横的想像力。在完成个体自我回顾与追寻的过程中，彭家河通过对存在性问题的感性探询，回应了时代赋予作家的任务，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写作，与早年的乡土经验拉开一定距离，用审美和反思的眼光完成了对个体生活体验的超越。
注释：
①⑧［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第87页。
②［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何兆武、何冰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92页。
③⑦［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3页，第104页。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⑤赵汀阳：《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⑥转引自赵汀阳《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