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为读者写作，文本为阅读存在。文学活动中的写-读双方，是审美交流中的一种呼应共同体。作家用自己独特的文本发出审美的呼唤，读者用自己的阅读欣赏进行审美应答。高明的作家都对读-写共同体有清醒的认识，优秀的作品都是为构建审美共同体而创作；平庸的作家心中只有自己，眼里没有他人，拙劣的作品免不了自说自话自我欣赏。陈忠实认为，作家的天职就是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用它唱明自己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读者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作家必须下功夫钻研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探索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让文本表现出独有的个性与特色，让读者品出独有的意蕴和滋味，进而形成良好的呼应关系。他说：“把自己对现实和历史的独有感知和独自理解表述出来，和读者实现交流，交流的范围越广泛，读者阅读的兴趣越大并引发呼应，这是全部也是唯一的创作目的的实现，是无形的也是令作者我最踏实的奖赏。”为此，他称自己创作的过程，就是“寻找自己的句子”的历程。所谓“寻找自己的句子”，实际也是为构建文学的读-写共同体，寻找属于自己的审美呼应方式的过程。
一、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作家都是在前辈优秀作家的句子中接受文学的启蒙，在寻找自己句子的过程中生存成长，用属于自己的句子发现世界，用自己的句子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诱导读者游目畅神，呼吁读者欣赏应答。身边的自然只有以一个独特的句子出现在作家面前，作家才算看见了这片风景；眼前的事件只有以一句富有诗意的句子形诸于作家笔下，作家才算真正把捉到了这一事件。文本只有以个性化的方式发出审美交流的呼唤，读者才愿意做出审美的应答。“读者花时间去读任何作品时，最讨厌那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因此，小说中任何一个讲得不错的故事，任何一种虚构的人物命运，既不能重复别人的故事和人物，也不能重复自己的故事及人物。作家只有用属于的句子讲故事、塑造人物，创造有意思的审美世界，只有赋予故事以独特的意趣，赋予人物以独特的内涵，表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光，别样的情趣，能开阔读者审美的视野，丰富读者的审美心理，读者才会产生阅读欣赏的兴致，产生与作家建立审美共同体的意愿，乐意在此审美共同体中与作者进行审美沟通与交流。
作家在属于自己的句子中立身，在读-写共同体中存身。作家把自我的生命精神凝铸成属于自己的句子，用它建构一个灌注着生命体验的文本，他用文本的话语结构代替自身的骨架，用文学风格代替自我的生存奋斗风格。于是，他就以一个文本的身躯存在于世间了。然而，文本是死的，只有阅读才赋予它生机。因此，仅靠文本立身是不行的，因为文本立的是一个沉睡的身体，需要阅读唤醒她，需要欣赏给她注入生机与活力。她才战胜死亡的威胁，超越存在的局限，在读者的不断欣赏中获得永生。作家的思想、感情、奋斗、追求及理想，只有在此读-写共同体中，才能以不容置疑的审美形式生存。读者满怀激情地拿起作家建构的小说文本，就是托起作家的审美之躯。翻动建构意义世界的书页，就是在抚摸作家充满诗意的四肢。书中曲折的情节，是作家心跳的轨迹，书中华美的意象，是作家血液的色彩。这时，作家在读写共同体中与读者进行交流呼应，拓展了自身的生存时空；读者通过这种交流呼应，挣脱了生存的遮蔽状态，抵达个性化生存的光明之地。因此，读-写共同体中具有双向建构功能：作家在这个共同体中，用只属于他自己的句子，用他自己句子所建构的审美之躯，唤醒了读者个性化生存的意识；读者用他们热情饱满的的阅读欣赏活动，赋予作家不朽的审美之躯。
好的小说都独用属于自己的句子探索人的个性化生存，开启人类生存的审美之思。“自现代以来，小说就时时刻刻忠诚地伴随着人。认识的激情攫住人，使他去探索人的具体的生活，保护它，抵抗存在的被遗忘；把生活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之下。”拒绝使用别人的话语方式，不愿雷同已经存在的艺术范式，探索区别于他人，只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正基于此，陈忠实“开始意识到这样致命的一点，一个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永远走不出崇拜者的巨大阴影。”在阳光下探索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发出属于自己的审美之声，才能激发诱导有同样追求阳光，想活出自己的读者的回应，才能与他们建构审美共同体。陈忠实把用自己的句子为读-写共同体写作，看做一种安身立命的活动。他说：“我在反复回嚼这道原的过程中，尤其着意只属于我的体验的产生，得益于甚为认真的几本非文学书籍的阅读，终于获得可以抵达这部小说人物能过安身立命的境地的途径，我也同时获得进行这次安身立命意义的长篇小说写作的自信，探究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涌起来。”用属于自己的句子创作的作品，呼唤读者的应答，在读-写应答关系中，既能让文中人物安身立命，又能让塑造人物的作者安身立命。因此，陈忠实把用自己句子写出的文本称作“垫棺作枕的砖头”，有了这块砖头，作者活着身安，死后神安。
作家找到的只属于自己的句子，最适合建构读-写呼应共同体的那种句子。那种句子只存在于他所生活的世界里，他特定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里。作家的生活的世界对他进行限制与规定，他的生活体验与艺术体验教他认识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与区别，让他明白共同体在奋斗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反之，那些脱离自己生活世界的作家，实际上也就忘记了自己在世界中生存的具体性，也忘记了他人存在的独特性。这样的人，不可能是个很好的聆听者，也不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言说，当他把自己悬在空中时，等于离开了与他人的对话交流，进而就拔离了形成生存共同体及审美共同体的大地。而陈忠实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意识，他写作《白鹿原》的具体环境，有两个影响甚至制约创作的因素：一是出版政策，二是印刷量，集中到一点，就是读者的购买与欣赏。之前，在计划经济时代，只要出版社愿意，作家高兴写多长就写多长，愿意玩什么花样就玩什么花样，都可以出版，1980年代一波又一波的先锋小说就是这样写作和发表的。此时，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书籍的出版与否，由读者的阅读兴趣所造成的印刷发行量裁决，作家想出版自己的书，就不能任性。写作之初，心中就必须有读者，就必须有建构读-写审美共同体的打算。作家的写作欲望必须与读者的阅读兴趣相对接，作家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然会被读者抛弃，也就会被出版社否定。陈忠实的《白鹿原》，起初打算写两部，每部40万字。“当市场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就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会比买两本省一半钞票，销量当然会好些。”
二、基于建构读-写共同体需要的艺术繁简辩证法
基于与读者共建共同体的考虑，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把高密度叙述话语和艺术简化有机地融合统一，创造了叙事艺术的繁简辩证法。
在市场经济下，共同体的阅读同胞需要内容充实而经济实惠的作品。所以把两本书压缩成一本来写，对陈忠实的小说写作就提出了现实挑战，既要把半个多世纪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故事，众多活跃在原上的人物，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篇幅又不能过长，就必须寻找一种适宜的语言形式。于是，他决定选择“高密度的叙述语言”来写作。“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作出决断。”他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发现，叙述语言比描写语言更凝练，一句准确形象的叙述，往往能发挥5到10倍描写语言的功能。加之，叙述语言有张力和弹性，可以充分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示作者的语言智慧，还能发挥语言的审美造型功能。用最简洁最有内聚力的叙述语言来写自己的长篇小说，可以使自己小说中的话语既有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又有丰富的历史与人生蕴涵，更具有强大的审美造型力量。他认为，小说中的一切生命存在，都是以文学话语的诗意形式现身的。小说家是特定生活世界和社会人生各种形式的审美发现者与呵护者。又是特定生活世界和社会人生各种形式的审美创造者。他用只属于自己的句子唱明生活世界，创造审美人生，培养读者的审美眼光，唤醒读者的形式感。教会读者用形式化的目光看世间万象的外观形式和现实人生的心理结构。他深知人们的天赋本能只对客体的物理性质和功能效果感兴趣，只善于和事物建立物质功利关系。所以，作家有责任用文学的有意思的形式，弥补人生的这一缺陷，完善人们的生存向度，提升人们的生存层次，让人们在审美的王国中游戏，用艺术之光照亮人们的生活世界。打开《白鹿原》，凝练而富有内蕴的叙述句俯拾皆是。第一章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就是既有人情意味，又有社会历史蕴含，更有造型力量的句子。它暗含着：白嘉轩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男权主义思想；白嘉轩当年为娶妻也受过作难；白嘉轩一生在娶妻方面发生的曲折故事值得作家为之道说，值得读者为之动心。从纯形式方面考虑，它以最简洁的悬念形式，激发了读者对文本最强烈的悬想期待和完形热情。又如第四章，当白嘉轩种大烟土带来人财两旺的好家景时，原上人纷纷仿效起来。作品写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中也有无穷的余味。这句话是特定时期人们经常用来形容英雄模范在生活中所起的正面效应的。现在置入白鹿原人跟人学坏的语境之中。首先造成一种对日常语境的歪曲，造成人们对文学话语的新鲜感受，打破了人们的感觉定势，引发了人们关注文学话语的浓厚兴趣。其次造成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给人一种悲愤感。最后它让人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感伤情，一丝无可奈何的苦涩感。
建构读-写共同体所用的高密度的叙述语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信息度密；二是语言的运动节奏密。
话语的信息密度，是指作家在看似平常的小说话语中注入了丰富的生活意蕴，浓郁的情感以及诗意的造型力量，从而给读者呈现出生活的繁华密植，人生的繁音密响。大凡长篇小说的读者都有一种长篇期待。期待认识更宽广的世界，更丰富的人生；期待受到更复杂多变的情绪振荡，更绚丽多彩的情感陶冶。读者不喜欢作品中慢条斯理的叙述，反感大段大段的静场描写，厌烦情感色彩的单一化、平直化、冷寂化表现。米兰·昆德拉把写长篇比作摆宴席，东家只有不断上菜、上好菜，才能满足宾客的饕餮之欲。写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曾经拜读过米兰·昆德拉，对此论深有同感。平庸的小说家对此缺乏敏感和自觉。他们错误地认为，小说写到20万字以上就是长篇了。更错误的是，有些作家甚至认为，所谓长篇与短篇的不同，就在于长篇小说能容许一定量的废话。尤如修长城的砖，不一定都要求烧烤的十分精致一般。于是，许多长篇小说写的很虚，很单薄，给人一种撕扯而长的感觉。读者看这类作品时，实在紧张不起来、激动不起来。因而，读到半截就会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无法强迫自己把作品读完。艺术的辩证法表明，短篇小说必须写的疏朗、空灵，给读者留有灵魂卧游的审美空间。并且这种空间越宽广，作品的审美境界也就越高。若把短篇小说写得太实在，就会使作品显得臃肿，小家子气，缺乏悠远的审美意味。相反，长篇小说则必须用高密度的语言来构造，给读者以厚重感，压迫感，造成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冲击。长篇小说若写得又空又虚又单薄，会让读者觉得作品底气不足，读着不过瘾，不尽兴。
语言的运动节奏密，是指话语事件的运动速度快。作家去掉了话语本身不必要的修饰形容，起承转合，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呈蒙太奇组接状，不断地化出化入新的语言事件，不断给人以新的审美冲击。这是严肃作家心中读者意识和长篇小说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严肃作家创构读-写共同体精神崛起的表现。作者极力把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都变成一个冲击读者情感的话语事件，把文学话语的连接变成具有张力的事件连接，让人永远记得那使人心摇神驰的话语事件，给人带来的满足感。整部《白鹿原》由许多让读者心摇神驰的话语事件组成。每一个给人带来满足感的话语事件结束之后，紧接着又生成一个让人激动不已的话语事件。读者一旦进入这个美妙的话语世界，就会有体验不完的诗意心跳。话语紧锣密鼓般的运动变化着，话语事件随之急速纷呈出来，给读者创造了一系列目不暇接的戏剧化动作，每个动作都指向未来，这一未来又创生和维持着一种即将形成的整体事件幻象。它把作品中人物的每一种感情和作为，都变成整体幻象的有机部分，为话语体事件整的生成聚集力量。这就使读者在看清小说冲突之前便已产生紧张感。从而使每个话语动作都具有激荡人心的审美力量。由于每个话语动作都在创造着未来。因而，每个话语动作都包含了整体幻象不可分割的小说世界。在这个话语世界还没有整个生成之前，它们是正在生成的生命形式，给读者创造出一种即将来临的未来的持续幻觉。这种幻觉在话语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在强化的过程中又不时地出现新的话语动作打破这种幻觉，造成话语悬念。我们之所以要称道《白鹿原》的话语动作在未生成整个幻象世界之前，不断地利用幻觉的持续强化与破坏来创造悬念形式，是因为叙事作品的魅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在展开过程中不断发生畸变；二是这种畸变总是既拓展了故事的内涵与意蕴，又合乎情理。把叙事过程创构成为一个不断畸变和扩展过程，也就使小说的话语结构成为不断历险的过程，同时引导读者伴随小说话语一同历险。在话语历险的过程中，各种前因后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被形形色色的插入项分隔开来，扭曲变形，产生各种始料未及的后果。简而言之，畸变和扩展使话语生成过程变得摇摆不定，让人难以预料。因而，读者的心也就随之悬了起来。读者因此为未来结局的完满性，为话语幻象的统一性而担忧，又让读者在着急中兴奋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譬如《白鹿原》开章道说白嘉轩七娶六丧的人生灾难时，中间插入了葬埋白秉德老汉，发现白鹿精灵，阴谋换地等话语事件和动作，使读者为小说开头的承诺而着急，给读者以极大的震撼力，使其在阅读过程中犹如服了兴奋剂般激动不已。
建构读-写共同体的高密度的叙述离不开艺术简化。没有简化，小说就会变成啰嗦乏味的乱侃。假如这种啰嗦嗦乏味的叙述话语密度很高，作品就会变得乏味无聊，就会瓦解读-写共同体建构的基础。《白鹿原》所追求的高密度叙述语言，是由一系列有意思的话题聚集而成的整体。它必须密得有情有趣有意思，密的有思想有高度有深度。其中的任何一段有意思的话题，都是从大量乏味无聊话语中提取出来的。由它们所组成的有意思整体，是一个能够召唤读者审美观照，激发读者审美呼应的有机整体。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作品立意的简化。《白鹿原》把表现民族秘史的诸多想法凝炼为一个中心——白鹿原的秘史，把揭示中国人近代以来文化心理结构的演变史，凝练为揭示白嘉轩为代表的原上人的心灵变化史。“1988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减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白鹿原屹立千年而不倒，是支撑中国人精神心理的儒家文化的象征，白嘉轩则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学为好人”的具象化。作品以白嘉轩为中心，写他“学为好人”的精神心理，应对各种“闹世事”者挑战的心灵历程。应对同辈鹿子霖为个人名利没有底线的“闹世事”，他展现出了沉稳、耿直和做事有分寸；应对晚辈白灵、鹿兆鹏为民族未来“闹世事”，他表现出固步自封和保守；面对白孝文极端利己主义的“闹世事”，他经受了一次由绝望到无可奈何的心灵历程。总之，通过白嘉轩“学为好人”，应对各种“闹世事”者挑战的活动，即各方心理精神的变化，解释了中华民族心灵的演变史。
其次，是选材的简化。生活既有平淡的时候，也有庄严的时候；既有平静的时候，也有剧烈运动的时候。文学选择什么样的面相作为题材，把什么面相简化掉，这既牵涉到作家的爱好，更涉及读者的兴趣，两方面联系起来，是一个读-写共同体的建构问题。文学创作只有纳入建构读-写共同体这个大框架中，只有与作品接受的连续市场联系在一起时，题材的选择才显意义。中国的大多数读者偏爱情节性与悬念性较强的作品。他们不欣赏情节淡化、缺乏外在动感的作品。有悬念且情节性强的生活，来源于生活的运动生活。情节淡化的生活是缺少运动的生活。为了与读者建构良好的呼唤应答共同体，陈忠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作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生活，我关注的是农民世界的生活运动。”生活的运动带来人生的变化，影响人的心里精神结构的变化，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更容易塑造人物的多面及立体的性格，从阅读的角度讲，作品更有看头，更激动人心。“生活发生了变化，像流水有了跌差，有了跌差就有了瀑布，有了飞溅的浪花，有了喧闹的声响，也产生了在平流无石处看不到的壮景奇观。”有志于雅文学创作，又不甘于自己作品脱离中国广大读者的作家陈忠实，经过艰苦探索，在选材时简化掉缺少变化的生活，让生活的运动密集起来，一方面，造成人物命运、人物心理具有极强的运动性，消除了各种淡化情节类作品的沉闷感；另一方面，造成一种起伏跌宕的情节效应和人物命运难以预料的悬想期待。陈忠实的这一诗意创造，在长篇小说领域，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大问题。即如何使作品不失品位，又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大贡献。
再次，写作着力点的简化。《白鹿原》总是把一个事件的曲折过程，简化为最有表现力的几个点，召唤读者去猜测和完善事件的整个过程。任何复杂事件，都由几个决定性的点来勾画其轨迹，这些点是最具有生发力和观赏价值的看点，又是最能诱导读者戏剧性想象的触发点。陈忠实在表现人物精神的巨大振幅时，他只选取人物精神轨迹上最具特色，最有冲撞力的几个点，叙述人物在这几个点上所面临的挑战。召唤读者去揣想人物整个的心路历程和情感曲线。他从不描绘持续的心境，只为读者敞亮最富诗意的情绪瞬间，因为只要有瞬间的真诚，足以表现人物的本色，也足以让读者倾心。更因为作家用艺术智慧进行创作，为了建立与读者的审美共同体创作，他必须为读者留下发挥想像，展开体验的空间。所以，《白鹿原》仅用了50万字，却深刻的挖掘了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大半个世纪白鹿原的社会演变史，塑造了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黑娃、孝文、冷先生、白灵等诸多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人物，揭示了那个年代乡土中国底层民众的心理结构演变史。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每一段重要的历史生活，每一个能够震荡民众心理结构的重大事件，譬如交农事件、国民党反攻倒算等，都在精彩处发挥得酣畅淋漓，于无味处一字不提。这就把作品用特有的审美方式同现实状态分离开来，赋予小说中以动人的外观形式，用激动人心的审美单元，悬搁了平淡的社会现实，用值得玩味的诗意形式，爆破了乏味的日常人生。让读者感到与这样的作品进行交流呼应很过瘾。
《白鹿原》在建构读-写共同体的探索中，高密度的叙述语言和艺术简化分别如同加法与减法，融合统一于一个审美方程式，共同指向需要求解的X——人，以加法摇撼人，以减法呼唤人。加法与减法看似矛盾对立，却也阴阳相济、虚实相应、相辅相成。我们都知道，在绘画摄影等艺术的空间处理中，往往需要通过隔挡创造出光与影的交相辉映效果。文学活动中读-写空间处理亦然。没有创造性的隔挡，即不对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进行任何具有意向性的围堵、遮挡与引导，则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就无所谓空灵与充实。只有经过创造性的遮挡围堵之后，某些地方实了，另外一些地方则空灵了。创造性围堵之后的世界，有了让人诗意栖居的空间，有了邀请人对其完形的空白，有了让读者进一步审美遨游的空间。《白鹿原》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更多的生活，必然要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人生，首先进行一减再减的减法，才能保证一加再加的高密度语言有足够的审美空间，也保证读者在词语之外能够领悟更多的审美意味。
从具体创作实践来看，《白鹿原》的表面主要是运用了话语的加法，即话语事件1+2+3……实际上，它在深层是运用了话语的减法。即尽可能减去缺少内涵的话语；减去缺少动力的话语；减去不能引发人想象的话语。其目的就是要在减少没意思话语的过程中，浓缩叙事话语，增加其诗意内涵。作品所道说的话语，都是作者精心简化所留下的话语精华。创作时，为了把一般性话语变为话语事件，陈忠实去掉了一切缺乏动作性的叙述与描写；去掉了与动作、事件关系不大而旨在煽情的议论性话语。从人物的角度去写人物，减少了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增强了人物之间的对话与对抗。从而造成了只用语言事件或动作本身说话，话语世界极其客观冷静的审美幻觉。《白鹿原》充分表现了陈忠实运用自己句子进行审美创造的能力。他发挥建筑师的魄力，用属于自己的句子，为读者建构了一个高大雄伟的白鹿原，供读者观赏和游玩；他发挥魔术师的才能，把属于自己的句子变成一束审美的强光，射向白鹿原被遮蔽的秘史，让它在光亮中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白鹿原》为创构读-写共同体进行话语的加减、审美的魔变，让读者领悟话语的神奇与创世的力量。《白鹿原》中一切貌似客观的话语事件和动作，带有作者积极的审美意向，都是陈忠实的审美选择和创造。所以，它们全都是以客观之名行主观之实，以自然之貌传创造之神。陈忠实笔下的话语事件和动作，都饱含着作者生命体验的温度。每个话语事件和动作都是一种热情之火，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节日焰火景观般的五彩斑斓，使读者惊奇不已，感叹不绝。《白鹿原》以冷峻的外观蕴含巨大的生命热能，造成外冷内热、冷热相融的特色，比许多作品里作者不由自主地站出来煽情的效果更好。
三、读-写共同体建构的美学意义
陈忠实从建构读-写共同体出发，寻找自己的句子，其实就是寻找与读者建构呼唤应答关系的方式和渠道。创造高密度的话语事件，增强了严肃文学的可读性，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学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被人民传颂的问题。在陈忠实看来，任何一种审美谋划都是与读者同谋。任何一种诗意享受都是与读者共享。共谋共享是创建读-写共同体的根本。许多人把严肃文学的滞销和不景气，归之于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陈忠实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心中眼中没有读者，缺乏与读者共建审美共同体的意识，自外于读者，因此被读者排除在阅读欣赏范围之外。读与写自古就是一个交流呼应的共同体。早在古希腊时代大哲人柏拉图就已提出：作品是否合乎艺术，主要取决于它能否适应读者的心灵和性格需要。某类文学风格若适合了某类心灵，就会对此心灵产生说服作用。某种风格若适应于某种性格，就会对此性格产生积极影响。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感动读者的心灵，完善读者的人格，把真善美灌注到读者的心灵中去。故而作家必须研究读者的心灵和性格，只有这样，作品才能犹如磁石吸引铁环并把磁性传给铁环，使铁环也像磁石般吸引其他铁环，进而把磁性再传授给其他铁环一样。作家凭借他对读者的研究和了解，凭借自己在了解基础上所形成的同谋与共享精神，把诗性智慧与诗意的力量灌注于作品。又通过作品传授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灵充满诗性，并以此卧游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之中。
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今天，人们早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一切艺术都是为欣赏和接受而创作的。作品中各种审美策略和诗意方法的运用，只是为了造成接受者强烈的阅读感受，只是为了与接受者形成一种顺畅的交流呼应关系。小说艺术的全部价值仅只是与读者建立一种交流呼应共同体。不与读者对话，不被读者所接受，不经读者完形创造的小说，只是一堆印满铅字的废纸。故而，陈忠实反复强调，作家的全部理想和生存欲望都莫大于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一切审美建构，都是为了读者在其中卧游，文本发出的审美呼唤，都是为了得到读者应答。作品价值的大小或有无，终须由读者来评判。站在读-写共同体之外谈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论文学的繁荣和萧条，是十分滑稽的。优秀作家的小说话语，既能适合读者的趣味，又能改造和震撼读者的心灵。只能适应读者的口味的作品，是媚俗的作品。只想改造读者的作品，曲高和寡，无人接受。这里面的尺度是相当难以把握的。话语事件化、动作化，既吸收了流行小说的悬念性、情节性及其特有的吸引力、感召力等优点。又去掉了其单线因果关系及其缺乏复杂感情、缺乏丰富韵味的毛病。在这里，话语事件如电影蒙太奇般直接快速地化出化入，既引人入胜，又令人深思，创出了一条雅俗结合的路子。
几十年来，我国文艺界一直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文艺专业圈备受赞赏的作品，人民群众往往不欣赏。一些品位较高的小说，往往滞销。出版之后很快就由新华书店转到古旧书店，长期关注关心文艺发展状况的人士，为此也很焦虑。相反，一些通俗性的、低品位的作品，由于话语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反而得到畅销，这让一些正统人士不免为中国读者欣赏水平的低下而扼腕叹息。然而，光是叹息而不进行新的探索，就不能占领广大的文艺阵地，就会使文艺为人民服务流于空头口号，反过来又影响文艺的创作和繁荣。陈忠实刻意要在读-写共同体建构方面下功夫，他说：“可读性是我认真考虑过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个。” “我们的作品不能被读者欣赏，恐怕不能完全责怪读者档次太低，而在于我们自我欣赏从而囿于死谷。必须解决可读性的问题，只有使读者在对作品产生阅读兴趣并迫使他读完，其次才能谈接受的问题。当时我感到的一个重大压力是，我可以有毅力有耐心写完这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读者如果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读完，这将是我的悲剧。”他从创作方面寻找雅文学不为群众欣赏的原因，认为这与雅文学淡化情节有关系。淡化情节本身作为一种新的诗化方式并无可指责的，因为艺术需要不断创新，假如当代作家不进行新的探索，不进行新的诗意创造，只沿袭先辈的传统，那必然会导致把文学变成惯例而非不断创新的艺术。而当文学一旦变成惯例，就会产生各种麻痹感觉、促人入眠的非审美化倾向。为了能使作品激起读者的新鲜感、惊奇感乃至迷狂感，作家必须与祖传的形式作抗争，在抗争中进行新的诗意创造。但是，任何创造除面对传统以外，还必须面向读者。作者抛开或避开读者搞创造，在读-写共同体之外搞探索，无视读者的兴趣与爱好；读者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出发，寻找合乎自己胃口的文本进行阅读与欣赏，无视作者的自娱自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审美共同体的缺失，就会把文学文本变成一堆冰冷死寂的印刷符号。因此说，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要繁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陈忠实建构读-写共同体的审美探索与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