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在急诊内科见过他们。
不久前挂过一次急诊，往返于病房区、检验科与收费处，任何一个出现在我的疼痛面前的人都是路障。任晓雯流畅简洁的开篇把我带回那个下午，我努力回忆那些簇拥在护士站散落在病床上的人们。他们身上的气味我无力辨识，他们身上的故事我无心追问。那个下午我不关心人类。
此刻安然坐在书桌前，我问自己：你关心吗？
或许吧。对那些陌生的面容，我所能给予的关心并不比微信朋友圈里偶遇的“某某筹”更多。以有限的数额为种种社会关系担保、廓清的真相买单，为无限的爱心买单，多么划算。而眼前——唉，“施以援手”这四个字，需要怎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与恰到好处无伤大雅的代价？
且慢，暂缓那迫不及待展开的自我质疑，让我们先走进《迎风哭泣》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病房。病房是一处近似废墟的存在，收治着六张床“老慢衰”病人的急诊内科，可算是废墟中的废墟，生命在慢镜头里如秋叶零落，以腐坏、坍塌的姿态构建了任晓雯小说的基调。死亡并非此处最令人恐惧的东西。死亡是终结，是定论。定论并不折磨人，折磨人的是病，是痛，是未知，是不由自主的活。“那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从抵达废墟的那一刻起，便已渐渐远离了恐惧与苦难。
然而能量守恒，恐惧与苦难是无法消除的，它们悄然转移，伴随着男孩生命的加速度腐坏，擒住了他的女友。这个女孩所要面对的，比男友的死更令她无助的，是死亡的后果——是推床租金，是无力承担的抢救费、丧葬费，是无人可依——现实就是这样冷冰冰，你已经站在废墟里，它还朝你砸冰块，残酷地提醒着：你既活着，就要承担死亡的后果。爱还来不及转化为悲苦就已冻结。
爱冻结了，小说却没有。小说继续生长，苦难继续转移。女孩紧紧握住它，它原本是一地散冰，却被迅速打磨成一柄冰锥。任晓雯早早为它准备好了脆弱的蚌壳与柔软的蚌肉。那是一张更为模糊的面容。小说中的“我”最清晰的身份是“儿子”。父亲早前中风猝死，“胃里破了个洞”的母亲住在“老慢衰”的第八床。另一身份是“父亲”，一个思念儿子的父亲，依稀还是一个诅咒着前妻的前夫，除此之外，“我”就像是一只搁浅在沙滩上的蚌，没有更多社会身份。这个典型的上海爷叔，似乎并不比那对无亲无靠的小情侣生活得更稳妥。
“我”天天来医院陪护母亲，是孝顺，也是为了节省护工费。被节省的并不只是护工费，还有母亲的手术费。为了省钱，母亲不要“黄毛娘姨”，不愿意做手术，“我”便都依她，也想过“也许该让母亲做手术的”，但终究只是“也许”。百依百顺的背后，难免存着顺水推舟的私心。那么，“我”将这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钱借给女孩，是否只因为一时冲动的同情心或是零星闪烁的欲念？
我想答案是：否。
苦难降临“我”，早于“我”借钱给女孩，早于“我”遇见这对苦命鸳鸯，早于“我”陪母亲治病——早在前妻带儿子离开“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儿子。与其说，“我”同情的是不知所措的女孩，莫若说，“我”牵挂的是濒死的男孩，不，是与他的面孔渐渐重合的“我”的儿子。真相的细枝末节潜伏在那些对话里（更多时候是独白）。父子二人各自一端，相隔其间的是太平洋，更是大河弯弯。
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曾谈到，家庭生活的信念，特别是父与子的关系是人们信念产生的起源。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若要寻找与之对应的文学形象，我们很难不想到李尔王，在他之前则是约伯）所遭遇的不仅仅是心灵的破碎，更是作为父亲的主体性的毁灭。经受这种毁灭性的创伤，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三年？四年？三年？作为父亲的部分死去了，活下来的是“我”作为儿子的部分与其他，而“我”的父亲也早已死去。死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掏空活着的人。
因此，当“我”遇见“残衣破裤的男孩”与“脸色跟瓦楞纸似的女孩”，那颗被摧毁的空无一物的心灵、那个作为父亲的早已丧失的主体忽然复活，“我”默许了女孩的欺骗，默许她的冰锥撬开自己的蚌壳，默许那种冷酷带来的震颤，为了什么？为了通过她埋葬自己早已失去的儿子，为了再次成为父亲，哪怕再次死去。任晓雯写道，“我像踩着沙滩走向海水那样，走进夜晚的风里。风是冷的，撞在皮肤上，又灼烫起来。疼痛从我的眼球背后，蔓延至整个脑部。世界随之摆晃。我抓紧身边的女孩，仿佛抓紧潮涌中的一枚浮球。”这一段描写将故事的场景由废墟引向了旷野，当“我”跌跌撞撞走向提款机，实则走进了宿命的风中。小说最具象征意味的便在于“风”。风具有自然神性，作为使者，它既破坏一切也传递神谕。迎着风，“我”主动接受了苦难的试炼，至于这苦难有着怎样的人间面貌，是哭是笑，大可忽略不计。
我们恍然发觉，关心人类并不是我们的命题，我们的命题是爱，是忍耐。任晓雯并未在小说中做出简单的社会道德判断，也没有浅薄地赞美苦难，而是呈现一个人抵御苦难的姿态——“我”早已身处废墟，却毅然选择跌向更深的深渊——正是那跌落、坍塌、粉碎的过程摩擦出的火光，完成了救赎，照亮了废墟。在道德与审美的争斗中，“万物淌起赭黄色的碎浪”，人性的光辉冉冉上升，而虔诚的读者终将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