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后两次阅读孙惠芬长篇小说《寻找张展》（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的过程中，我都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数年前杨争光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至今犹记，在当时，面对着杨争光的作品，我自己所陷入的那种价值评判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我清楚地意识到，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具有忧愤深广特质的优秀社会问题小说，但另一方面，我又为自己将杨争光的作品定位于社会问题小说而感到深深的不安。似乎，我的这种判断，构成了对杨争光的某种艺术侮辱。关键原因在于，由于受到19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总体创作观念制约影响的缘故，一种明显的艺术错觉就是，一旦某一部文学作品与重要的社会问题发生关联，那它的文学性或者艺术性就会遭受无端的质疑。“那么，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创作与所谓的社会问题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一种互相排斥的不兼容关系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虽然说对于那种只是一味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根本不顾及文学性的社会问题小说，笔者也持一种反感厌恶的态度，但这却并不就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小说都是不顾及文学性的。对于那种一方面强烈地关注思考着急迫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却也充分地表现出了鲜明文学性的优秀小说作品，我们所持有的当然就应该是一种大力肯定的态度。而且，也正因为当下时代的大部分小说家都对于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采取规避不已的鸵鸟姿态，所以，如同杨争光这样的鬼才作家，能够以充满文学性的小说形式来关注思考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就理应得到我们的高度评价。”（王春林《一部忧愤深广的社会问题小说》，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也正因此，如果说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是一部不仅仅提出了“救救孩子”的问题，而且也提出了更为重要急迫的救救家长、救救老师乃至于救救社会、救救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优秀社会问题小说，那么，孙惠芬的这部《寻找张展》，无疑也可以做如是观。从“问题少年”入手，将自己的艺术触觉进一步延伸到社会现实层面，进而揭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的严重痼疾，乃是孙惠芬《寻找张展》的根本价值所在。
《寻找张展》采用了双重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先后登场的两位叙述者，分别是女作家“我”与身为小说主人公的张展。正如同标题所明确标示出的，整部小说的主体故事，就是女作家“我”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儿子的同学张展的过程。“我”之所以要寻找张展，与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发来的一条微信有关。由儿子的这条微信，那个记忆中的张展形象便点点滴滴地浮现在“我”的脑海。虽然从未与张展见过面，但“我”与张展之间却因为“我”的一部名为《致无尽关系》的中篇小说而发生了某种说不清的关系。原因在于，身为山西某市区委书记的张展父亲在2009年法航的447空难中不幸身亡，临行之前在朋友的强力推荐下，张展父亲认真地阅读了这部《致无尽关系》：“当得知张展的父亲就是生前读过我《致无尽关系》的那个人，我和张展，顿时就有了诉说不清的关系。”因为有了这种莫名的牵系，有关张展的一些信息便通过儿子的渠道进入到“我”的关注视野之中。比如，早在高中时期，张展就已经与父母彻底决裂；比如，因为高考，空难发生后，张展并没有飞往法国。结果，他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只是上了大连的一所二本学校；比如，由于父母手中权力的缘故，张展在大连竟然有一位“交换妈妈”（所谓“交换妈妈”，就是指“本地孩子在外地上学，外地孩子在本地上学，为了不脱离有权有势大人的庇护，相互把孩子移植到对方家庭”）。正因为张展在“我”的心目中早就有所印象，所以，那一条来自异国他乡的微信才会触动“我”的心灵世界，才会使一个飘飘忽忽的张展形象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张展冷漠而飘忽的目光如期而至—不知为什么，每每闭上眼睛，用不了多久，张展的目光就来到眼前，它没有寂灭如灰烬，而是冷漠、飘忽、游移……因为你会一遍又一遍问：他在哪里？他如今在干什么？父亲那场空难，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要和父亲决裂？他是否还在生儿子的气？”由此可见，“我”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开始寻找张展，一方面固然与儿子的指令有关，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与身为作家的“我”内心中如此一系列事关张展的疑问紧密相关。
实际上，也正是携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我”开始了自己那堪称曲折的寻找张展之旅。从张展高中时的班主任吴老师，到他的“交换妈妈”、现任大连环保局局长的耿丽华，一直到滨城大学美术系的辅导员，“我”才搞明白张展大学毕业后的去向，居然是进入了一所开发区的特教学校。不仅如此，令“我”倍感惊讶的一点是，身为张展的大学辅导员，留在她印象中的张展竟然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大学生,她竟然不知道张展的父亲乃是因为空难而去世。大学的这种冷漠，使“我”对于张展生出了更多的关切：“当得知大学的冷漠是国际通行的惯例，我对张展生出更深的牵挂，他如何在失去父爱又远离母爱时超拔了自己？在辅导员眼里，他乌啦巴涂，他爱戴毛线帽，他为什么爱戴毛线帽？那难道是斯琴的作品，他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还能做到消失在芸芸众生当中，默默无闻，是不是斯琴在一直给他力量？”这位斯琴，是“我”从儿子的日记中不经意间了解到的与张展关系非同寻常的发廊女，她的年龄比张展整整大了八岁。就这样，在寻找张展的过程中，“我”总是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而这些新发现，却又总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引发“我”对张展的强烈兴趣。如是一种循环往复中，故事情节也就得到了合乎情理的推进。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说“我”的寻找一开始还与儿子的微信有关，那么，愈是到了后来，“我”愈是发现，对张展的寻找，其实已经变成了“我”自己一种迫切的内在情感与精神需求：“我寻找他，也绝不是想寻找一个塞林格笔下霍尔顿的形象，或者祝简希望的那种高大上的形象，我的寻找，与形象无关，与爱情有关，我希望从一个陷入沼泽的青春里发掘出一段鲜为人知的爱情，从而让人们，不，让我自己看到，所谓不是在灾难中崛起就是在灾难中消亡并非颠覆不破的真理，生活也许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在一份情感支持下，他可以默默地‘乌啦巴涂’地活下去。”其实，这里所描述展示的，更多还是“我”对于张展某种一厢情愿的心理想象。尤其是在获知他大学毕业后的落脚处，居然是一所特教学校之后，“我”就更是陷入了一种情不自禁的推理之中：“他为什么去了特教学校？是他的专业和学历不好找工作，只有特教学校才可以勉强接受？还是别有原因，比如他叛逆父亲，父亲突然离去，他永远失去了和父亲对话的机会，从此再也不想张嘴说话？或者，只有这个地方对他和斯琴最合适，既可以保持距离，又没有多远的距离……”
然而，当“我”带着自己的想象，风风火火地赶到开发区特教学校的时候，迎头撞上的，却是张展一个以“儿子眼中的父亲”为主题的“父亲画展”的意外火爆。按照特教学校那位林辅导员的说法，张展的这一百幅父亲肖像，只是在校内仓库里的一种校内陈列，根本就没有想要公布出去。是他的一个学生，无意间以微信的方式向社会发布出去的。没想到，却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至此，“我”对于张展的疑问进一步加深，真就应了那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表达，这位张展，某种意义上也的确称得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了。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特教学校的寻访受挫之后，“我”竟然借助于丈夫拍摄的纪录片进一步了解到，张展居然还是一位长期坚持给癌症晚期患者按摩的志愿者—却原来，张展之所以会在周三、周五有规律地定期离开特教学校，其固定的去向并非斯琴发廊。这就使得“我”的猜测又一次落空。必须承认，张展志愿者身份的意外发现，越发让“我”倍感震惊。他的现实表现，再一次强有力地溢出了“我”的想象和推理之外。很大程度上，不断地设定和推理，以及这些设定和推理的不断被颠覆与解构，正是如同《寻找张展》这一类小说作品的根本叙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所谓“寻找张展”的基本语义，其实也在不动声色地发生着某种微妙的转换。前一个部分的“寻找张展”，乃是因为张展的下落不明，后一个部分的“寻找张展”，显然带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探寻意味，意在澄清张展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形象。从这个层面上说，儿子申一申在电话中一再强调的张展对自己的科研有用的说法，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把握《寻找张展》这一小说文本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现在在生物界，有很有名的两大算法，都是模仿生命体的，一种是遗传算法，根据进化的原理，来使问题解决，另一类叫人的神经网络，就是模仿人的大脑神经网络，来对多种信息进行综合，然后做出决策。……现在，张展这个人活生生摆在面前，他已经向我证明，作为一个生命体，他承受了随机而来的外力推动，但让他朝某个方向发展，一定有规律性的东西……”由申一申的这段话语可知，孙惠芬《寻找张展》的写作，甚至多少带有一点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完成一种科研试验的意味。正如同生物学可以考察某一生命体的神经系统如何选择承受来自于外界的各种信息一样，她的根本意图也是要通过对张展这个社会通常意义上的“问题少年”成长历程的考察，探究回答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的成长环境，方才造就了张展这样一位明显游离于社会主流期待之外的青年形象。
很显然，如果单纯依靠叙述者“我”的外部寻找行为，无论如何都难以彻底澄清以上所提出的重要命题。要想达到对张展精神世界某种寻根究底的挖掘效果，就必须需要当事人张展的积极配合，需要他开诚布公地通过自述的方式袒露自我的心路历程。然而，当“我”在特教学校，意欲以同学家长的身份与张展对话好一探究竟的时候，却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张展的冷然拒绝。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因为得不到张展的回应而感到万分沮丧，并准备开始以小说虚构的方式完成对于张展的想象性叙述的时候，却突然在电脑上收到了一封“致孙老师”的陌生邮件：“尊敬的孙老师，我是张展，给您写了封长信，挂在附件里，请您慢慢阅读。有一个小小请求，信不能外传，读完删掉。”就这样，小说的另外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为小说主人公的张展，以书信书写者的身份悄然登场。从艺术结构上说，孙惠芬的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名为“寻找”，主要叙述女作家“我”千方百计寻找张展的曲折过程。下部名为“张展”，主要从张展在书信中自述的角度展开张展那艰难曲折的成长历程。需要注意的是，在张展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自述的同时，女作家“我”也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对于张展的自述有所评点和回应。这种评点与回应的形式，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的评点批评方式。无论是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抑或还是脂砚斋评点《石头记》，都是这方面不容忽视的重要成果。假如说评点的确是一种独属于中国的小说批评方式，那么，孙惠芬创造性地把它巧妙移植到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之中，化用为一种特别的艺术结构方式，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作家在向中国小说传统遥遥致敬。某种程度上，张展的书信自述，与女作家“我”的评点和回应之间，所构成的其实是一种隐隐然的对话关系。正是依托于这种对话关系，女作家“我”对张展以及张展他们这一代人的思考和认识，方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彰显与表达。大约也正因此，所以孙惠芬才不无刻意地将上下两部的标题分别命名为“寻找”和“张展”，二者连缀在一起，恰好也就是长篇小说的标题“寻找张展”。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如说上部是作家设定谜面的一个过程，在其中，不同人等对于张展可谓大相径庭的理解与看法，其实也是在制造着关于张展的强烈悬念，那么，实际生活中的张展，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这一切，都有待于作家在下部借助于张展的自述把谜底彻底揭开。
在这封突然而至的长信中，张展首先开宗明义地交代自己的写信动机：“我渴望自己是犯人，不是渴望诉说自己，而是渴望自己被关注、被追问；渴望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像警察想了解犯人那样想了解你。可是，从小到大，我从未遇到过。”按照张展的叙述，只有进入特教学校之后，自己才感觉到那里的老师们有过这样的愿望。但面对着早已是负重累累的她们，他根本就不想让自己的经历“让她们更加负重”。他根本未曾预料到：“某一天，当我与一个人目光相碰，当这个人把目光流露出的对我强烈的好奇和追问落实到文字上，我会受到蛊惑，我会在蛊惑中渴望诉说，我会被诉说拉进漫漫长夜……”不消说，这个人，就是张展同学申一申那位拥有作家身份的妈妈，也即小说文本的第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却原来，在张展长达二十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平等意义上的被关注、被追问、被理解。也正因此，他的精神世界其实长期处于极端孤独无助的状态。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与周围的亲人、老师、朋友，干脆说就是全部外界世界之间，所构成的事实上是一种隔膜甚至对立的关系。唯其因为隔膜太久遭人误解太久，所以，当张展面对来自于“我”那样一种饱含善意的携带着强烈好奇与追问意味的目光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极度的不适应，才会做出本能的回避与退缩动作。实际上，张展内心里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类似于“我”这样的作家妈妈的理解与关心。唯其因为张展内心里对于“我”的作家身份充满了信任感，所以他才会在写给“我”的长信里彻底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尽管说这种打开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交代了书写动机之后，张展便以小标题的形式一个阶段紧接着一个阶段地开始自己的人生回忆。因为有了上部中与张展交往的各色人等对于张展各种不同误解的缘故，张展的这封长信事实上有着强烈的自辩状的意味。依照顺序，这些小标题分别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绘画”“我的转学”“我的高中”“我的恋情”“我的空难”“我的无尽关系”“我的后灾难时代”共计九种。这些部分所重点讲述的，都是张展的个人记忆中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或者事件。实际上，早在童年时期，张展与父母之间的对立和决裂就已经开始了。张展父母双方各自的家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我的父亲出生在太原大槐树，爷爷奶奶都是一辈子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三个姑姑都嫁在乡村。”而“我的母亲出生在太原洪洞县郊区，姥爷姥姥都是机关人，姥爷曾当到县委组织部长，离休后患肝癌去世。”一个是普通的农人家庭，一个却是官宦之家。因为考虑到父亲未来的仕途发展问题，在家中一贯强势的母亲便试图硬性割断与爷爷奶奶一脉之间的亲情关系。在张展的记忆中，从三岁开始，就没有再在爷爷奶奶的乡下居住过。实际的情形还不只是妈妈那边的亲情问题，而是即使在姥姥家里，张展也仍然也要比其他几个孩子受宠许多。是的，只有大姨的女儿、张展的表姐梦梅，才总是会在张展无端受辱时扮演那个安抚者的角色。童年张展与父母之间对立和决裂的生成，就与表姐梦梅的车祸身亡存在着直接关系。眼睁睁地看着表姐梦梅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撞死，但父母却为了他们的政治前途非得要求家人千万不能闹事。就这样，在父母的强力制止之下，一桩车祸肇事案最终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一年，张展只有七岁。事实上，也正是伴随着梦梅的车祸身亡，张展与父母家人之间的亲情开始断裂。
为了报复父母家人对于梦梅的过分冷漠，年幼的张展居然蓄谋已久地制造了一起离家出走事件。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正是在这次出走事件中，张展意外邂逅了那位从新疆流浪到洪洞的流浪儿月月：“我当时还不知道何为流浪儿。她像梦梅，是那裙子，是那个头，更是那肉乎乎的小手，它在她身前身后甩动，一种被搂抱的渴望就在我心头涌动。”毫无疑问，梦梅的意外车祸身亡，尤其是父母家人的冷漠，对童年张展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刺激，使他的心灵世界出现了巨大的情感空间缺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月月的适时现身，多多少少带有一点“乘虚而入”的补位感觉。正因为“我们可以无拘束地相互倾述”，因为月月可以“静静地看我眼睛听我讲话”，因为在月月这里补偿性地填补了梦梅去世后巨大的情感空白，所以，张展才会对月月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虽然说一方面迫于生计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负面环境影响的缘故，月月最终难逃被堕落彻底吞没的厄运，但张展内心中月月的地位从从未改变。他对月月的所有怀想，都凝结到了头上那顶永远的毛线帽上：“月月被堕落吞噬在那个年代，我的某种美好的东西却没有被那个时代吞噬，她的体温一直都在我心里。2003年，SASI病毒在全中国肆虐，山西电视台报出第一个死亡名单，是流浪儿收容站一个叫月月的十四岁女孩，从此，毛线帽又重新戴在我头上—她的死亡让我想起梦梅的死亡，这两个给过我温暖的女孩，我愿意一生悼念……”月月之外，出现在“我的少年”部分的那个可以做出很美味的土豆饼的黑脸男孩，对于张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究其根本，当渴求亲情温暖的张展无法在家庭内部寻找到情感依托的时候，他也就只能以一种移情方式把希望寄托在如同月月或者黑脸男孩这样的萍水相逢者身上了。很大程度上，他最终选择绘画这条人生道路，与他的不断失去之间，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我的人生一直在失去，梦梅，月月，黑脸男孩，可是有一条路在向我打开，它朝向内心，朝向内心的艺术，当我再也找不到那家小吃部，再也不能在情感的共鸣中释放孤独，我便开始了对那个世界的描绘，就像某一天找不到月月，在一张纸上对她的描绘。”这样看来，绘画的执著选择，对于张展来说，就不仅仅是在选择一种谋生的技艺，而且还是在回味咀嚼一种生命的记忆，甚至也可以说是在以如此一种特别方式完成着自我的某种精神救赎。也因此，对于张展一次次逾出常规的叛逆行为，女作家“我”才会给出一种相当到位的理解与分析：“他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孩子，他洞悉身体的每一次感受，精神上的每一次疼痛，在望子成龙追逐‘文明’的父母控制了他所有美好愿望时，在长期被权力庇护、一朝失去便没有安全感的姥姥配合制造了整个家族混乱的气氛时，在伴随着死亡的一次又一次失去压向他小小的心脏时，他像一只奔跑在荒野上的小鹿，一直瞪着一双警醒而可怜的眼睛……”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张展与父母进行坚决对峙的过程中，原本一直站在父母一边的姥姥，居然发生精神蜕变，成为了张展的结盟者。在她的人性转折过程中，大姨的因乳腺癌而去世，是一个重要的触动因素。大姨的去世，让曾经迷失在官本位思想中的姥姥幡然悔悟，让她认识到，梦梅被政府的车撞死后，自己跟着张展父母的“不吱声”，很显然意味着对于生命的一种漠视，是一种不能够被原谅的极大罪过。正是在这种强烈罪感意识的作用下，姥姥改变立场，成为了张展的同盟者。没想到，姥姥与张展的结盟，会引起父母的高度警觉，在他们意识到继续让张展留在洪洞读书很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的情况下，张展被转学至大连继续学业的命运，就已经被铸定了。转学大连，就必然会遭遇“交换妈妈”耿丽华。张展对于耿丽华的第一感觉非常糟糕：“她的表情犹如一块压缩饼干，古板、缜密、暗淡，那里挤压着再灵活的肌体动作都无法掩饰的凝重。”如此糟糕的第一印象，显然意味着，张展与耿丽华之间尖锐矛盾冲突的爆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事实上，也正是在与耿丽华尖锐冲突的过程中，张展在叛逆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了。很大程度上，张展与发廊女斯琴之间恋情的发生，正可以被理解为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与发廊女斯琴的关系究竟如何，乃是我们衡量理解张展这一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我已知的秘密里，有着特别不堪的情节，那情节中最不堪的部分，是张展在父亲的空难之后，还和发廊女朝铺夜盖”。而这件事情，只有通过张展的自述才能够真相大白。张展与斯琴，同样是在街头萍水相逢的。张展在街头的煎饼果子店门口画画，遇到了曾经有过绘画经历的斯琴。在萍水相逢的斯琴这里，张展很快感受到了在家庭里从未感受过的那种亲情般的温暖。没想到，张展和斯琴之间的温暖亲情，在被“交换妈妈”耿丽华发现之后，却遭到了严重的误解。在耿丽华看来，张展与发廊女斯琴在一起，只能是无耻的鬼混。耿丽华的误解，不仅强烈刺激了张展，同时也强烈刺激了斯琴。既然耿丽华如此这般误解，那一向率性的斯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脱光衣服，开始给张展做人体模特。就此，张展与斯琴之间的姐弟亲情转换成为男女恋情。却原来，发廊女斯琴如同张展一样，也有着一番非同寻常的苦难经历。父母在她八岁时即已离婚，办完手续的当天，父亲服毒自杀，母亲逃走再嫁。小姨供她读完小学，从初中开始就边打工边读书。十五岁那年，斯琴遇到了一个去草原写生的画家，并且不管不顾地爱上了他。用斯琴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深深爱上他，他也深深爱上我，他却因为有家有室，不能带我走。和他分手，我觉得世界乌黑一片，我想自杀。”虽然斯琴在人生道路上也走过弯路，曾经有过在南方被拘留的经历，但张展的出现却使她有勇气去见那位画家老师。至此，斯琴发廊中的那个孩子以及那个怪相男人之谜彻底被解开。却原来，她并没有如耿丽华所说，在张展父亲的空难发生时与张展“朝铺夜盖”，她那个时候其实只是以姐姐的身份安抚张展，好让他能够以正常的心态迎接高考。
在张展的生命历程中，还有一位如同斯琴一样对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其实是他曾经长期对抗过的父亲。只有在父亲因空难去世之后，张展才发现了自己的“无尽关系”，才对父亲有了谈得上真切的理解和认识。父亲去世后，张展第一次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回到了大槐树老家。在那里，他不仅了解到父亲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优秀的木匠，曾经利用假期埋头为城里的媳妇做家具，而且还得知父亲虽然曾经承诺要把爷爷奶奶接到城里生活，但后来在母亲的强势影响下，为了政治前途和家庭和睦，最终还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然而，尽管父亲表面上屈从于母亲，貌似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但实际上却一直在偷偷地接济关照着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他们。一句话，父亲的具体处境，非常类同于作家在中篇小说《致无尽关系》中所描写的那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父亲之所以会对这个中篇小说产生特别的兴趣，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事实上，最能见出张展父亲内在人性深度的一个关键性细节，乃是他居然在结婚前，把自己关在那个置放家具的屋子里一关就是整整三天。那么，在那特别的三天时间里，父亲到底在干什么呢？张展反复探究的结果，竟然是在发现用凿刀凿出的“展翅”两个字的同时，也发现了凿出来的一只低着头的麻雀。张展的意外发现，一方面很好地解释了张展名字的由来，所谓“张展”，自然是希望他能够展翅高飞。但在另一方面，却真切地凸显出了父亲内心世界中一种矛盾心理的存在。“展翅”，意味着要展翅高飞，要实现高远的人生理想。具体落实到文本中，就是要彻底挣脱农人家庭的羁绊，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而那只低着头的麻雀，则很显然意味着父亲内心中对于家庭亲情的一种恋恋不舍，一种深情回望。意外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张展曾经对此展开过相应的联想分析：“难道，在甩下包袱那一刻，他就开始鄙视自己，瞧不起自己，他觉得放弃自我，尾随妈妈，即使展翅高飞，也仅仅是一只没有雄心壮志的麻雀？或者，为了家族荣誉，为了改变命运，为了一份情感，他不得不选择展翅，但他最心底里，还是渴望做一只守着屋檐的麻雀？”不管怎么说，展翅与麻雀是一对冲突无疑。正是这一对冲突的发现，一下子就拉近了张展和父亲之间的距离，他突然发现自己某种程度上懂得了父亲：“展翅与麻雀，这是一对冲突，可就因为这冲突，我感觉到了爸爸，感觉到了爸爸年轻时候的冲突的内心—在妈妈那里得知他的理想是当个木匠之前，我从不觉得他有什么内心。”就这样，多少带有一种吊诡意味的情感或者精神奇迹发生了：“爸爸活着，我从没感到他的存在，没感到爷爷奶奶在我生命中的存在，爸爸走了，爸爸却复活，他不光一个人复活，还复活了一个家族。”正因为张展与父亲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他们之间有了某种“可怕的亲密关系”，所以，张展便开始在一种潜意识的幻觉中与父亲对话，并开始以手中的画笔描绘各种各样父亲的形象。之所以后来会有“父亲画展”的意外火爆，初始原因显然在此。究其根本，所有那些父亲的画像，所传达出的，正是张展渴望能够与父亲有所交流的强烈愿望。
不仅张展的绘画与父亲有关，而且他的选择成为志愿者到病房去坚持给癌症晚期患者定期按摩，也与父亲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这就不能不提及张展的大学同学于永博了。虽然于永博的父亲也已经因病身亡，但相对于张展，于永博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居然有机会在临终前的两个月一直在医院陪伴自己的父亲。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在做过一个关于父亲住院的噩梦之后，张展真的打车去了中心医院：“去中心医院，是梦的暗示，梦里影影绰绰觉得爸爸是住在中心医院。去关怀病房，是在走进医院时，在指示牌上看到‘关怀’两个字。对于我，这两个字就像光之于飞蛾。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关怀病房’这关怀的真正含意，不知道那是死亡之谷，通向人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光。”其实，要想给癌症晚期患者进行按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克服极大的心理障碍。张展殊非圣人，他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但在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张展终于还是没有从病房逃走，这期间，对于父亲的那种感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恐惧原来没多大，不如一张纸。这或许还是爸爸的作用，我在把手伸向一根树根一样隆起的脊椎时，我告诉自己，他就是爸爸……”因为生前未能和父亲有更多的深度交流，甚至未能有过在医院里陪侍父亲的机会，张展内心里有着深深的愧疚与不安。伴随着由此而生的强烈懊悔心理，张展实际上长期处于某种罪感意识的潜在控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志愿者行为，也就具有了明显的自我精神救赎意味：“这或许是上帝向我开启的获救之门，想爸爸，想爸爸如果活着，想和爸爸说话，本是一条逼仄的尖锐的思绪，它封闭在我内心，酿造出幻境，是不被任何人知道的幽暗空间，可当我追随幻境里的父亲一路而去，爸爸却将我引向一个宽广的世界。”事实上，也正是在长期按摩的过程中，张展的胸襟视野日益扩大，对于生命内涵的理解渐次深入，他的关怀，由父亲这一个体而扩展至所有的患者，乃至于整个人类：“实际上，正是这表情、目光和心灵，正是那些人的正影、侧影和背影，为我开了天窗，让我从狭窄的思绪中走出，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自我，就是朝青山所说的那个脱开了肉体的自我——当我画爸爸的脸时想的不仅仅是爸爸，是我按摩过的所有患者，当我通过所有患者身上的气味闻到爸爸的气味，我的画，走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对于张展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蜕变，我们完全可以套用王国维的说法来加以评价。
至此，由第一人称叙述者女作家“我”在上部“寻找”中所设定的谜面，所提出的疑问，借助于另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张展的书信自述，可以说得到了全面的解答。由张展的自述，我们不难判断，其实张展自己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问题少年”。与其说张展是“问题少年”，反倒不如说我们的教育是“问题教育”，我们的社会是“问题社会”。张展的人生，不仅是不断失去的过程，而且也是长期被误解的过程。关键的问题是，张展的被误解，原因并不在他，而是在于他所成长的那个家庭与社会环境。这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张展的母亲。张展母亲的灵魂，已经被官本位文化所彻底扭曲。为了当官，她既可以冷酷无情地斩断丈夫与婆家的亲缘关系，也可以面对着亲外甥女的被撞身亡而无动于衷，更可以把亲生儿子扔给家人或者“交换妈妈”去管束培养。甚至，一直到丈夫因空难身亡之后，她还仍然沉醉于官本位的迷梦中，不见丝毫的反省与悔悟。“妈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只有我除外，听说我要开学，她张着糊满粘液的嘴唇不断重复说，你爸托梦给我啦，他说水下挺好的，他在那里还是书记，领导飞机上全世界好几个国家的人，他还学会说英语，一点都不孤单。”“后来，她把我拽到爸爸的遗像前，神经质地看着我，腮肌颤抖着说：你爸爸去联合国开会去了，他说用不上二十天就能回来。”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正可以被理解为官本位文化在母亲身上一种病入膏肓的表现。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在官本位文化一贯肆虐横行的这块土壤上，类似于张展母亲这样的灵魂被扭曲者其实比比皆是。如此一类本身即带有鲜明悲剧性色彩的人物，已经或者正在制造着无数类似张展这样的成长悲剧。
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即使是拥有作家身份的那位第一人称叙述者，也难逃官本位文化的制约与影响。下部“张展”中的“我的少年”一节，在张展自述的间隙，女作家“我”就曾经展开过不失严厉的自我解剖：“说来奇怪，随他走进他人生中的沟谷深渊，我一程程看到的，不仅是他父母家族的真相，还有我的真相。”“我”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是，“我”和丈夫都曾经在最初的日记里称儿子申一申为“市长大人”：“几乎每篇日记的开头都是市长大人你今天如何如何。那时县里还没有考核我，还没有指给我仕途的方向，可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就把市长看成不平凡的人。”一直到数年之后，因为“我”仕途受挫，一气之下弃官从文，方才去掉了这种说法。然后是，在小学时以行贿的方式努力让儿子成为班干部：“小学一年级，为了老师能让儿子当上班干部，我居然送过老师一条纱巾。”虽然儿子很快就因为不胜任而被迫“去职”，“可儿子当不了班干部这一事实带给我们的打击，远远大于我因为没有背景而当不上‘副县级’的打击。我们，不仅仅是我，是我们！我和儿子的爸爸！”以上两个细节，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官本位文化影响的普遍与深远。或者也可以说，在当下时代的中国，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可以真正地超越或蔑视官本位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因为，“崇尚权力，是不可超越的人性。”此外，尽管“我”的儿子申一申并没有如同张展一样有过烙美味土豆饼的经历，但“我”还是颇觉震惊地在张展父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我从张展的信中读到爸妈反对他烙土豆饼，领他到处吃西餐，希望他学些西方文明，我还是有种遭了暗箭的感觉。”其实，也不仅仅是女作家夫妻，可以说所有的中国父母，都不会允许或者说接受类似于张展这样的烙土豆饼行为。道理说来非常简单，中国的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有着望子成龙的思想。在这种普遍心理的主宰支配之下，一方面，大家都希望孩子除了学习之外最好什么都不要做，另一方面，即使一定要在吃的东西上下功夫，那也不能选择下里巴人的烙土豆饼，而应该选择更为文明时尚的西餐。这里，除了一种望子成龙的心理在作祟之外，显然也还有一种崇洋媚外的自我殖民心理在作怪。“寻找张展，本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探究张展为什么会成为张展的人生真相，却想不到，当他向我打开他的过去，我也不再是局外人，我居然在张展的信中看到自己……”由对张展的探寻而转向自我的严格审视，所意味着的，正是作家孙惠芬某种不失严厉的自我批判精神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孙惠芬的这部《寻找张展》能够从“问题少年”的角度切入，进而对当下时代的“问题教育”与“问题社会”进行了格外深刻的批判性反思，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一部优秀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但在结束我们的全部论述之前，需要特别提及加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说结尾处关于张展写给叙述者“我”的那封长长的邮件突然失踪的艺术设计。只要是熟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方式的读者，就都会明白，作家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置方式，很显然是接受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意在使小说文本具有某种开放性或者说不确定性的艺术效果。孙惠芬自己的艺术选择，固然应该得到我们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问题在于，一部忧愤深广或者心事浩茫的具有鲜明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品格的长篇小说，难道真的需要以如此一种明显与小说文本的主体风格不搭的方式作结吗？这是我在结束本文时要特别提出与作家孙惠芬商榷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