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王妹英的《得城记》，扑面而来的是小说自带的地域文化特征，毫无疑问这个小说是属于陕西的，确切说是属于旧都西安前世今生的。小说的风土、人情、物事等等，都是属于旧都西安的。小说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为“梨花村”，三个主要女性人物形象当中一号女主人公凌霄“夫家祖爷爷，确是旧都城南民国大财主”。小说串起的夫家祖爷爷、祖奶奶与父母一辈以及凌霄、艳红、九米这一辈的故事——发生在梨花村和旧都过往与今昔的不止三生三世的今古传奇或者说古今传奇故事。
作家贾平凹封底的荐语，是贴着这个小说的气味和真脉的，说这个小说：“这部长篇小说《得城记》格局更加宏大，行文细密、力道深邃，有大气象。百姓、浮世、现实，都市、物语、未知，更有一种魅奇、旷世的气息。”
《得城记》的鲜明地域文化特征，还得自于这个小说当中作家使用的语言，作为白话小说，却有如许鲜明的古白话小说的气息和痕迹，作家似乎是在古代传统和古代文化里面浸淫了很久的一个人，诗词歌赋的影响在她身上都清晰可见。古时流传下来的方志所提供的内容和语言风格，她也多有借用并且受其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的影响。但是，小说毕竟主要着墨于今生今世三个奇女子的故事，能够自始至终以传统小说的叙述语式来作小说叙事，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换作其他地域的作家，恐罕有人敢作这样的尝试。王妹英怎么就敢了呢？原因除了她自身求学和写作当中的习得和积累，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王妹英在陕西生活已久，不可避免地受到陕西尤其西安自古以来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浸润。
王妹英《得城记》中语言的古雅和古意，一点也不让人陌生，你在贾平凹的小说、散文里面，会有形异而神似之感。我们或可以这样理解，陕西和西安的古文化和古代文学、历史、天文、地理等，是不可避免要影响陕西的作家的，影响着贾平凹，也影响着如王妹英的女性作家。这种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在讲述陕西和旧都西安的前世今生的故事的时候，就显得格外贴切。甚至不告诉你《得城记》的作者是谁，你一样可以在读过一些段落和章节之后，判断出这是一个陕西作家所写的陕西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商州和陕西之于贾平凹，“香椿树街”、“枫杨树乡”之于苏童，东北边地之于迟子建等等，对于一个作家写作的意义。很多时候，地域性特征和地域文化特色，是一个作家能够写作成功的必由之径。《得城记》的作者王妹英，也以《得城记》体现了这样的地域文化特征。王妹英今后写作所要做的，恐怕是如何在地域文化特色之外，在小说叙事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发挥这种古意明显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的优长之处，也尽量避免极致化追求这种传统小说叙述方式有可能带来的小说叙事和叙述方面的局囿。
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基本按时间来叙述的线性叙事方式。小说共计31章的设置，也有利于作叙事的转换，不同的叙事线索，作者也注意了回溯性叙事或者不同叙事线索的穿插，草蛇灰线，伏脉于后，增加了小说的灵动性和可读性。小说在叙事方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灵动和以情节取胜的。不少评论家试图从中发现先锋派文学、寻根文学的踪迹，但《得城记》并没有过于追求叙事的圈套和对小说形式作极致化追求，小说的可读性和以情节取胜是显而易见的。《得城记》是试图通过三个进城女子不同的生活和命运，来记录和反映一段时代生活面影的小说，它反映现实的意图也是较为明显的，可以说小说一直在现实性和文学性之间寻找一种有效的平衡。像这三个女子所涉及官场的种种，各种社会现象——房地产、强拆、私人会所、泡温泉和“特色”服务、艳红案发入狱等，以及外商对为官清正、握有重要权力的行政官员所采用的手段的种种——像商人罗氏勾引红脸汉子的老婆、对红脸汉子耍尽下三滥的手段等，艳红最后的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并因前曾犯了太岁头上动土的忌讳而形制相近的殒命等，都是今人今世的传奇，这传奇皆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行和顾的也是文学反映现实的创作路径。
《得城记》这个长篇小说，还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文体资源的借鉴和现代传承，是作家王妹英对生活在梨花村和旧都古今民间人物所作的野史杂传，也就是为民间人物立传。有评论家认为：“为民间人物立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伟大的叙事传统之一，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渊源素来都有史传传统一说，而由史学性的史传衍生出文学性的野史杂传，这正是中国小说传统的精华之所在。野史杂传不同于正史正传，它主要致力于捕捉和打捞遗失在民间世界里的野生人物的灵魂，这种古典叙事传统即使在现代中国小说创作中也未曾断绝，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小说叙事技艺的基础上加以承传和拓新。”《得城记》与当下很多为民间人物立传的长篇小说殊途同归，又有着它不同于那些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女性写作者对人情世事的理解和面对。小说的隐喻色彩也较为突出，这给小说增加了很多可阐释的空间和想象可以生发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性也由此氤氲而出。
王妹英《得城记》能够对不止三生三世的古今传奇尤其今世传奇，以传统小说的叙述语式来拆解和重新建构，或许就是这个小说独特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