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从记忆深处搜寻武侠小说的身影，然而，所得到的只是些十分模糊的影像。这也难怪，毕竟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内地来，我们才知道，世上还有武侠小说这种东西。那时，《羊城晚报》率先连载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我们看得如醉如痴，《羊城晚报》成了办公室里最抢手的一张报纸，没有人不想先睹为快。不久，又读了他的《萍踪侠影》，以及金庸的《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等一系列作品。记得当时编辑部里还为金庸、古龙谁写得更好吵得一塌糊涂，每个人都固执地捍卫自己的所爱，谁也不能说服谁。就在我们闹得热火朝天之际，忽然有一天，我决定与武侠小说分手，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唯一的原因，是时间不够用。那时，孩子还小，工作又忙，对我来说，读闲书已近乎奢侈，而武侠小说又是那种打开就放不下的作品，太耽误事儿，只好忍痛割爱。这也说明，武侠小说对读者确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去年夏天，北京作协与怀柔文联举办笔会，住在云梦仙境。与我同屋的林遥很健谈，我们交流读书的体会和心得，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于是便谈到他正在写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我很惊讶于他的勇气，如何能以一人之力独挑如此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史话虽比治史多了些灵活性，但资料的搜集、整理、辨析、考订，乃至理论框架和操作规则的设计，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历来要求治史者兼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可见治史的门槛儿是很高的。不过，很快我就为他所取得的成绩而表示惊叹了。他告诉我，书，已经写完了，正在与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虽然还要修改，但大体上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接着，他就说了要我写序的想法，我稍一犹豫，也就答应了。
事后冷静下来我才为自己的鲁莽和轻率而感到不安。我想，以我的学养，要写出一篇令人满意的序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曾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但又觉得，既已答应别人，岂能言而无信，有悖侠之所为？故只有勉为其难，尽人事而听天命。读书的过程还是很轻松和愉快的。书中所述，常有出我意料者。比如他对先秦诸子和其他历史文献中有关“侠”的来历的梳理，以我的孤陋寡闻来看，就很丰富。他写道，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浮动，游侠应运而生。此前是否也有侠，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靡得而闻已。”他们中有些是失意的士，或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一些就是昔日的贵族，由于在政权变动中丧失了既有的地位，沦落为自由民，遂加入游侠这个群体。他们或被君王和公卿贵族养为“私士”，为主人分忧；或以自由之身，为社会公正护法，总而言之，扶危济困，舍己救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轻财重义，诚实守信，是人们对侠的基本认识。
但先秦诸子对游侠似乎都缺乏好感，司马迁亦深以为憾，言道：“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所以，他作《游侠列传》，所收侠者，只限于汉兴以来的朱家、郭解之流。儒家对侠的态度，以孟子所言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侠的“好勇斗狠，以危其父母，一不孝也”，是决不能接受的。墨家是侠的近亲，他们对侠也有所保留，何以故？大约就在于墨子所言的义，是家国天下之大义，而非游侠所言个人之间的小忠小义，俗称哥儿们义气。当然，不仅儒、墨两家对游侠持批评态度，韩非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于“侠”的恣肆横行更是不能容忍；甚至主张清静无为的庄子，也曾劝说赵王远离“庶人之剑”。尽管《庄子》中《说剑》一篇，历来被疑为赝品，但其中对“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分析，明显指向对游侠的批评，是没有疑问的。
这种叙述是我所感到兴趣的。还有关于武侠小说叙事源流的叙述，也很有意思。他讲到远古神话传说，认为“其叙事情节已经颇具‘侠’的气息”，这似乎发前人所未发。而武侠小说的创作源头，他则追溯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以及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他提到的如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旧题为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张华的《博物志》，以及吴均的《续齐谐记》等等，都是很熟悉的书，曾经读过的，一旦放在武侠小说的背景下，重读他所引证的那些故事，如《李寄斩蛇》、《三王墓》等，还是觉得很有新意。于是想到清末文人孙宝瑄在其《忘山庐日记》中所言：“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这个道理只有善读书者才能讲得出来，此番读林遥的大作，我也得到一点体会。
武侠小说固属于通俗文学，又有着鲜明的旧文学的印迹，盖着“封建”的纹章，一直为精英和新文学家所不齿，斥为“残渣余孽”。但也应看到，中国底层社会的精神信仰，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武侠小说，包括戏曲。这倒并非如批评者所言，只是一味地把希望寄托于清官和侠客，自己全无责任；其中也有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是民间信仰的主流，譬如讲信义，重然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尊师敦友，自尊自爱，对于造成传统的社会风尚，是有功劳的。联想到当今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滑坡，人伦颠覆，恩义断绝，欲壑难填，奢靡成性，自私自利，自甘堕落，不能不令人见邪恶而思所以正之。当年梁启超作《中国之武士道》，有感于国民精神信仰的贫弱，便思以传统武士之信仰而补救之，倒也不仅仅是强健体魄而已。他列举武士信仰之表现，凡十数种，最后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然而至清末，这种曾经作为中国人“普通之习性”的品质，已经是很稀有的了。
因之，我读林遥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除了感受一种文学样式的发生与成长，由萌芽而蔚为大观外，还听到了他对一种久违的精神信仰的召唤。这是超越了文学而又扎根于文学沃土的一种企盼。为此，我愿向作者三鞠躬，以表达我的敬意。
拉杂写来，勉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