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享雍的《大国扶贫》是一部反映四川巴中地区扶贫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真实地展现了在农村大地上正在实施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农村扶贫攻坚战。
精准扶贫战略让扶贫的实惠非常精准地传递到真正贫困的对象身上，这部作品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精准”两个字。首先是选题。《大国扶贫》的选题是由《中国作家》杂志提出来的。扶贫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基本国策，在治国理政中处于突出的位置。新时代给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中国作家》精准地体会到新时代治国方略的意义和宗旨，才能提出《大国扶贫》的选题。其次，这个选题选择作家贺享雍来完成也是非常精准的。贺享雍从事创作30多年，他始终坚守在乡村，关注着农村的现实，是对农村现实最了解、与农民最贴心的作家，让他来完成《大国扶贫》再合适不过。在这部作品中，贺享雍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零距离接近采访对象，与他们真诚相见、坦率交流，真实记录下扶贫工作的辛苦和实绩，透彻诠释了“大国扶贫”这四个字的沉甸甸的分量。贺享雍果然不负众望，他从多种角度非常精准地记录了巴中地区的精准扶贫。
贺享雍的精准来自于他的“质胜于文”的写作方式。贺享雍擅长于讲述乡村的故事，他的“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以小说的方式忠实记录下家乡在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变迁。在这次为写《大国扶贫》的采访中，所接触的人物、所听到的故事，也是他最熟悉的，他如果将自己讲述故事的特长发挥出来，一定能把《大国扶贫》写得比小说还好读。但贺享雍分明收敛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采访实录，让采访对象直接说话，让他细致整理出来的数据和材料说话。当然，“质胜于文”只是相对而言，贺享雍收敛了讲述故事的优势，但他在叙述上的流畅、文字上的活泼，以及他在情感上的投入，仍是这部作品不可忽略的“文采”。
贺享雍的精准还来自于他实事求是的态度。贺享雍要做的是一篇命题作文，是要报道一个地区在扶贫工作上的先进事迹。但贺享雍并没有因为是歌颂的主题就一味地给书写对象评功摆好，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高度赞扬扶贫的成绩，也严肃指出扶贫工作中的问题。贺享雍并不是故意显出有批判性，而是以动态的、建设的眼光去观察扶贫工作，他发现的问题正是在工作进展中出现的问题，也预示着扶贫还要继续前行的问题。比如由于政府加大了扶贫力度，面对优裕的扶贫资金就有了利益之争，人们便采用“上访、哭闹”等方式来争利益，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显然是在扶贫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贺享雍丝毫不回避这类新问题，是因为通过对基层干部如何解决这类新问题的了解，就能看出扶贫工作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
贺享雍的精准更得益于他独立性的思考。贺享雍说，他这次写作《大国扶贫》的过程也是加深认识扶贫工作意义的过程。在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思考。贺享雍是把这次扶贫攻坚战放在整个扶贫历史环节中来思考的。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把扶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因此贺享雍首先带我们去认识扶贫工作中的“先行者”和“探路者”。贫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过去的扶贫也许只能在“低水平、低标准、低层次”上做文章，今天的扶贫攻坚战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标准更高，要求也更高，其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贺享雍的独立思考还体现在敏锐地发现扶贫工作中的问题，并对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他发现了有一种贫困户是因为好吃懒做而导致的，是否对这类贫困户进行扶贫应该慎重对待，否则会带来不良后果，它将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勤劳和节俭的传统价值观，“一旦当村民形成了勤劳与节俭不再值钱的观念，这个社会的贫困户恐怕会越来越多”。
说起来，这是一次命题作文的写作。命题作文规定了题材和主题，带有主题先行的特点，很容易纯粹从观念出发，陷入概念化写作的窠臼之中。命题作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考验，好的命题作文也会成为不朽之作。比如鲁迅曾说自己写的是遵命文学，遵命文学不就是一种命题作文吗？被鲁迅称为遵命文学的《呐喊》《傍徨》等就是中国文学的伟大经典，这是因为鲁迅不仅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而且“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贺享雍的《大国扶贫》也是一次成功的命题作文，其成功同样在于这个命题也是他自己愿意表达的命题。他长年坚持写作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就贯穿着一个基本思路：关注农民在贫困中的生存状态。他深刻认识到：“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因此他对“中国式扶贫”有着透彻的理解，他把自己的理解浇注在“大国扶贫”这四个字上，写出了大国的胸襟，大国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