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日久，有时不免会揣测，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人类展开了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是说，我们究竟是被何种目标或对象所吸引，激发和维持了写作短篇小说的内部动力？
写《威克菲尔德》的那些日子，霍桑被什么所驱使？是什么召唤了塞林格，让他写出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
之所以不去以《红字》猜度霍桑，是因为相较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写作长篇小说的动机似乎更容易被描述，它们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身躯，并且，描述起来也容易满足人类追求“确凿”的本能，换一种说法，就是它们也许更容易被说明和更容易被理解。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感，它们难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难以被轻易地表达。就好比，当我们力图去说明“灰色”时，总是会比力图说明“红黄蓝”时感到吃力和为难。
那么，为什么不以《九故事》来整体地想象塞林格呢？那是因为，当九个短篇被他集体命名后，“意图”扩张，于是“意义”彰显。而这构成“整体”的“九分之一”，显然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它独立成章的时候，必定没有那么地“理智”，那么地富有“规划性”。打个比方，一本小说集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一栋完整的建筑，而其中的一个篇章，或许只是局部中的残垣断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总是会对这些更加难以被抓在手心的问题所吸引？总是会对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产生兴趣？同样，我自己也回答不了。硬要作答，也只能差强人意地将之推卸给“天性”。嗯，或许是，我的“天性”中有着迷恋含混事物的因子，我喜欢面对“没有答案”之时的无力感。这当然是局限。当强人们十拿九稳地将世界像是捏着一块生铁似地捏在手心时，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犹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体味把握的同时，那种势不可挡的流逝感也一并发生。
偶然性，随机感，灰色，无力，残垣断壁，掬水捧沙，势不可挡地流逝……这一切，或许亦可被视为我对短篇小说的认知？不不不，一定不是，若这件事情能如此简单地被定义了，它就已经是一块能够被手拿把抓的生铁。
霍桑和塞林格是问不着了，有机会的话，我也许可以问问孙甘露写作《信使之函》时的动机，问问格非写作《苏醒》时的动机。我想他们一定能够听得懂我是想问什么，也一定会明白我其实并不奢望得到什么确凿的答案，因为那既是为难前辈，也是折磨自己。我们或许仅仅是展开一个迷人的谜面。这个答案是无从公开的，说狠一些，公开了，就形同“泄密”。
可有时候我们又不能彻底沉溺于秘而不宣，不解释，不说明，或者解释不了，说不清楚，那样世界也只能是坍塌的。尽管在一个小说家心里，可能在坍塌与矗立之间，他们对世界的想象更倾向于前者，但谁都明白，说到底，世界是大家的，断非只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垄断不了对于世界的想象，一目了然，是世界容纳着小说家。这里面有律令，有规矩，生铁似的。
好吧，为了矗立的世界，我试着先问问自己——就拿《丁酉故事集》为例。
这本集子收入了我在丁酉年写下的五个短篇小说。我将尽量诚实地数算写作它们时的“动机”。然而，诚如这本集子后记里的那个对话所说：“写这批作品之前，我并没有这些笃定的前瞻，如今水落石出了，或者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它们是这个样子……”，这个事后的数算，也只能是后知后觉。
这五个短篇分别发表在《收获》《人民文学》《小说界》《作家》《作品》等文学刊物上。我在给《收获》微信公号写的创作谈中，信誓旦旦地说：“无从想象”的确在今天剥夺着小说这门艺术的虚构特权——所谓现实比虚构更加富有想象力。同时我得坦白，我希望在《收获》上发表一个短篇。这事关我私人的写作计划，我想要每一年都在这本心目中圣殿一般存在的刊物上留下一次痕迹。这没什么好避讳的，也并非那么难以启齿，我甚至想过，写《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的塞林格，也同样如此企图着《纽约客》。你看，实际上，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写作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玄奥，它的动机有时紧紧缠绕着现实。
发表在 《小说界》上的是一篇“命题作文”，它满足了我对于写作短篇小说 “游戏性”的那种认知——大家集体参与，在一个既定的规则之下，各显其能。这里面显然有 “竞技”的成分，似乎格外能够兑现我对这门艺术 “技术性”的强调。但这个“游戏”一点也不随意，这个 “竞技”一点也不机械，它们只是作为一个前提，强制性地成为一次写作的动机，然后——小说本身开始了。
接下来轮到发表在《作品》上的《势不可挡》。首先，驱动着我的是“势不可挡”这个词。因为那段时间，谈论AI技术，谈论人工智能，本身就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架势，朋友们见面时要说，乃至文学活动的主题都要围绕着此类话题展开。“未来已来”，这个形势突然变得空前盛大，那种极具强迫性的力量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厌倦。那么好吧，写作的动机于是产生了，回应一下，以小说家的方式，回应一下吧！
《会游泳的溺水者》发表在《作家》。这是一份我怀有特殊情感的刊物，如果你知道了迄今我所有的“小长篇”都是刊登在这本号称“中国《纽约客》”的刊物上，你就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我得给她写小说。她当然不缺小说，但是我得给她写。如此，我们大约又能总结出一个作家写作时的“动机”——兑现情谊。同样，这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可指责的也许只是无情无义或者假以情谊粗制滥造。小说写就，无论水准如何，我可以认真地说出，写作之时，我是忠实于自己的能力的——甚至，我调动了自己曾经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经验。
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如在水底，如在空中》的写作动机也许最富“文学性”。那段时间我去了甘肃的武威，在街上，一座筑成钱币模样的雕塑吸引了我。它叫“凉造新泉”，这也是这枚当地出土的古币的名字。是这个名字的音韵在一瞬间打动了我，加之武威街头薄凉的春风，昏黄的夕阳，当这一切集体作用在一个小说家的身心之时，那个写作的“动机”得以形成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于是，如你所见，在这个短篇里，也有一枚“凉造新泉”。
你看，数算下来，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似乎也并非完全无从循迹与描述。而数算一番，带来的启迪则是：当我们去描述，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从而在描述里，发现那不可描述之事原来都能从现实之中找到确据。那无外乎就是荣誉感，情谊心，游戏精神，势不可挡的形势与一座横在眼前的雕塑——所谓现实比虚构更加富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