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试图把对当前社会的总体性理解，转变为带有寓言意味的故事，以期让蕴含于当前社会形态中带有表征性的症候在错置的时空中显现、膨胀。鲜明的叙事逻辑、奇异的想象力和饱满的故事以某种极具未来感却又有现实说服力的张力结构形成了一个个完整度极高的叙事。
在《而阅读者不知所终》（《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中，李宏伟不仅虚构了一本书，而且虚构了一群读者对这本书的阅读及其对作者的猜测和追寻，紧随其后的还有书中人物与书的作者的对话。无疑，这是一次关于虚构的虚构，或者是虚构与虚构的叠加、指认或拆解。这里不仅有极具辨识度的李宏伟式的小说写作模式，而且对于熟悉李宏伟作品的人来说，还可以把小说中那些观念、情境、片段的冲突、辩驳甚至是相互证伪，视为他的小说观的复杂的呈现方式。
李宏伟不是那种相信具体经验可以直接呈现的小说家，他不信任语言与具体经验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曾使用“切割”（《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这个看上去笨拙、蛮横的词语来嘲讽那种关于“虚构”与“现实”的僵化理解。哪怕是涉及自身较为确信的某些观念，他也要设置复杂的情境和缠绕的语言，让其犹犹豫豫地显形。这种不确定的姿态和形式，大概是与作家智识的复杂、语言的绵密以及想象力的境界相关的。所以，若将《而阅读者不知所终》视为作者某种程度上的夫子之道，尝试梳理出清晰的观念图景可能是困难的，倒不如先截取某个片段，从小小的缺口开始去逐步探索李宏伟的虚构世界。
狂妄也好，虚妄也好，写作本身不就是妄执一念，自以为是吗？念头生发的一瞬间当然是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是人，不是神，不能凭一个念头、一句话来创世对吗？把念头付诸实现，把构想落实到纸上，这自然是对在那一瞬间所念想的世界的损耗，从起念到完成作品，也必然是对纯粹的大脑中的世界的降格，多层次多等级的降格，可这不正是人的宿命，不也正是写作者的宿命吗？说到底，哪个写作者能够把脑子里生发的念头拿出来，可以把大脑里的世界敞开来，供他人出入、参详呢？写作不就是这种敞开吗？作为人，作为必死的凡人，如果认为只需要念头的生发，以为起念就能逼近伟大，就是完成，这才是最大的妄念吧。这还不仅仅是妄念，这是僭越，对神的虚假想象，然后再凭虚假想象来代替神，取代神的位置。
这段话来自那本虚构之书的“作者”关于写作稍显激动的辩护。写作的极端困境被揭示出来。除了依凭文字，观念无法显形。然而，在它被呈现、认识的那一刻，则意味着真相的降格和意义的亏损。于是，文字成为罪魁祸首，写作变得面目可疑。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只要真相和意义对人类还有诱惑，文字依然是抵抗宿命、实现僭越的惟一方式。只是文字本身，或词与物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得到检讨。
《哈瓦那超级市场》（《西部》2013年第4期）是个有趣的尝试。“哈瓦那”也好，“超级市场”也罢，都携带着约定俗成的意义和较为固定的对应事物，但是惯例并不意味着真相，也可能意味着对于真相的偏离和掩盖。所以，寻找“哈瓦那市场”的过程变得曲折艰辛。谜底揭晓的那一刻，我们惊讶地发现“哈瓦那超级市场”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社区的小超市的名字。这种掺杂着震惊和荒诞的感觉，并非是作者故弄玄虚的“虚构”策略所激发的，而是词与物僵硬的对应关系被松动的结果，关系断裂之处填满的，是我们自身狭隘的自信和懒惰的认知。所以，关于真相和意义的盲识和洞见，取决于对具体的词与物关系的理解。正如小说里的其他故事和语境所提醒的那样，哈瓦那超级市场为什么就不可以还是提供各种欲望和满足方式的超现实主义时空呢？在这部小说中，李宏伟围绕着一个名词编织不同的故事，并不是要展示他充沛的想象力以及他在不同的故事中自由穿梭的叙述掌控技巧，他是在试探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所可能唤起的不同的真相和意义，或者说真相的不同侧面和意义的不同层次。在我看来，他用“虚构”完成一次关于世界、现实和观念的“升格”。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伪装成立法的惯例，当这层伪装被撕破，词与物之间丰富的张力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是寻找真相和意义的开端。
对于李宏伟来讲，重建词与物关系并不指向哲学层面真理的探寻，而是有着真诚的现实关怀。如果说，这样的企图在《哈瓦那超级市场》中呈现的还较为抽象，那么《并蒂爱情》（《人民文学》2014年第2期）则提供了更为形象的演绎。当我们谈论词与物关系会把惯例伪装为立法时，其实已经在谈论被幻觉掩盖的现实危机，即我们日常的现实感可能是那些习焉不察的观念所制造的幻觉。比如，关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真的以卡夫卡的方式实现的时候，即一夜醒来，两个相爱的人的肉身真的连为一体，美梦成真带来的却是无尽的困境和焦虑。这样的“虚构”不是为了刻意解构某些观念，而是为了让我们重新翻检那些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词汇及其背后观念的可靠性。《假时间聚会》（《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同样如此。毕业20年后的同学重新聚会却以假面舞会的形式举行，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形式上的猎奇依然难以掩盖“虚构”上的刻意设计，当真实的面孔被虚假的面具遮掩时，其实是词与物的关系被强行地切断。这个充满游戏精神的行为带来的却是幻觉破灭之后的真实感，因为从游戏启动的那一刻开始，构成我们身份和存在的那些证据，如“记忆”、“时间”、“照片”、“影像”都变得虚幻起来，我们基于这些词汇及其意义所建立起来的现实感瞬间崩坍，一场聚会竟成为发现真相的舞台和惊悚时刻。
事实上，李宏伟的现实关切及其忧虑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对当下日常中包围我们生活的幻觉进行祛魅，以唤醒自我对周遭世界的重新认知。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另一维度则是，把当前的社会状况在整体上挪移至未来的时空中进行推演。他试图把对当前社会的总体性理解，转变为带有寓言意味的故事，以期让蕴含于当前社会形态中带有表征性的症候在错置的时空中显现、膨胀。鲜明的叙事逻辑、奇异的想象力和饱满的故事以某种极具未来感却又有现实说服力的张力结构形成了一个个完整度极高的叙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李宏伟在思想景观、美学趣味、文体形式感上远远地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必须排除科幻文学相关概念和观念对李宏伟小说的干扰和降格。因为，科幻对于李宏伟来说，更像是突破话语空间的叙述策略，正是依靠这样的策略，他才能在《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中，从容地戏仿调研报告、申请、批复等公文文体，让我们在平静的叙述中看到马尔萨斯理论成为社会运行规则时的恐惧场景。借助类型故事的某些优势，来消弭叙述上存在的牵制和障碍，这样的策略在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中得到更为灵活和直观的运用，以科幻为外衣，以悬疑故事作为叙述框架，一个“监督”和“控制”无处不在的恶托邦故事慢慢饱满起来。同样，在《现实顾问》（《十月》2018年第3期）中，科技并未构成叙事动力，与其说这是一个科技控制、垄断人类感知的故事，倒不如说人控制、奴役同类的野心，以及人沉溺于幻觉和自我逃避、自我奴役的本性从未消失过，很多时候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但是，李宏伟洞察了这一切，并让其重新成为问题。同时必须看到，有些时候，形式、文体、内容、时空被有意识地错置、拼贴，由此刻意地制造出不协调的效果，其实是强化审美效果和思想冲击力的美学手段和叙述技巧，躲在这一切背后的是作者强悍的意志和强大的掌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