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已经过去整整120周年了。100多年来，戊戌变法的故事, 刻印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上，也刻印在人们的心中。如果我们走进历史现场，看那波谲云诡、剑拔弩张的场景，不禁感慨良多。由此回顾历史，一页页地翻开来看，便知中国人民经过的那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热血并没有白白抛洒。20世纪，东方日出，赢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今已经步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①信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我们从那病疠累累的时代中走过来的时候，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也许，这就是历史对我们的嘱告——永远值得倍加珍惜的思想资源。
十几年前，当我开始研究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并酝酿将其写成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在此之前，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自己有时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虽然时感迷茫，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白，那就是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都是以“天下为公”为宗旨的，是泽惠于全体劳动人民的；而资本主义则不是。“尚公”与“尚私”的不同，犹如泾渭，判然分明。在这里，无论政治思想家们对其认识如何不同，在“尚公”还是“尚私”这一常识性问题上，是无须争辩的。
我们祖国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礼记·礼运》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自从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后，共产主义社会便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追求。如果我们将“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在其不尽相同之中，却有一个共同的内涵，那就是一个“公”字。我相信，追求“天下为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精神与实践，必将薪火相传，奕世不穷。 无论是千年之后，还是万年之后，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中国近代，思想家多矣，惟有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他的大同思想，我知道是有“乌托邦”的成分，但我却依然喜欢它，因为它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诉求与憧憬，表达了人类向“公”而不是向“私”前进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不知道康有为当时是否见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康有为生于1858年，《共产党宣言》首次问世于1848年，当时异国时事，信息闭塞，康有为是不太可能读到《共产党宣言》的，但他对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的记载肯定是了然于胸。生于1897 年的著名学者萧公权先生，晚年在美国写成《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对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以高度的热情做了深入地考察。毫无疑问，“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人类的终极追求。我把这种追求的“乌托邦”成分拂去，看到了人类未来的希冀，也刺激了我撰写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感情冲动。这是中国的故事，又是发生在近代的故事，离我们不远，触摸它的脉搏，便很容易觉察到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觉察到在社会发展变革的路上，那坚忍不拔的脚步，那甘洒热血的豪情，是多么地具有启迪来者的力量。
我在深入史料之后，久久地，又慢慢地从史料中走了出来，带着许多的思考，也带着不可遏止的激情，把这段故事写成了50万言的文字，似乎应该松一口气了，但是没有。我一直在思考着戊戌变法运动，究竟给历史带来了什么？
戊戌变法的性质，决定了它对历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史学界认为，这是一次具有爱国的、进步的维新运动，他们说：“在戊戌那个时候，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范文澜）②“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页里程碑。百日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是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世界寻求真理以谋维新中国的先进者。……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曾经起过觉醒人民的作用，他们是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侯外庐）③“在当时中国满天封建主义的阴云下，维新派的思想和活动是进步的，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章。”（戴逸）④关于戊戌变法是否属于“改良主义”这一问题，观点略有不同。历史学家陈旭麓、叶林生等认为：戊戌志士在运动后期，策划诛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等举措，都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殊死搏斗，同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是有本质不同的，“断不能以‘改良主义’目之。”“‘改良’与‘改良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混淆。”⑤史料记载，在“百日维新”的末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企图联合军人，对慈禧太后、荣禄等封建顽固派采取强制措施，发动军事政变。由于袁世凯告密，更是因为维新派没有军权，于是策划破产，很快以流血失败告终。从这一点来看，戊戌变法并非完全是“改良主义”。康有为在几次上书中，坚持变法要“全变”，要从“制度”上变，既要变“器”，也要变“道”。这个需要变的“道”，就是封建主义之道。有史学家认为：“戊戌维新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是对中国2000多年封建之道不可变的传统观念的第一次突破，是走向“道器俱变的界碑”。⑥由此看来，戊戌变法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次革命，它与孙中山领导的以暴力推翻封建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路线不同，却是殊途同归的。至于康有为晚期的坚持“保皇”，那是他不能与时俱进的思想局限，当另作别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重如千钧、惊似雷霆的话音，在中国近代，曾经几度震响在人们的心头。在每个关键历史时刻，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志士，为国家命运和国家利益拍案而起、舍生忘死，谱写出壮怀激烈的篇章。无论古今，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国家的脊梁。崇拜英雄的民族，是充满希望的民族；尊重英雄的时代，才是盛世的真气象。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了国家命运，救亡图存，不计个人安危，甘冒斧钺，流血牺牲。如此气节，能不值得人们怀念吗？
无论是历史上的英雄还是当世英雄，都是值得人民尊重的。对英雄的纪念与尊重，是为了培养英雄意识，为了造就国家精神，为了将社会推向前进。这也是我写《戊戌变法》的初衷。
小说写到戊戌变法失败的时候，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我扼腕叹息，不忍下笔，至于痛心泪下。但我还是写了下去，因为惨痛之巨，教训之深，可做镜鉴之资。戊戌维新的志士们，单凭着救亡图存的意志与热情，依附于没有实权、没有军权的光绪皇帝，指望改变制度，诏行天下，逐渐掌握政权，实施新政。然而他们却不懂得或者不能够取得军权，以至于敌对的顽固封建势力以军队为后盾，一朝反扑，发动政变，维新大业随之毁于一旦。
假设维新派的实际领袖光绪，不是慈禧的傀儡，而是乾纲独断，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路，顶层设计，唤醒民众，行惠民强国之策，惩除腐败，革新法制，国家之命运，当会别有天地。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只有过后的总结。
在写《戊戌变法》的日子里，一种沉郁之感不时袭上我的心头。我为戊戌维新中牺牲的爱国志士哭，也为我们某些文艺作品的“娱乐至死”忧虑。文艺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游戏”。她可以娱眼，但更应该养心。养爱人爱国之心，养造就英雄之心，养浩然正气之心。当此时，我凭栏远望，茫然四顾，寰宇之下，闻得风雨声中杂音嘈嘈，萦绕在耳。但我不为所扰。共产党人，就应当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途中，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扬帆起航，到达光明的彼岸。
注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自《 人民日报 》 2013年12月27日）。
②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1958年《人民日报》。
③侯外庐：《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序》）。
④戴逸：《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1958年第九期《历史研究》。
⑤叶林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⑥张江明、丁宝兰、徐光仁、黄明同：《戊戌维新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