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伊始是从中短篇小说入手的，创作形式与手法最为多样化的也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莫泊桑式的经典短篇小说，也能看到先锋的、实验性质的后现代主义篇目。用朱辉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种创作是“抓痒式写作”：“年轻时逮什么写什么，哪里有感觉了，哪里痒了，就去挠挠，抓上两下。”
朱辉早期有很多实验性质的小说，对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来说，这种获得性小说性状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比如《鼻血》《青花大瓶和我的手》《变脸》《镜子里的陌生人》等等。这些小说虽然是在日常生活的场景框架之中展开叙述，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某种荒诞的意味。《变脸》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因为一种奇异的可以改变脸上的肌肉分布和表情的绝活而得志，也最终因此而颓败的故事，它一反传统小说中“变色龙”式的原型叙事，而以悲剧的眼光看待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与无可奈何，人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剩下一张脸，成了一个符号。现在已不是古典社会，符号不是稳定而是多变，于是人不得不通过符号的改变来适应这个多变的符号系统，随着叙事的推进，故事必然走向荒诞。又如《青花大瓶和我的手》，这也是一篇具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青花宝瓶碎了，但“我”有一双能补瓶的神奇的手，但是当里外配合补好了花瓶后，“我”的一只手却拿不出来了，只得又将花瓶打碎。什么是修补，什么是破坏？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乃至生活，乃至人生，意义又在哪儿？不但是喻意，还有它的叙述方式也呈现出相当的现代感，技术的味道特别鲜明。朱辉用了近八成的篇幅来描写在一个晚上、甚至是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将一件不太复杂的事情演绎成了繁复的“卡农式”的节奏，在这个相对纷繁而冗长的整体结构中，又大量地运用了对话、短句和切割段落的方式使得小说的节奏充满了停顿和跳跃，到了小说的末尾，他的演奏却戛然而止，换了一种仿佛日记般流水账的方式平铺直叙地展现了故事的结局，将多种叙述手段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人工化的复杂。另外，他不仅在小说创作的手法上追求某种科技感和人工化，一些理学术语也同样可以为他所用，他的《绝对星等》讲述的虽然是在地感强烈的故事，却使用了“光年”、“暗物质”等词汇作为每一章的标题，既使科技感的冰冷与人心不古的冷漠相互映衬，又是某种星辰大海的理想主义与琐屑市侩的物质主义的碰撞，使得原本日常的叙述显露出某种空旷而伟岸的调性。
但朱辉的另一些作品，却仿佛没有什么“技术”，甚至不在乎情节的冲突和推进。这些作品平实、家常、细致、耐心，将传统写实小说的美学韵致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小说的诗意化也是朱辉时常营造的，它体现出作家早期的唯美主义倾向，这种诗意化来自他对小说表达“心情”，表达诸如悲悯、伤感等等情怀的理解。《看蛇展去》就是一篇伤感而温情的小说，写两位少年金良和刘健徒步到邻县去看蛇展，少年的好奇、冒险、恐惧和奶奶的疼爱让人过目难忘，与长堤、运河、乡间小道等意象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底。再如《红花地》，这是一篇带有散文笔调的作品，显示出朱辉营造氛围的能力，乡村的风景、生活的节律、亲人的关爱与小说的主人公李钦的亚健康构成了一个对比性的意义组合，李钦的时代病由谁来疗救就不言而喻了。这样的情绪底色与写实一样是朱辉小说的基调之一，《七层宝塔》是他近年来的代表作，但在他笔下，红花地中温厚淳朴的乡村已经不复存在，它被推平了，改建了，变成了“新村”。乡村关系不再，乡村的精神内涵与极具象征意义的古塔显然也不合时宜，必须坍塌了。从《红花地》中怀着温柔刻画乡村，到《七层宝塔》中带着悲悯缅怀乡村，同样是精神寻根，但在朱辉的笔下，这种寻根也是与时俱进的，他不再刻意营造某种唯美的诗意，如今的他正在消解田园意象、消解诗意的道路上，让自己的创作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与深入。
朱辉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更多的作品除了近于世俗的绵密的叙事，对故事、对戏剧性也有着非常的偏爱，所以，朱辉的很多小说具有相当的阅读上的亲和力，像《苏辰梦见了什么》《老汤》《一箭之遥》都是一些很“抓人”的篇什。以《红口白牙》稍作分析，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体育老师萧榕平淡而寂寞难耐的退休生活。二是年轻人“小驹子”空虚的青春和对空虚无望的挣扎。这两条线索直到小说最后萧老师的讣告前，朱辉才如亮底牌一样告诉读者，小驹子就是萧老师的唯一的“不成器”的儿子。而这一交代又促使读者将此前的阅读重新梳理，这两条线索在小说的叙说中原本是时常交叉的，只是由于小说叙述的闪转腾挪让人忽略了。朱辉很轻松地制造出了富于戏剧性的阅读效果，显示出叙事的主体性的优势地位。朱辉不仅在戏剧冲突与小说情节推动的技巧上下功夫，他对人物关系的执著也是他创作颇具特色的一点。在碎片化的时代中，人物形象似乎也必须被切割成碎片，我们现在已很难在短篇中看到传统的完整的人物形象。而通过关系来刻画人物，将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桥梁和镜面，是非常实用和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们在朱辉的小说中，不断看到各种关系的存在，男人与女人、老人和孩子、领导与下属等等，在这些篇什中，他甚至不在意情节的推进和结构的塑造，只反复用工笔画一般的手法，务必使这些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深入立体的展示。比如他早年的《游刃》《对方》，近年来的《郎情妾意》《吐字表演》等等，都是对“关系”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既是男女间的情人关系，又是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这些关系的并存并非罕见，朱辉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种复杂关系中隐含的悖论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于公，这些男女应当公事公办，但他们却夹带私货，为彼此争权谋利；于私，他们应当亲密无间，然而他们却处处避嫌，比起一般的情人，甚至比普通的婚外恋情更加小心谨慎，更加撇清关系、道貌岸然。当这种悖离与分裂发展到极致时，这种关系便会从《对方》中“把《编辑学发凡》踩在脚下”，这种将公开关系完全抛弃，发展到《吐字表演》中一边做爱一边播报新闻这样疯狂的融合。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其实并不能感受到很浓厚的“权色关系”的意味，在他的笔下，拥有权力的一方并非完全强势，运筹帷幄，“以色侍人”的一方也并没有卑躬屈膝，忍气吞声，我们反而在这些作品里看到某种公平，作为一个人，这种隐秘而危险的关系给双方带来的苦恼和伤害似乎是均等的，这使得他笔下的职场情事有着更为日常和琐碎的外貌，却深入到更为幽深的人性之中。
何志云曾经这样评价朱辉的作品：“朱辉的眼光及笔触与所谓的宏大叙事无关，却与我们熟习并早已漠然了的俗人琐事有缘……朱辉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一切，有时携着理解，有时显出关爱，更多的则是知己知彼般的默契；他的叙述贴近对象的琐细与庸常，似乎并不在乎情节中隐含的冲突，更不刻意在那些地方停下脚来；他只关心那些与人性、人的隐秘心理相关的细节，尤其留意的，是这些细节背后蕴藏的意义……”的确，我们已经讨论过朱辉创作的多样化，他的作品固然显得杂乱而丰富，但实际上，他的创作生涯一直在沿着相对固定的路线修炼，并不断将这些主题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验融合起来，将这些主题、艺术手法、意象与氛围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展现出属于当下的、新鲜的样貌来。他显然是与时俱进的，但这种与时代的同步不仅仅造就了他作品的丰厚，也同样体现着他对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持之以恒的关注与思考。如果说他早年的创作的确带着走马观花的随意，那现在的朱辉，则向我们展示了非同寻常的坚持与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