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岭北麓，黄河南岸，长安古城，拥书自雄的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几位有成就、有声望、有地位、勤奋而又高产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受读者追捧、受批评界争议、受书商宠幸、受“书生直谏”、受媒体炒作，“红得发紫”的作家（乔伊斯曾说：“《尤利西斯》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有人说《废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媚俗的恶例；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最高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自我抄袭、重复自己的“劳模”；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乡土作家，有人说他是“恋污癖”；又人说他是“鬼才”，有人说他是庸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我以为：贾平凹是一位站在中国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拐点上，心中既有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滋润，又有对农耕文明创造的田园牧歌无限留恋，怀着满腔的惆怅和迷惘，苦苦思索中国现代社会文明出路的作家；是一个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站在道德选择的二律背反处，忧国忧民，感物伤怀，怀乡恋土，秉笔直书的作家；是一位站在艺术审美至正、至真、至纯、至善、至境的高地，建构自己人道、悲悯、朴茂、丰沛、妙悟、诡谲、象征的人类文化学的文学图式的作家，是一位站在历史变革的转折处惆怅展望，悲天怜人的悲剧性作家。
一
秦岭，这条雄伟逶迤、挺拔绵延，耸立于黄河长江之间的龙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龙的子孙。贾平凹属龙， 1952年吉历的2月21日“龙抬头”的皇道吉月，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村。这是秦岭大山腹地的一个小小的盆地，犹如一个“丹阳”，被长江和黄河烘托而起：呈“二龙喜珠”之势。
棣花村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农耕文明的耕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凝定成的田园牧歌式的乐感文化心理，渗透在贾平凹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当中，成为他创作过程当中的潜意识。
19岁之前，贾平凹没有走出棣花街方圆三十里。他留盖盖头，穿草鞋，会做各种农活。自小多病，却从没有去过医院，只喝姜汤捂汗，拔火罐或者用瓷片割碎眉心放血；若久病不愈，家里人则请神作法以驱鬼。他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学会了认字；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秦腔、写对联和铭锦。棣花村藏着能人：善制木的、能泥塑的、通文墨的、精胡琴的、理鼓谱的、唱秦腔的；有人盘腿搭手说着《封神演义》，据说和书上一字不差；有人偷偷地读《易经》，成了阴阳先生；有人拿锅黑当墨，在墙上画出二十四孝图；还有人率领弟子修建了全县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以至于干部派下来，来前必有人嘱：到棣花街不敢随便说文写字。这里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文化积淀、山光水色、自然风光、生活环境，在他晶莹、透明、纯洁的童心世界打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烙印。童年的生活经历、感情形态往往渗透、积淀在一个人的潜意识中，它自觉不自觉地制约着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感情形态、意象形式、形式感的律动。贾平凹也是这样，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赤子般的情感，对农耕式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有一种天然的依恋。这种思想感情使他对喧嚣、浮华的工业都市生活，有一种本能的不适与审视的能力。从《山地笔记》、《满月儿》、《九叶树》、《西北风》到《商州初录》、《童年家事》、《二月杏》、《丑石》等，莫不如此。一颗小桃树、一个鸟巢、一眼清泉、一粒沙砾、一片落叶、一盆文竹、一条溪流、一只云雀、一只贝、一匹骆驼都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他听夜箫、看月迹、观冬景、读山、访兰、品梅、论关中……在“天人合一”、“生态平衡”的审美基座上运思笔墨，激扬文字，塑造形象，编织故事，设置情节，审视与批判着人类在历史行进中的过失与局限。面对工业社会生活对人自然本能的压抑，他怀着一股失落的感情，唱出了一曲曲幽伤而凄楚的挽歌。
贾平凹心灵深处珍藏的文化审美心理是一种逍遥自在、悠闲轻松、放任自流、虚静恬逸的“乐感图式”。他在虚静、自由、清真、天籁般的情感中渴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渴望自己过一种自由、恬静、虚灵、自我的读书的生活。“虚静村”是他的一个“理想国”。“静虚村是一个现代化建筑之中的‘桃花园’，土地平旷，茅舍俨然。虽没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屋’，却也槐花掩映村庄，春燕叼泥梁上”。（《静虚村记》）春光在这里用轻灵的翅膀洒下玉露，生物沐浴着爱，村庄披戴着一片静穆。这里没有人性的异化，沒有压抑的人情，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合谐、宁静、澹泊。这种田园诗般的情景、形象和图景，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热爱劳动人民、羡慕劳动生活，想往阡陌桑麻，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写照。
由于他有一个自然恬淡闲适的心境，他对客观外界的事象、场景、物理，有一种独到的、别样的感受和妙想：虚静的心在明亮的月夜通过地下的水盆中清澈的水，遥望高天上的星月；一场大雪覆盖了大地，他从“白”中看到了“虚”的丰富内涵；一棵弱小的桃树在风雨中摇摆，他看到了生命成长的艰难和不易；一块大门前不起眼的“丑石”，他看到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逸世独立”的贵重和“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可悲。
正是这种清澈的、碧玉般的、灵动的、阴柔的审美心理，给他的作品中灌注了一种清凌的、透视的、映显的、水天一色、高远辽阔的的审美情趣。他能站在世俗生活的钢筋、水泥、垃圾、色情、暴力、吸毒、卖淫、血腥、暴力之上，遥望人的精神文明的灿烂星空。
《高兴》中捡破烂的高兴、妓女孟夷纯，《浮躁》中的金狗、小水，《白朗》中的土匪白朗，《美穴地》中的四姨太，《腊月正月》中被称为“二流子”的王才，《天狗》中的农民顾工天狗，《秦腔》中的引生《商州》中的秃子等等，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在饥寒交迫的生活线上苦苦的挣扎，但是他们心中的良知没有泯灭，他们守着人性的底线。他们心中有光明。他们对人生寄托着希望和未来。
二
丹凤县棣花村是一个历史名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商于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商贾络绎，贸易昌盛，车水马龙，酒旗昭昭，人文荟萃。“商于”为古代地名，最早属于楚国，后被秦国占领，成为法家商鞅的封邑。秦国占领商于后，在古道上建关设卡，古道成为通往楚国以及南方的一条重要通道。史料记载，秦楚为争夺商于这块地盘，曾展开多次残酷的拉锯战，楚文化的凤图腾与秦文化的龙图腾、《楚辞》式的浪漫主义诗情与《诗经》式的现实主义的理性、长江流域的清丽婉约与黄河流域的浑厚磅礴，展开激烈的争斗、血拼、屠戮。激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生与死、灵与肉、血与火、爱与恨，在这里撕扯、熬煎、炼狱、互渗、值换、重构、再造、沉淀、凝定。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诗情在秦文化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中“淬火”、“醮钢”、“开锋”。这种历史性的“淬火”，带有生命激情被“激灭”，这种人性的“醮钢”，带有爱恨情仇的圆寂，这种血腥的“开锋”，带有英雄悲剧主义的性质。
这种英雄悲剧主义的精神是从激情到理智、从狂热到冷静、凤凰涅盘式的死而复生，是艺术审美想象的焰火、激情、热能以“能量守恒的规律”化成一种艺术审美的精神、境界、气质、节奏、韵律、感觉、意念、形式、想象、情趣、悟性、风俗、礼仪，悄然渗入这片古老而幽深的盆地，世世代代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心智。
“商州四皓” 躲战乱的流亡足迹，给这块土地上印下了悲伤的历史印痕。这块封地的郡主----商鞅被五牛分尸的历史事件，把自然经济创造农耕文明的理性（社会规范对人性的情感吞噬）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血腥程度。
中国农耕文明最壮烈的悲剧精神注入了这一块丹凤朝阳的神秘大地。历史发展到20世纪以降到21世纪之初，这块悲剧性的热土被现代工业文明的隆隆机声所震悚，田园牧歌的美梦被打碎了。贾平凹的丹凤县棣花村，“黄昏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在葡萄园的上空旋转，接着一声巨响，像地震一般，骥林娘放在檐笸上晾米的瓦盆当即就跌碎。双鱼家的山墙上掉下一块砖，砸着睡在墙下的母猪，母猪就流产了。而镇上所有人家的门环，在那一瞬间都哐啷哐啷地一起摇动。”这是《高老庄》的开篇之笔，作者对读者描绘了一幅生活的景象，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的生活秩序、血缘家族式的生活观念被现在工业文明打破了。人们在机声隆隆、天外来客，现代科技、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理想缺失、道德滑坡中陷入一种惊悸、焦虑、浮躁、恐慌之中。这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当中的历史震荡。在这个高老庄式的历史动荡中，贾平凹乐感文化心理结构受到了颠覆性的打击，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剧“乡愁”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带着“乡愁”沉重的感情，从悲剧性的土地上走来的贾平凹，有两次文学批评的疾风暴雨，加速、增强和固化了他的这种悲剧性的心理的形成。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顺风顺雨，一路鲜花为她绽放。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清新、自然、欢快、轻松、愉悦，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春意图”。《满月儿》等作品是他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的深化，他的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他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他借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创作手法，写出了《厦屋婆记事》、《沙地》、《年关夜景》《鬼城》、《晚唱》、《二月杏》，等等作品，有涉及官场的，有反映人性黑暗的，有表现神秘主义的情感。这本来是他在创作过程当中有益的探索。但是，在1982年3月，陕西省“笔耕”文学批评小组在西北大学图书馆召开了一个贾平凹作品研讨会，当时受“异化论”的影响，一些还未从庸俗社会学樊篱中解放出来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他走上了脱离现实，脱离人民，脱离民族，脱离传统，脱离时代的邪路。会议上的火药味很浓，有人给他扣上历史唯心主义的帽子。会议刚一结束，《人民日报》就转载了这个会议的纪要。这个时期，他基本上是以童稚青纯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唯美、抒情。当时他只有三十出头，肩膀稚嫩，很难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思想负担重，情绪低落。他的父亲从老家专门来看他，安慰他。他在写回忆《父亲》的文章当中表现了当时的这种思想感情。当年他在参加全国“文代会”期间，《文艺报》向他约稿，他在文章中说：“古城长安天气很冷，室内室外一个温度，冻死苍蝇也冻死玫瑰。”当时陕西省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延河》发了一组评论他的专辑，只有费秉勋、白冠勇两位评论家，比较客观、冷静地从文学创造的审美规律出发谈论他的创作，其他评论家的文章，都是否定他的这种有益的探索。面对急风暴雨式的批评，他马上缩了回去，立即写下了《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被评论界称为表现社会改革的“凤凰三点头式的作品啊”。
第二次是1993年对他的长篇小说《废都》的批评。这次批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讨伐之烈，情绪之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所罕见。有人用“道家的眼光”来看作品，有人用女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作品，有人用社会政治学的尺子衡量，有人给作品冠以色情的帽子----。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批评大潮中，贾平凹病倒了。当时他住在西北大学校园里。
那是一个秋冬之交的一天，我携夫人去看望他。他在病中，正在吃药打针，精神很颓唐，身体很虚弱。他住的单身宿舍的大门上贴着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联联合等单位联合发出的联合公告：“鉴于贾平凹先生患病期间，谢绝一切新闻界和文艺界来访来客”。他提前给我们开着门，进了房间，我看到他不大的房间里门背后挂着一个四尺八开左右的细篾竹笺，上面用毛笔写着“潜龙看飞”四个朴厚、醇正、温雅的大字。不大的客厅的沙发靠墙的壁上，悬挂着他自己写的四尺斗方的书法作品，上边写着南朝诗人王籍《入若耶溪》中的一句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开始他和我谈他的绘画、收藏、书法，后来谈他身体。最后，谈到这场对他的批评。他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悲哀、孤独和无奈，精神上的压力极大。他说他基本上是两点一线，从学校到医院，工资也是让单位人给他带领然后送给他的。这场批评造成的结果是，上级领导部门点名批评他，让他写思想检讨，《废都》被禁止发行，他下基层到华西村体验生活去了。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批判中，从阴暗的角落里刮了一股邪风，有人匿名在网上造谣惑众，说他在黄赌毒场所出现……
长篇小说《废都》被禁了16年。
2004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来陕考察工作，在陕西省丈八宾馆举行与陕西省作家座会，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和省人大副主任白云腾作陪，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贾平凹、高建群、杨宏科，晓雷、李天放、京夫、冷梦等十多位作家。我当时在发言中对《废都》做了简要概括的解读，并向李铁映副委员长提出请求，希望能对《废都》解禁。
2009年，《废都》被解禁。
这两次批评，客观的讲，贾平凹冷静而理智地接受批评的心理准备是不足的，因为他对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上的艺术表达是自信的。这就给他思想或情感上造成了一定的重撞。加之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对乡间教书的他父亲的批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劳动；文革后期“伤痕文学”对他的影响；他的家庭、婚姻的破裂；加之他的患病、长期服药打针，形成了他悲剧性的审美心理。
三
贾平凹作品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为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逐渐消失而唱挽歌，情感更多的停留在感伤、留恋、失意的层面。其代表作是《商州》系列当中的一些篇目。第二个阶段是到了90年代初以后，把，他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努力用社会历史的价值判断去澄净生活的尘埃和时代的局限，艺术地表现现在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化的重铸和再造所造成的悲剧意义。
小说《丈夫》、《春愁》，基本上都是在表现“痴情女子负心汉” 的故事模式中，写美丽、善良的女子被男子遗弃后的不幸遭遇，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进行审视。他强调感性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心灵的平衡稳定。他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点上发生。
此后发表的《山镇夜店》、《上任》、《夏家老太》等作品，表现了作家对国民性的思考。这类作品中作者对人的关切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呈现出悲剧性的生活形态。《沙地》、《二月杏》、《好了歌》是贾平凹这一时期的悲剧意识表现较为充分的一组作品，极言人生的艰难，努力营造浓郁的悲剧气氛，使作品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天狗》中的井把式李正这一次偶然事件中，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引塌方而瘫痪，为了生存，被迫“招夫养夫”，徒弟天狗因坚持传统的道德观念只尽赡养的责任，而不享受做丈夫的权利，李正终因不堪忍受道德和心理的双重负担而自杀。这既是道德的悲剧，伦理的悲剧，也是经济的悲剧。《小白菜》、《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人极》等作品，可归纳为另一类。白香、小白菜、老头、白水的悲剧，展现了那个噩梦般的岁月中人生的苦难，“有价值的人生被毁灭了，这既是人性的悲剧，政治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冰炭》中的刘长顺是那个“革文化命”的时代的无辜牺牲者。他是秦腔演员，在演《沙家滨》中饰刁德一，因演得好，下边群众鼓掌、领导说他把坏人演成好人了，不准他演，他骂了几句，就成了“犯人”，在这里，他被人毒打、欺负，他还在地里吊嗓子练功。白香很同情他，怜爱他，同情他的处境，怜爱他的演唱才华，也给爱他的男性以应有的情感表示。她在生活中千方百计地照顾、赞助他，给他医病。由于她爱他、忘不了他的嗓子（她认为是这口好嗓子给他带来灾难的）。在这里，作者既表现了那个暴虐的时代不要文化娱乐，摧残文艺工作者，使人正常的性心理无所寄托。又写出在“愚民政策”的毒害下，善良的人在怜爱中不自觉地摧残文艺人才的悲剧。由于整个社会缺少应有的文化娱乐，人们的“潜意识”无所依仗，无法在象征性的对象化中得以应有舒展。因而整个社会是狂热的、烦燥的、易爆的、紊乱的、不要人性的。《古堡》、《火纸》、《浮躁》中部分人身上折射出的悲剧意识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对封建势力仍然强大的认识，对民族心智与魂魄仍然滞留在旧的思想观念上的感觉，形成了这类作品普遍存在的忧患倾向。《妊娠》从人生的原生态出发，总体上显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引起了人们并不剧烈而而且却是深沉的悲凉感和灵魂的震颤。《故里》中的每个人的人生都表现出这样的悲剧性。赵一仁的德行和威望在乡里都是无与伦比的，可越到后来他越感到人生的艰难，面对家庭内部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他毫无办法，赵一仁爆发、富裕了。但他的妻子却失去了一只胳膊。赵一仁想挖龙骨发财，最后却挨了枪子。儿子赵良被执著的单相思葬送了青春。赵云终日浸泡在泪水的痛苦之中无法解脱。漂亮高贵的赵怡最后也因人生、爱情、家庭的失意而变成一个灵魂出窍的夜游人。《龙卷风》、《瘪家沟》也都从各个侧面展示了人生的空寂和痛苦，给人一种空门禅意的人生感。《逛山》中的人物命运都是悲剧性的。《白朗》中的主人公白朗，大侠大义，风流倜傥，最后因全军覆没，人格追求彻底幻灭，而遁入空门。《美穴地》、《晚雨》、《五魁》均以婚姻爱情为主线，表现个体生命的热爱者，终因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和迷失的主体精神，构成种种障碍，使他们的最起码的愿望都难以实现。《秦腔》中的夏天义被塑造成传统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生长在农村的土地上，估计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根。他对土地的依恋和执着犹如对自己生命的重视、命运的考验，他的命运就是土地的命运，他的结局就是土地的结局。他的结局暗示着传统农耕文化日后发展的趋势，具有悲剧性，呈现出社会的转型，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思想观念在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下给人民生活和精神上带来的震动和变化，变化。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也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悲剧。《高兴》中在城市捡破烂，拾垃圾的刘高兴，一厢情愿的单恋着孟夷纯。孟夷纯坐牢了，身份卑贱的刘高兴无能为力。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情，他想方设法搭救她。刘高兴对自己的城市爱情执着、不离不弃。可是，城市爱情并没有比刘高兴的痴心感动。刘高兴没有搭救出孟夷纯，没有获得自己的城市爱情，同孟夷纯的故事印证了爱情中有缘无份的悲剧。《远山野情》中香香最后的离家出走。
《废都》中的庄之蝶本想以自己作家特有的个性自由，自由自在地活着。但是纷繁、复杂的现实却常常阻挠他的生活方式，焚毁他的精神追求，常常迫使他去干一些他不愿干的事。走路歪脚、喝水粘牙、阴差阳错，种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人生无常，命运随机。他备受现实的压抑。他整天处在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拆东墙，补西墙，左右为难，是是非非，假戏真做，真情假做，鬼使神差的被动生活中，像托尔斯泰那样离家出走，双手抱着另一位悲剧人物——周敏送给他的那只唱尽人间幽伤和悲哀的埙罐，躺在候车室的一长椅上“双目翻白，嘴歪在一边”孤零零地死去了。龚靖元死了，钟唯贤死了，阿灿死了，黄厂长的老婆死了，老太太死了，孟云房一只眼睛瞎了，阮知非把人眼换成了狗眼，柳月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跛子，唐宛儿重新落入囹圄之中，那头具有“哲学家意味的奶牛被人杀了，尾巴也被人砍走了……”
忽啦啦大厦倾，一片废墟真悲凉。
人生的悲剧感和悲剧性的人生观浓郁地笼罩和弥漫在《废都》的整个作品之中。那灵魂荡于阴阳之间，唠唠叨叨的老太太；那疯疯癫癫收破烂的老头儿，钟唯贤的命运，阿灿、阿兰姐妹的遭遇，牛月清的孤独，龚靖元的惨状……贾平凹站在死亡的终极线上，展示着曾是帝王之都的西京，社会各色人等的生活态度、方式、遭遇，展示了一种旧文化面临一种新文化的强烈冲击和置换时的窘迫和尴尬。作者调动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描绘了一种旧文化人格面临新的文化潮流的冲击，在绝望与毁灭之前的生命燃烧和对未来爱欲前景的企盼，一种旧的情感世界面临新的历史选择中的彷徨、徘徊和茫然。悲剧的意义在于这曲挽歌是新旧交替的历史合声，是人的情感世界中的历史投影，是人的爱欲在历史前进的痛苦呻吟的悲哀咏叹。
四
贾平凹在表现这种历史的悲剧意识当中，更多的是从他的文化积累，生命体验出发，用富有诗人气质的情感融化传统文化的历史精神，在传统与现代，诗情与哲理，文学与文化的结合处，开掘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价值走向。
他用“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艺术想象翱翔于荀子的“天人之分”中“顺天”（天人合一）的天空，对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无污染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废都》中的“庄之蝶爬在牛的肚子上，直接吮吸鲜牛奶”，“平日菜也不要炒，也不要切，白水煮在锅里”，“这样营养好哩”。作品中把“牛”拟人化，发出自然向人类社会的叩问：“城市是什么呢？城市是一堆水泥嘛！这个城市的人到处都在怨恨人太多了，说天越来越小，地面越来越窄，但是人却都要逃离乡村来到这个城市，而又没有一个愿意丢弃城籍从城墙的四个门洞里走出去。人就是这样的贱性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进门就关门”“谁也不理谁”，“街巷里这么多，你呼出的气我吸进去，我呼出的气你吸进去，公共汽车上是人挤人，影剧院里更是人靠人，但都大眼瞪小眼地不认识。如同是一堆沙子，抓起来是一把，放开了粒粒分散”。“差不多的人都害了心脏病、肠胃病、肝炎、神经官能症。他们无时不在注意卫生，戴上口罩，创造了肥皂洗手洗脚，研制了药针剂，用牙刷刷牙，用避孕套套住阴茎。他们似乎也在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啦，不停地研究，不停地开会，结论就是人应该减少，于是没有不谈起来主张一个重型的炸弹来炸死除了自己和自己亲人以外的人。”“牛坚信的是当这个世界在混沌的时候，地球上生存的都是野兽，人也是野兽的一种。那时天地相应，一切动物也同天地相应，人与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而现在人与苍蝇、蚊子、老鼠一样是个繁殖最多的种族之一，他们不同于别的动物的是建造了这样的城市罢了。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蜕化，心胸自私、度量窄小、指甲软弱只能掏掏耳屎，肠子也缩短了，一截成为没有用的盲肠，他们高贵地看不起别的动物，可哪里知道在山林江河的动物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不久将面临的末日灾难！在牛的另一种感觉里，总预感了这个城市有一天要彻底消亡，因为静夜之时，它发现了这个城市在下陷，是城市每日大量汲取地下水的缘故，或是人和建筑越来越多，压迫地壳的运行。但人却一点不知道，继续在这块地上堆积水泥，继续在抽用地下水，那使他们沾沾自喜的八水绕西京的地理，现在不是几乎已经干涸了吗？那标志着这个城市的大雁塔不是也倾斜得要倒塌了吗？到那一日，整个城市塌陷下去，黄河过来的水或许将这里变成一个水泽，或者没有水，到处长满蒿草。那时候，人才真正知道了白己的过错；知道了自己的过错，也成了水泽中的鱼鳖，也成了啃吃蒿草的牛羊猪狗；那就要明白了这个世界上野性是多么与天地同一，如何去进行另一种方式的生存了。”
他用玄外之音，言外之意，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境在象外，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呼唤自然魂归来兮。《怀念狼》，是揭示人的极大扩张，逼仄物的消亡、绝迹的自然生态悲剧的一部大书。传达出作者希冀生态平衡、和谐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生命力萎蔫的忧虑。商州仅存的15只狼绝迹了，山里人没有生命张力的依赖，自然生态失衡，无狼为伴皆为人类生存、生活之祸事。这真是“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环境破坏。人，其自身已成为大自然的天敌，环境恶化的污染源”。这部作品，无疑是当下现代文明的一种质疑、困惑和悲情的叩问。小说中的狼不仅仅是现实当中实实在在的生命个体，也象征着原始、自然、本能、强劲、刚健、粗犷、野性的生命力，作家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寻找人类生命的创造力、爆发力、感知力的生命之根。寻找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元气，精气、雄气、霸气、大气，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他在性与情融，色与食在，神与物游，情动于中的人性分析中批判现实生活当中人性的被扭曲。《冰炭》以人性写历史、以历史映人性。“一堆篝火在山洼燃起来了，夜显得更黑，雪也下得无声。从山头上望下去，可怕的不是那夜，不是那雪，篝火堆却像是夜的血口，影影绰绰的人出现在那里”。“雪地就拉长缩小他们的影子，幽幽如鬼。”夜吞没了一切，夜的“血口”也吞没着人性。世界是冰冷的、黑暗的，人一抬脚动手，就被拉长缩小着。这不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写照吗？“动乱”，“浩劫的年代”，豺狼当道，鬼蜮成灾。阶级斗争的硝烟绞杀着人性、人情。可是是梅花，总是要迎雪怒放的。是煤炭，总是要在一定的温度上燃烧的。是人，总是要流露出人性美的。她——冰清玉洁出水芙蓉，一个爱与美、真与善的伟大精魂——白香！却像一块乌黑金亮的炭一样在顽强地燃烧着。尽管周围是冰封雪飘的严酷环境，可她依然默默地用自己的人性之光、之热、之火在温暖着黑夜寒冷的人们。她不仅自然形态美，内在的心灵也很美。她的美像玫瑰一样是因为有善的芬香才显得愈加美好的。她的美和现实生活中的丑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尽那个绞杀美、荼毒人性的时代竭力摒弃她的存在，压抑、窒息她青春应有的活力。可她却千方百计把人性中的温情之爱施给寒冷中窘困、寂寞的饥贫者。终于，她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唤醒了深山野林中，被严酷的政治压抑中沉睡的人性。排长觉醒是一代人的觉醒，排长、刘长顺、白香的悲剧是整个社会的大悲剧。
他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表现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干部群众对一种历史精神的呼唤。《带灯》的《美丽和富饶》一节中，作者借带灯的口说：“美丽和富绕其实从来都统一不了，大矿区那儿残山剩水了却富绕，东岔沟村是美丽却不富绕。竹子说：有了大工厂咱樱镇也就富饶了。带灯说：富绕了会不会也要不美丽了呢？”在《大工厂建在梅李园那儿》，“带灯为基建的隆隆机声而彻夜难眠”。在《石刻却被炸了》表达了文化文物被损毁的痛心和失落。“科学发展观对中国当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中国目前的建设和发展距离科学发展还相距甚远，许多地方是背道而驰的”。
贾平凹在1984年2月25日写的《在商州山地》（代序）中曾写道：“八三年的春节，闲着无事，无意间读了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几句话，他写于20年代，是写给大诗人郭沫若的，说‘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方式，以及诗的构造，这也许于我极合审美心境’。”贾平凹长期以来是在“自然——哲学——诗人人格——诗的构造”的创作模式中建造自己的艺术殿堂。
五
在西方，诗歌是文学的“初形式”。荷马史诗产生于前10-8世纪左右。《普罗米修斯》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伟大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纸浦斯》、《安提歌湼》则在公元前4世纪就产生了。叔本华认为悲剧是最高的诗艺。优秀的悲剧作品一定是具有诗人禀赋、睿智、诗情和才华的作家创作的。只有具备诗人禀赋的作家，才有可能把握和穿越悲剧性感情对主体心灵的遮蔽和笼罩，在超越生活悲剧感情体验的基础之上，用直觉、感悟、想象、通感、形象建构属于人类艺术审美的理性大厦。贾平凹具有诗人的气质、秉赋和才华（他出版过一本诗集《空白》）。他用诗情穿越悲剧性感情的睿智、机巧、神奇、别裁、妙悟，是非一般的戏剧家和文学家所能及的。
他的散文，多用诗的构思来构思散文的意境。空灵的神思妙想，精细的艺术感悟，独特的生活体验，朴素鲜活的语言，耐人寻味的意境，简洁传神的大写意，意味深长的韵味等等，都够构成了他散文创作中的一种诗意的美。例如，《五味巷》，写的是古城西安的一条短巷，以及巷子里的人们生活的情景。作者并没有将视觉聚焦在一个人物，一个家庭生活故事，而是散发的巷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去扑捉自然事物的变化，去描绘一幅生活的群像，展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随着一声“春来了”，黄绿的色彩又弥漫在巷中。若隐若现的春意在朴素的文字中显示出景人的优美，字里行间，语言竟流动起来，流淌过自然的春夏秋冬，也倒影出世间的人生百态。《爱的踪迹》、在童心世界中，发掘诗意的美。《黑龙口》、《莽岭一条沟》、《桃冲》、《龙驹寨》、《棣花》、《白浪街》等一批以地方命名的作品，以质朴放野的文风传神的写出的地域特色，像一幅幅写意画。
《秦腔》中的引生得知夏风娶了她暗恋中的白雪后，当场就气死了过去，被救醒后，“回到家里使劲的哭，哭得咯了血。院子里有一块捶布石，提了拳头就打，像是棉花包，一疙瘩面。”他把心中的痛苦块垒一古脑发泄在捶布石上，心里还是不能释然，盼着有一场地震，盼望大家都成为乞丐，他好救白雪，给白雪讨馒头吃。
小说《天狗》中有这样一段极富诗意的感受描写：“江边絛忽唱起了一种歌声，歌声是低沉的，不易听清的每一个歌儿，却音律美妙，天狗觉得这歌声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从水皮子上走过来的……月亮开始慢慢的蚀亏，然后天地间光亮暗淡，以至完全堕入黑暗的深渊，唯有古老乞月的歌声和着江水缓缓地流”。作者成功的化用了古诗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意境。《废都》中来自古城墙的埙声，《极花》展示他心中“商州”的诗意、诗情、诗境被打破了……
他追求意象的自然，诗性的自然，纯真的自然，天真的自然。他用“自然的人”和“人化的自然”诗化生活。他具有诗人的气质，想象力极为丰富，选择的自然意象也很缤纷多彩，例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奇花，《高老庄》中的飞碟，《白夜》中的大蜥蜴及虱子，《怀念狼》中的人狼互变等，
中篇小说《小月前本》用“诗化生活”的方式设置故事情节，塑造良好形象。例如：才才浇完地，小月醒来后责怪他没有叫醒她。才才看看毛和尚，口羞得说不出来，忙闷着头去收拾那皮水管子。不小心却连人带管子一起倒在沼水坑里。才才正在浇地，门门的那几个本家却要中途劫机去浇他们自己的地，门门手执棒往空中一甩，正好打落在身边一棵柿树上，三个四个青涩柿子应声掉下（生着呢）。这完全是一种诗的意境，诗人的情怀，这情景的设计、人物行动、语言的安排，具有一种浪漫的色彩。
《小月前本》在形式结构上也是趋向于“自然的音节”，“自然的形式”“诗的构造”。例如，门门和小月约会，被小月爹发现，那动作，那对话，是人情的自然的音节，也是人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形式。小月从地上爬起来，一脸的鼻血，没命地跑走了，河岸上，门门正站在几棵杨树下往村里张望，她一下子抱住了他，月光下，眼睛里放射着痛苦，愤怒，惊恐的光。
这里在月光如水的自然中，表现人自然的生活感情，这是情感的自然形式，然而又实实在在是富于诗人人格的诗的构造。小月和门门在路上走时的对话，那么简洁，那么自然，而又那么富有诗意：
两个人又一次抱在了一起。
“好了，你在那边躺下歇歇。”
“不敢，门门，不敢呢！”
门门停止了，手又下来。小月就在木板上躺下，他自个坐在门口，为小月执行着站岗任务。
河里的流水呜呜的，听不到一点儿人的声音。
这不是诗的构造是什么？
中篇小说《美穴地》，在自然山水的结构与人生命运结构中，寻找诗意的栖居地。柳子言，四姨太，几经波折，几经离散，柳子言的死而复生，一个逃离了老头去学了三年的压寨夫人的四姨太，到头来又回到朽而又朽的老头的炕上。这种诗的结构形式，是诗人人格的艺术表现形式。
中篇小说《五魁》，从风俗入笔，展开故事情节。作家赋于五魁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几分诗人的情愫。五魁在背女的路上歇脚时那丰富的想像，那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完全不是一个出苦力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者的情怀和意趣。五魁与土匪抗争——五魁智取白风寨——五魁背着女人离开柳家——山神庙安居——五魁杀死狗。这里自然的音节，自然的形式，自然的结构，然而又是诗意的构思。
《带灯》的叙述是携情带韵，生动妙趣，诗意表达的。例如：《鲜花插在牛粪上》一节，写带灯“看见过盈川的烟草在风里满天飞絮，她看见过无数的小路在牵着群峦，乱云随着落日把众壑冶得一片通红。北山的锦布峪村有梅树大如数间屋，苍皮藓隆，繁花如簇。南沟的骆家坝村，曾经天降五色云于草木，云可手掬，以口吹之墙壁粲然可观。发现了水在石槽河道上流过那真的是滚雪，能体会到提坝下的潭里辽正是静水深流。还有那树和树下的草，你看着它们，它们在那儿开花，你不看它们，它们还在那儿开花，风怀其中，色彩掏曳。”
作品中带灯给元天亮的信，可以说是优美的爱情诗，信中的神与物游，万物皆备于我，诗化物象的主观爱情，达到了一种摇魂摄辞魄，感天动地的境地。这种诗意的表达不是简单的、表面的、语言的优美。它是一个作家对客观物象的整体把握，是作家在表达自己的特定情感中，生动、形象、别趣的意象组合和整体象征的诗境营造。例如在《一身的樱花瓣都是眼珠子》一节中，写带灯和竹子是樱镇的两朵花，非啊。啊，的常吸引人们的眼球。作者营造了樱镇的樱树很多，“满空中是忽悠的樱花瓣，不时地粘在他们的头发上，衣服，摩托停下来，两人抖着身子，花瓣就落了一地。竹子说：哎呀，这花瓣是咱开的？带灯说：那不是花瓣，是眼珠子”。作者在写一种感觉，一种把生活艺术化、审美化、诗意化的感觉。
正因为作者有这种诗意的表达的方式，他用诗的情思把批判的锋芒藏匿在自然主义的描写当中。作者为了使批判的精神生长在生活的大地上，使鞭挞的锋芒融入情感的骨血中，他在表面写实的笔触下，努力营造自然主义的氛围。尽量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真实记录和描写把这种批判的锋芒包裹起来，乃至稀释化，使它渗透在无聊、琐碎的客观叙述之中。例如：《综合办的主要职责》、《本年度的责任目标》、《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等章节，前两节，似乎是写实的，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中的条例，后一节显然是借用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条文形式，表现樱镇矛盾纠纷的面宽，人多，事杂。作者一口气逻列了三十八个问题，足见当下农村社会矛盾的尖锐与普遍。例如《镇党政办发出通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指示》、《二十三条偏方，》作者正是在这现象罗列，情景复写，公文照搬，抱娃收鸡蛋，拉牛放铁锨，东拉西扯，片闲传中携褢着对一些对现存行政体制，乡镇机构建设，政策贯彻，干部教育等诸多国计民生问题的揭示、审思和焦虑。
七
贾平凹的悲剧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当中，恋旧求新，前扯肝花后扯心，“熊掌”和“鱼”都想要，而又又无法“兼得”的历史阵痛。在这种历史阵痛中，他思考着：人类先进社会的文明模式：能不能把农耕文明的先进成果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成果，在“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生活方式中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创造一种人类文明社会的先进模式。带着这种想法，他从农耕文明产生的思维方式、语言特征、文字形式等方面表现他自己富于时代性的文学思考。
上个世纪80年代，他是文学“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要寻农耕文明的根，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中，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文学是人学，人是什么？人是直立于大地之上，与自然界的爬形动物拉开了距离。天地之间人是最可宝贵的。古文字中“人”通“大”。手臂展开，两腿叉开，是“人”，是“大”。籀文中的“人”字像手臂腿胫的样子。贾平凹写人的直立、挺拔、伟岸、坚强、勇敢、思想、道德、情操、精神、境界。他写站立的“人”创造人类文明的历史，不屈的“人”格形象，阳光下浑身散发着真、善、美的光彩。
天是什么？“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人”，或从一“大”。由“人”顶起一重天。贾平凹写现实生活当中人的头上一把“剑”，道德星空严肃的律令。人的心灵深处的一道最脆弱、敏感、悲悯、善良的防线。他写人的理性的一种精神重负，这重负之下有生活的阳光、雨露。他写人之为人的一种历史精神、社会责任。
地是什么？“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地”，万物所陈列成也。“地”从“土”，“土”吐生万物地。地是地坛，是地祭，是安泰的力量源泉。天、地、人之根在大地，大地意识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性。
面对现代文明社会当中的文字的不断简化，网络语言的不断刷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越来越走向感性化、实用化、功利化，许慎的《说文解字》渐行渐远。贾平凹强调：天元地坤，人头是“元”的本义，树立人的独立思想。“坤”的位置的大地西南方向的“申”位，土位在“申”，他写野蛮开采矿藏，伤“申”（身）动“艮”（根），强调人仁伦理、群体意识、血缘家族观念在人们生活当中的根深蒂固。他写“天人合一”，“一”惟初太始，“一”划由人（大）开“天”“地”，化成万物。“道立于一”。贾平凹在表现农耕文明根性的模式是：土地---母性---生命---苦难---抗争---救赎。
贾平凹在2013年11月6日晚，在北师大在讲演的主题是：“我的土地，我的写作”。关注现实，扎根大地，表现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精神风貌，是他文学创作义不容辞的神圣天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母性崇拜。大地孕育万物，母性繁衍人类。他笔下的女性都具有象广袤的大地一样宽阔的胸怀，象蓝天上的明月一样清丽、漂亮的形象。满儿、月儿、小月、香香、烟峰、小水、师娘、四姨太、黑氏、王娘，菊娃、虞白、梅梅，叶素芹，英英，石华，兑子、唐婉儿，柳月，西夏，颜铭、眉子，江岚，带灯……个个都是“菩萨式的善”和“维娜斯的美”二者有机统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带有中国古典美人的风韵和气质，她们是拯救落难公子的佳人，扶助弱者的菩萨，坚持公平、正义的救世主。她们中的有些人，为了爱情甘愿用自己身体或灵魂承担所有的生活苦难。她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美丽而博大，苦难而神圣的特点，正是一个个男主人公奋斗的动力。这些女性都是男主人公生命的庇护者和启蒙者，正是她们的带有悲剧性的付出，才构建起了男性的神话世界。她们美丽、善良，却承载了无尽的苦难。例如，《蒿子梅》中的高梅是63位男人 的“鼓动器”，她促使着每一个男人蓬勃向上的生活，激励着每一个男人意气风发的工作。男人们极力地渴望她，妄想得到她圣洁的爱情。她到谁的房子去，谁就感到无尚荣光，自豪和骄傲。谁都愿意和她呆在一起，多说几句话。她是这个队男人们心中崇敬的偶像，是这个队男人们生活中“强磁场”。在她未来之前，这个井队是所有井队里影响最不好的队，能干的喜事队长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生产任务完成了，可酗酒、吵闹、说粗话、不讲卫生的习气依然存在。太奇怪了，一个豆寇年华的漂亮女子，把远僻山中的63位男人的生活、工作影响、引导的井井有条，生产任务直线上升，情绪非常高涨，改变了多年形成的脏、乱、差的局面，一跃而成为全矿区的先进典型，达到了政治思想工作一时难以达到的程度。这太令人惶惑、迷惘了，就连高梅自己也感到诧异、惊奇。
“人类的进步，难道也有异性之间互相刺激的因素吗？高梅不止一次地想着这个问题，突然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高梅是伟大人性的化身，是人类爱与美之神。她具有高尚、纯洁、美好的道德情操，但却被其他单位的人所误解，诬蔑她是“公共汽车”、“婊子”。在这里，作者怀着气愤、悲伤的复杂感情，努力表现纯洁、高尚、伟大的人性与传统道德观念、旧的历史遗迹的碰撞。这种碰撞是文明与愚昧、前进与倒退的碰撞，是新生命与旧观念的殊死搏斗，是前进了的人性人格努力挣脱传统的道德观念强加在自己的身上的枷锁的抗争。
《废都》关于女性的美更多的停留在自然形态的美。作者站在“人性异化”和“男权中心”的位置上，批判灵与肉分离造成的人与自然属性对人的社会属性的“遮蔽”和“淹没”。《带灯》塑造了一个追求光明的女性形象。有人说贾平凹是一个阴柔性的作家，是否也有这种因素。
（二）生命意识。生是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核心，强调生的价值，澄明死的意义，一直是农耕文化全力阐述的问题。贾平凹通过对生命意识-----性的分析，把艺术笔触深入到人性的心灵深处。
1985年《上海文学》第3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蒿子梅》和同年《中国》第2期发表的《冰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如果说《蒿子梅》是一篇生命意识突破“潜意识”禁区的创新之作，那么《冰炭》则是把人本身的内在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机结合的突破性的创作。如果说《蒿子梅》的人物、故事是在柔和、温情、悠缓的性心理氛围中进行和展开的。作者在抒发人的生命意识的自然意绪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思辨——对于人的“潜意识”只有合理、正确的引导，才能有效地建立政权、政党、权体的文明社会。那么《冰炭》中的人物和故事则是在压抑、暴虐、令人窒息的变态的性心理气氛中展开的。作者在压抑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思辨——人的性心理活动即便不是惟一的，也是重要的透视社会生活本质的窗口，它的活动轨迹与人类文明史演变的线索无疑是成比例的。
《废都》可以说是贾平凹关于生命意识的代表作，他依然高扬生命“回归自然”的旗帜。庄之蝶爬在牛奶上吮吸生牛奶，牛的哲学的思考和独自，疯老人对现实的嘲讽和鞭挞，庄之蝶企图在女性的自然美中栖居自己动荡不安的迷失的灵魂……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回归自然的芳草地，圣洁的女性也不能拯救失去灵魂的庄之蝶。庄之蝶的悲剧，说明这条道路走不通。
《怀念狼》，是作者想从自然力中吸取生命的元气，用野性的元气、真气、清气补充生命中的志气、正气、骨气的式微；用自然力的当中的清气、净气荡涤现代生活方式给生命意识中带来精神上颓废污染的浊气、晦气。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点的社会风气。
贾平凹在生的意识、生的观念、生的形象塑造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在于：
（1）把弗洛伊德的“性原动说”诗意地化入中国传统文化“生”的文脉之中。他站在“美的创造规律”的基点上，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批判的继承，从中国传统文化生长的内在逻辑层次出发，扬弃地域、水土、气候、人种、风俗、习惯不同的东西，吸取人类相通的东西，对传统文化中的“生”的观念进行冷静缜密的审视和扬弃。唐婉的生，死在庄之蝶沒有灵魂的“拯救”和社会旧的传统观念之中；牛月清的生，死在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之中。五魁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受害者，他自觉不自觉地祸及于爱他恋他的女人。他无法冲破自己的心理障碍，致使这个女人的性心理变形、扭曲，与狗同恋。人等同于狗，五魁杀死了狗，也用软刀子杀死了爱他恋他的那个女人。最后，他从人性生的一极走向精神死的一极，成了土匪。这里的审视是疼痛的、富有诗意的、渗透性的。把生命中的性意识诗化，从人性的内在因素出发，分析传统伦理道德的生命因素和社会成分，指出建立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走向，是他的“别裁”。
（2）肯定人性的生存权，在“土味”中表现生的艰难。黑氏正是在寻求人、社会、性的文明和谐中，不断地抨弃假、丑、恶，追求真、善、美的。他生活在土地上劳动一族之中，但又受到劳动一族当中一些邪恶势力的迫害，活得非常艰难。天狗是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土气”的普通劳动者，他想给师娘以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由于他摆脱不了所负的情感阴影，“他一时又想起了师傅，心里怦怦作跳，就坐回炕上大喘气”。在这种情况下师娘和他有何幸福可言呢？小月对门门的爱情是一种凭借男、女青年的生命直觉（性的作用）而产生的，然而，这生命直觉的审美选择是投向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的新人——新生力量，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的人。《鸡窝洼的人家》中的两个家的重新组合，是性、情、爱，使之然，但是，这性、情、爱的淡化、发展、组合、裂变、重构的逻辑层次是促进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后的逻辑层次和历史前进的律动和音节的。站在情与理、灵与肉、性与爱矛盾的二律背反处，写出活的人，活人的社会生活的两难境地。
（3）強调生命扎根于大地深处，朝着太阳成长的心性历程。《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一个精神的执火者，面对旧的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皇都”的倒塌，他迷失、彷徨、徘徊，不知去向，他的灵魂无所依托，他想在美中栖息自己的迷惘了的灵魂。然而，缺少灵魂的心灵是无美可言的行尸走肉，最后他只能走向阴暗、潮湿和死亡的渊薮。《太白山记》中的“少女”篇，写那少年与少女俩人在山林里尽情地享受爱情，后来俩人双双变成石头。作者艺术地再现了人是万物之灵长，灵长生长在理性的大地之上，食五谷杂粮，长“心性”之灵。否则，只能化为无生命的“石”物。
（三）土地是中国精神、中国叙述、中国形象的根本。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书中，讲述了他在20岁之前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他对自己耕作在土地，生活在农村的一种体验、看法和态度。他说：“读了不到两年的初中，学校便放了假。”“回到了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从运麦糠开始，我被队长派了运粪、套牛等农活，每天挣三个正分。那时一个劳动日是十分，十分工折合人民币是两角，就是说，我一天从早到晚的劳动可以赚得六分钱。”“我是棣花公社棣花大队东街村的社员了，我已经能闭着眼睛说出我们村的土地在前河滩是多少亩水田，西河滩是多少新修地；东是多少亩旱田，西又有多少亩梯田，我爱土地，爱土地上的每株庄稼苗…”。“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然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骨头里的。”
《秦腔》集中的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的传统格局都深刻变化，字里行间倾注了对故乡的一腔热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深沉的思考。
贾平凹认为，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根，农民，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他的散文《一块土地》，通过“一家人在沙百村外的狼牙刺滩，起早贪黑硬是挖掉了狼牙刺，搬走了石头，才修出来了十八亩二分五厘地。”“但在太爷三十一岁的那一年，房子着了大火，把什么都烧成了灰，十八亩地就卖给了村里的马家”。土改运动中又在分田地时分到了这块土地，但人民公社化又被收回去了。后来改革开放，这块土地又在开发征地时被征了去。作者写土地的流转、变迁映射出几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一块十八亩的土地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几十年变迁。这一块土地，就像一本史书一样，写过几代农民的岁月。作品中灌注了农民对土地深深的爱，太爷死后要埋在十八亩地的梧桐树下；“爷爷从地上捏了一把土，捏着捏着，就把一小撮塞在嘴里嚼了起来，吓了他一跳”。
他在《秦腔.后记》中谈到：“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后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我站在街巷边石磙子碾盘子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的消失吗？这条老街就要消失吗？土地从此也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的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这个怎么办呢？”
2015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先生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他在会上说：“这十几年，就我的目光所及，我觉得（乡村）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包括去年跑了很多地方，村庄有一些地方，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荒草半人深。我跑到我们乡镇南山和北山，走了比较偏远的村寨子。在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人少，村和村合并。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前十多年，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里面还有批判，确实还有，严格讲个十年以来，批判都没有办法批判了，批判谁？好像不知道批判谁，没有对象，想说没人听。现在不是歌颂它或者说是批判它，都不是这个问题了，完全是成了一种痛，这个跟人没法说，是只有自己内心知道的东西。就像没有孩子的人看到邻居的孩子，这个感受没办法谈，只有自己知道。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想写一个叫人说不出的痛苦，想表现这方面的东西，不仅仅是批判（我觉得现在不是批判，绝对不是歌颂或者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写了《极花》这个故事。”
（四）为生民立命。2014年10月21日，贾平凹在和西北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说：“好作品完成的使命是为百性、民生写作”。“我就是实实在在地写一些基层的事情，也算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基层工作。”他的全部创作紧紧的围绕着一个命题，那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土地立传，为历史留言。他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社会最底层普通劳动者的形象。
长篇小说《高兴》中的主人公高兴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乡里能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高潮中，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建设用地使农耕土地锐减，高兴无以为生计不得不涌入城市捡破烂。作品中五富的死亡，孟夷纯的“堕落”，都显示了贾平凹对于社会下层人的同情和对农民的出路的思考和担忧。
高兴和五富同乡，他们吃苦耐劳，重视友情，生死同盟。相比之下，五富比高兴年长，但他胆小怕事，心理狭隘，生活陋习，身上携带着浓重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而高兴有见识，有自尊，有思想，生活中养成了良善守信的美德。他的吃穿住行虽然在城里人看来是下贱的，但他还是按照文明礼仪的章法做出人样来！吃粗茶淡饭他也细嚼慢咽，每天捡完垃圾他都要擦洗身子，出外见人他要穿上捡来的西服。高兴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包含着民间百姓的生存智慧，形成了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身份志向。他有文化，有善恶是非观念，这个心底善良的乡里能人依然是同他一样的贱民们的精神领袖，是五富等人的主心骨。他见义勇为，当遇见小车司机碰伤孩子要溜走时，他勇敢地挡在汽车前边，当汽车司机驾车冲撞时，他扒在小车车头，手抓刮雨器，直到警察赶到档下汽车。高兴与妓女孟夷危纯的文往，是作家从悲悯情怀的出发，将民间视为下贱的拾破烂的和妓女连在一起进行描写，从中抒对民间不幸者的同情和理解。
《带灯》中的带灯，是大山的女儿，她爱大山的幽深、清静，爱山里人的纯朴、善良，爱山泉的澄澈、清纯，爱山花的青春、鲜活。她以一颗金子般的心爱着大山深处樱镇各村的乡民。她为解决南河村人修屋垒墙筛沙和南胜沟村人吃水成等问题、与元黑眼斗智斗勇；她为十三个患矽肺病的患者取证、上诉，争取劳保补尝待遇。她以一个人民公仆的标准和品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她是黑夜中的一盏小小的油灯，以微弱之光，驱散着黑暗，照亮着前程，显示着生命的智慧、价值、意义、乃至人之为人的做为。她身为樱镇治办主任，为民排忧，为国解难；她为人之妻，经常回丈夫家看望风烛残年，孤苦伶仃的婆婆，不管丈夫怎样为追求自己艺术创作的梦而背井离乡，终年寄居于大都市不回家，一回家就与她吵架。既使是这样，她也守住人生爱情、家庭、伦理、道德、精神的底线，正正经经做事，清情白白为人，老老实实处世。她为人之友，经常无私地帮助朋友、同事、生活的弱者。张膏药的儿媳才栽下一方西红柿的小苗，带灯就给她了三十元钱，提前预付了一季果的收入，并说：“有空了我就来吃，吃剩下的还归你。”她工作认真，坚持原则。她反对给上访专业户陈小岔一千五百元。她认为陈小岔得利以后可能还会再来闹，而且别的人也都看样。她志存高远，情糸明天。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柏拉图式的苦恋，实质上是对人类美好精神的一种挚诚之恋。她在乡镇各村深受群众的爱戴，东岔沟的六斤，红堡子村的刘慧芹，南河村的陈艾娃，镇东街村的李存存等，都是她妇女界的好朋友，可以说：她《村村都有老伙计》。她就是社会上的那些五脊六兽、阿猫阿狗、混混闲皮，对她也是敬三分，惧三分，爱三分。因为她一身正气、清气，办事公道认真，说话算数，处理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到上级部门的要求，又要替群众着想。她是一个脚踏实际的维稳干部，又是一个年青漂亮，情感丰富的女性。樱镇的许多人都喜欢带灯的漂亮和能干。作者是把她当作生活中的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悲有喜的真人来写，真、善、美集于她一身。她身上有工作、生活的智慧，又有菩萨般美好的德行。带灯的形象意义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小民的发光意识。人微言轻，位卑忧国的爱民思想；融入生活，超越世俗，越是在生存环境潮湿和阴暗的条件下，越要发光的精神挺拔品质；在物欲横流，货币纷扰的情景下，从容、淡定、自尊、自爱的生活、工作着的乐观态度。
这些都是农耕文化根性的东西，贾平凹从农耕文化的根性出发，思考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六
贾平凹悲剧意识的表现形式大致概括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在自然生态被破坏中揭示人性被“异化”的悲剧情态。《怀念狼》，这部叙述无羁，寓意丰饶的长篇小说是一阕“天人合一”的祈歌。作品中的主人公子明，把对现代人人性的“异化”，精神危机的自救寄托在了对狼的追寻中。猎人、记者，烂头在为商州尚存的十五只狼拍照存档的途中，血光之灾比比皆是，妖妖奇遇翛然丛生，诡事异象层出不穷。其感伤、哀怨、苦难之情溢于言表。
（2）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悲剧性的矛盾冲中，表现人生的悲剧感和悲剧性的人生观。《高老庄》的主人公高子路，他一方面享受到了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和现代文明带给他的自由与快活，另一方面他却在都市文明中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他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刻意去回避与压抑的乡村文明情结已经转化为文化人格的重要因素，构筑在高子路的内心精神世界里。因此他开始逃离城市，企图回到远离城市的家乡高老庄，以寻找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然而，子路在带着新婚的妻子西夏回乡省亲、祭奠父亲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野蛮而残忍的家长里短、鸡零狗碎却打破了他对故乡的诗意想象和温情回望。子路为寻找精神家园而满怀热情的回到已经疏离很久的故乡，并没有使他找到安妥灵魂的居所，对故乡的日思夜想在现实中遭到的却是现实中备受熬煎和内心无法摆脱的混乱和困惑。《古炉》，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古炉”的村子里，这里贫穷而闭塞却山清水秀，村人们保有传统的烧窑技术和浓郁的民风古韵，仿佛几百年来从未被搞乱过。但是动荡却从1965年冬天开始，古炉村里的几乎所有人，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各怀不同的心腹事，集体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直道1967年春，这个山清水秀的宁静村落，演变成了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
（3）道家悲剧意识对他的影响。由悲剧人生观或人生的悲剧感走向自然、天真、空灵、虚静的艺术境界，是贾平凹受道家生命意识影响的主体艺术表达。在贾平凹的作品当中往往有三个世界：天、地、人。天上的未必都是神仙，地狱里未必都是鬼，地上的未必都是人。他在长篇小说《秦腔》书的封底有这样的句子：“魔幻笔触出入三界，畸形情恋动魄惊心，四稿增删倾毕生心血，一朝成书慰半世乡情”。
（4）在历史的“病相”中报告人生的悲剧。《病相报告》中的胡方、江岚、叶素芹、冬梅、韩文、景川、胡亥、訾林的家庭、婚姻、爱情、工作，命运的悲惨遭遇，有历史社会的原因，更有个人性格修养的原因，作者在历史发展的悲剧性的情境中，表现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特定的悲剧风貌。
（5）坚持中庸之道，在悲而不痛，哀而不伤中营造悲剧氛围。例如，《妊娠》，没有在大悲恸、大哀伤的情节设置，作者在淡淡如流水中表现悲剧意识，努力营造一种“润物细雨”般的悲剧氛围。《古堡》，承袭了鲁迅《坟》中“人血馒头”悲剧的衣钵。作品中高老大这一形象都有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心想使村里人富裕起来，可就是始终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事必躬亲，呕心沥血的结果是村人的舒远，车钱被骗，家产被抢，孩子送命，弟弟被杀，最后他自己本人也将车祸受伤，又被判刑入狱。面对宣判他的布告，麻木的村民蜂拥着去抢撕据说可以避邪的盖有红印戳的纸片。表现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情感。
（6）追逐一种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禅意。《白朗》中的土匪头子白朗，匡扶正义，扶弱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人如麻，威风八面，最后他的灵魂潘然醒悟，他放下了屠刀，立地成佛，皈依了佛门。《龙卷风》也有这种审美倾向。
（7）在因果报应中编织悲剧情节。《刘家三兄弟本事》中的刘老大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丑陋的，但在“文革”那美丑颠倒的岁月，他去活得人五人六，英武光鲜，神气百倍。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悲剧。但极左路线像洪水猛兽一样无情，由于他不自觉无意识地用藤条套在领袖石膏像的脖子长，他最终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8）用喜剧涵盖悲剧。《下棋》，写一个公社生产干事因棋艺很臭，处处被人嘲笑，可当他被提拔为公社书记以后却奇妙地成了小镇上的常胜将军，连老辣的“山中老怪”也败在他的手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哭笑不得的生活悲剧呀。
（9）在“二律背反”中表现悲剧意识。《上任》中那个刚刚从大队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书记的干部，本想带领大家大干一番事业，可他的朴实、平易、谦和的工作作风确使群众感到他不像个公社书记，这种可贵的工作作风和品质却处处成为工作的障碍。这种“二律背反”的表达方式，是贾平凹悲剧性的审美创造给读者留下了二度创造的巨大的空间。
（10）在人性的自卑情结开掘悲剧性的生命价值。《五魁》中的五魁及女人的悲剧是因为五愧不能省悟的卑琐造成的。五魁唤醒了一个青春少妇内心深处的人性的渴望，但也是五愧又亲手扼杀了这种人性的要求。他看不起自己的贫穷和低贱，自始至终以为自己配不上高贵的柳少奶奶，在逃出柳家住进山神庙之后，他人格的卑琐更加暴露无遗，只一味地考虑到他所钟爱的女人的物质需要，却毫不顾忌女人最基本的欲望，致使女人与畜类交合，出于妒嫉，他又杀死了那条狗，导致女人羞愧而死。小说最后写到五魁由一个视女人为神明的的好人，一跃而变为连娶十一个良家女子为压寨夫人的匪首。
（11）在悲剧性碎片化的叙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娱乐形式走向衰微，现代都市文化蓬勃兴起，表现出无限的感伤。《秦腔》作品当中的白雪是中国传统文化失败的写照。陈星、翠翠是都市文化欣赏者的代表，，半疯半傻的引生，是一个被阉割了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一个阉割了欲望、冲动、激情的形象，使欲望不再有真实的行为。引生不仅仅是阉割了的自己对白雪的欲望，也是阉割了对中国乡土文化传统叙述的倾诉。
贾平凹的悲剧，从尼采、鲁迅那里继承抗争的精神；从卢梭、沈从文那里继承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化状态的分析；从从高尔基、郭沫若那里继承无产阶级功利价值的追求；从克罗齐、林语堂那里继承心理分析的表现性。贾平凹的悲剧继承了中国传统悲剧的精华，他没有把人生推向毁灭的极端，没有把生命推向绝望的深渊。他的悲剧中有生的希望，有美的呼唤，有善的追求，有真的抗争，有人性的呵护，有历史的叩问，有伦理的重铸，有人性的分析，有社会的担当，一言以蔽之，他是为人生的悲剧。
七
贾平凹的悲剧是一种中国式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是一种带有浪漫主义喜剧意味的悲剧，关汉卿《窦娥冤》中的三个许愿的实现；在民间流传已有1700多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后的“化蝶”；《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白蛇传》、《聊斋志异》中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发展最后都给人以生的希望。贾平凹的悲剧也是这样。
从《太白山记》开始，贾平凹的小说显露出强烈的神秘主义悲剧性特征，其结构、语言、叙述的节奏东西，都与《山海经》、《红楼梦》、《聊斋志异》、《世说新语》等作品当中的悲剧意味相接近，并深得其生命悲剧意识的真传。《白夜》里夜朗突然饕餮附体，后来患有夜游症，自己却浑然不觉。《浮躁》中久病女人高烧时的“通说”。《古炉》里蚕婆念咒转圈为病人辟邪祛病。《秦腔》中第一叙述者“疯子”引生具有的能力与万物感应和幻化的“通灵”特性，他能与飞鸟走兽、草木虫鱼的话交流：他让机灵的老鼠到白雪那里去透露爱的信号；化身为蜘蛛审视君亭开太村委会的过程；用爱的念祷使白雪连打喷嚏；让自己的灵魂出窍，人在县医院，魂归清风街；天眼大开，能看到清风街村人头上冒着的火焰，从而预知人的阳寿和时运。还有一些自然的诡异现象和无数的红云样的蜻蜓，泛滥成灾且来去突然的地虱婆虫，“说来也怪，北路的娘在坟堆上哭的人拉不起来，就刮了一阵风，地虱婆虫竟然全随着风起飞，遮天蔽日的一片黑云在清风街上空逗了三个来回，就朝西消失了。”（《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多年不见而又突然出现的狼等等这些神秘的现象，夏天智一家发现白雪的孩子没有屁眼时，“一群蜂结队从门楼外飞进院子，在痒痒树下的椅子上嗡嗡一团。冬天里本来没蜂的，却来了这么多蜂”（同上、第134页）等等这些情节的设置和故事编织，都表现出贾平凹在创作中，自觉追求东方悲剧神秘主义精神的特征。贾平凹悲剧意识当中的东方古典哲学、传统文化、神秘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化当中吸取营养。
《美穴地》直接从中国古典哲学——风水学中汲取创作题材。他站在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的制高点上，借鉴西方意象、象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潮，在作品中追求自然之象与人生之象、命运之象与地理之象、山水精神与神性精神的对位与呼应。追求意在象中流、象在意下显的整体性审美效应。进而在生与死的意象建构处表现一种两极对位、天人感应的超越意识。说他家族坟脉中要出现一个皇帝，应验是应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这个皇帝是舞台上假扮的“皇帝”。
（2）用现代意识烛照中国古典哲学思想。
《火纸》，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用当代意识烛照传统观念，用现代哲学观念映照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的优秀之作。贾平凹取两个青年生活在阳世，他们做的却是追悼亡灵阴间的生计；汉江是水属阴，火纸燃香属阳，木生火，火克水，阴阳相克（对立）相生（统一）的中国古典哲学的立意，让一对生活在原始深山中的男女青年做转化这一对矛盾的主体，转化的手段也是原始的古老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古老的哲学立意，古老山区中愚昧的人，古老落后的生产方式，古老落后的思想意识，一切都是古老而僵死的，唯有男女青年的青春与爱情是鲜活的（像火一样燃烧着）。作者合目地去用古老而僵死的“硬壳”，窒息死鲜活而燃烧的生命，再用曾经是爱情与生命的富有者含辛茹苦地以古老而僵死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火纸去悼念、焚祭他们青春、爱情、生命的亡灵，在烈火的燃烧中显示生命精神的光亮与不朽。
《火纸》的艺术价值，对于贾平凹来说，是从“鬼城”的“挽唱”中走向商州东方曙光的烛火，是在“仁爱”的“张力场”上由写人的改革向写改革时代的人的转变；是从具象的描写走向意象的概括，从暗示艺术的意蕴走向象征艺术的涵盖的一步。如果把《火纸》放在全国新时期小说发展的格局中来衡量，它的艺术价值也许不是显得怎么重要。但是，《火纸》的意义就在于它从中国哲学意识的审美特征出发，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当代意识去冶炼原始野性，浇铸建造改革时代文学艺术大厦的砖瓦。真正用中国哲学意识的审美特征去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去联姻，反映中国当前经济改革现状的小说，显然应从《火纸》算起。当然，过去也有用现代哲学意识光照小说创作的，但却没有在中国哲学特征和中国文化审美特征的焦点上去寻找中国小说艺术的引爆点，没有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用中国古典哲学意识去开掘与之相适应的原始、野性题材，没有把哲学意识渗透在作品的主题提炼和情节编织、结构布局之中，而是生硬地搞哲理说教，对小说艺术的感情形态失去应有的兴趣。作品中的人物似乎来自遥远的理性主义时代，纷纷充当起智者，向着芸芸众生阐述着他们关于世界、历史、人生和存在的冷峻的思辩。而《火纸》在重视小说感情形态的基础上，从中国哲学的喻理、感悟入手，营造艺术的“张力场”，“磁化”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这却是它自己所独有的。
（3）在道家与佛学的融合有表现“神谕观念”。
贾平凹的《烟》中灌注着一种“神谕观念”。这篇小说是在意象与禅宗的神秘叠合处思索中国小说的出路，它把贾平凹的艺术禀赋——意会、感悟、神秘与智慧、理性、意念有机地溶为一体。《烟》描写的是一个叫石祥的青年战士，具有一种神秘的感悟秉性。他七岁时就在自己来去的地方感悟到了那里有一个烟斗的存在。他患有严重的“烟瘾”，在战地上被烟瘾所折磨。最后，他在吸了一口烟后闭上了眼睛，幸福、满足的死去。作者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荒诞笔法，在现实世界和梦幻世界，昨天的战争和今天的战争之间表现人性、人情、人意的一种幻象、思象、求象的审美情绪，发出了“人是什么？人从那里来？人到那里去？”的沉思和感叹。富于感悟和意会的贾平凹在这里把他一向崇尚的“虚静”境界发展到“灵动”的新地，而这种美学境界的拓展，是靠他站在神秘主义的制高点上，透过佛学的灵性之光来完成的。故事一开始，就把时间定在日落西山、夕阳晚照的时候。这表现出作者怀着夸父追日般的情怀，对生命发出一种“人无力回天”的无奈感叹和深情的依恋。太阳是宇宙的光源，生命的根系，没有阳光，就没有生命，在这阳光即将沉没、黄昏弥漫宇宙的时候，人们自然充满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愁离绪、凄凉感伤的意味。具象的太阳在战争硝烟的弥漫中，且置黄昏之时，其惨淡、昏暗是可想而知的了。烟斗，是一个具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消费品，它象征着人间烟火味，是世俗社会的浓缩。它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有生命在燃烧的意味。作者把它放在战场上，这就赋予了它更深的寓意，是用烟斗能制造烟，象征战争在制造人类之烟；还是象征人世的烟火和战争是一脉相承的；还是探究人性中的竞争意识是战争硝烟的深层“烟斗”；还是诅咒烟雾的弥漫，期盼一个风和日朗的白云蓝天。似乎是，又似乎都不是。但是，烟斗和落日这两个具象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下的“出现”显然是一个意象的复合。作品中写到：“夕阳照着烟斗”，这是生命之光源对人生（吸烟的人和烟斗）的一种亲吻，是自然之光与人生之光的叠合。“阳光能照在这个烟斗，铜的光亮会像一颗小星子一样的。”这是一种自然与人生合谐论的意绪的流露，也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强调和礼赞。石祥的“目光便移开了铜的烟斗也眼瞧着那个红与黄的落日。日渐下坠，但很长的天暮上似乎残遗了无数的日影，以致看到了日行之迹。日也是铜造的？不知怎样石祥想到如果以烟斗去磕那落日，一定是悠扬动听的铜声”。这是生命之烟斗对光明与生命之源的靠拢和亲近，是人生造烟之象（烟斗和宇宙造烟之象太阳）的神秘叠合，这种叠合是对人生之光的思考、感悟、意会和叩问、探求、追溯。自然，这其中有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天问”式的期冀。有对人与日月同辉的一种向往和憧憬。
作者在具象的变形中，鞭笞战争，呼唤人性的复归。神坛上的袅袅香烟，是人皈依于自然力的神秘崇拜；烽火台上的柱柱浓烟，是人性的争斗燃起的生命之烟；乡村的缕缕炊烟，是一种世俗的温馨。烟是有机体在生命枯竭后通过燃烧的一种转换。烟是一种涉远、飘逸、虚灵的形态，说它是有形的，它看得见，说它是无形的，装在瓶子里，它是瓶形，装在盒子里，它是盒形，有人口吐烟圈，有人口吐烟云。它是一种在具象与意象、有形与无形、虚幻与现实之间的一种象态。它和东方神秘文化的特征有相似之处。它和贾平凹的感悟、意会型的审美情趣有相通之处。它和战争有一种生命内在的联系。贾平凹在表现生命意识的战争题材时，抓住战争的硝烟使人性发生了变异，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争强好胜的生命意识，最终也逃脱不了枯竭、被焚的命运，进而鞭答战争，呼唤人类和平的温馨的炊烟的长存永驻。
战争的硝烟笼罩了人的理性视野，人们在非理性的狂迷中，为生存而撕杀。这种在烟雾弥漫中的撕杀，使人模糊了自己把美送上了奠堂，成为战争的祭品：在战地上，“突然出现了三个赤身的女子”，“几乎一瞬间里都向那里开火，火光在白石台上飞溅”。“那美女就在上边，如雪如玉的身子被子弹洞穿，殷红的血顺着起伏有致的身躯下行，感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美艳……
战争把美绞杀，战争使人性异化，在暴虐的兽性中把摧残美当作“艳美”来欣赏这里没有理性，非理性之烟在这里弥漫辽绕，捆绑着每一个参与战争之人。“那是一个烟的小小的圈，旋即扩大，倏乎套住了头目的脖子，接着又一个一个烟圈套来，瞬间烟圈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地套在头目的脖子上了，头目立时身不能动，脖子也僵硬起来，用手去抓，又抓不下也赶不散，浓烈的呛味使他一时昏然不知所措。”这里，作者借用烟的变形和夸张采批判战争对人性的捆绑和扭曲，战争对人的理性的一种绞杀。战争的硝烟，使人麻木，“一根指头断下来，在地上活蹦乱跳”，被断指者却毫无疼痛之感。这是何等的麻木！在这种荒诞变形的背后，潜伏着作者啼血淌泪的痛哭。
作品通过石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隐喻和暗示了一个理性的意念，即烟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的生命意识和机体之中的，战争是生命的燃烧，生命在战争中咆哮，而战争是与人类共存的，是无生无灭，无时无空的，犹如“烟”一样，脱离了具体人的躯体而存在。作者对战争的态度，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它毁灭了人类及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战争又是使历史向前发展，从落后走向文明这样循环往复的动力。这种悖论使作者感到了一种困惑。
（4）追求无中生有，以虚写实。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字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而这虚空却是万物的源泉，万动的根本，生生不已的创造力。万象皆从空虚中来，向空虚中去。这种哲学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习惯、审美兴趣、审美理想有极大影响，也对中国的文学、音乐、绘画有极大的影响。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西洋油画先用颜色全部涂抹画底，然后在上面依据远近法或透视法幻现出目可睹，手可摸的真景。它的境界是世界中有限的具体的一域。中国画则在一片空白上随意布放几个人物，不知是人物在空间，还是空间因人物而显。人与空间溶为一片，具有无尽的生动气韵。贾平凹的散文走的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这条艺术路子。他不像浮士德那样迫求着“无限，”而是在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一草一木中发现了无限，渗透着无限，表现了无限。他的散文往往境界廓大，显示出空间的无限，时间的遥远，引人遐思。在客休外观的描绘上具有肃穆、深远、渺茫、朴素、清淡的特征。阅读他的散文，一般不会激起人的情绪上的剧烈流动，而只能使人的情绪缓慢放逸。另外他的有些散文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它似乎弥漫了一层云雾，和现实生活隔了一层，有一段距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内涵的不可穷尽性又使它带有某种不可理解性。在审美过程中，读者的情感随着境界的廓大和内涵的深广而扩散、传播、飘荡，使“我”超脱了实际的“我”，而变为“异我”，在一种理想化的天地遨游。所以，我们说，贾平凹在散文中流露的情绪，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但又不是出世的。他的散文是讲求空灵的，但又是形象鲜明、生动、逼真，给人的实感极强的。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充满着静气。他最超越自然而又最切近自然，他的散文同时又是自然本身的映象。他喜欢写山风民俗，然而写出的文章一点也不野粗庸，而是淡雅、清丽、宜人。
在《太阳路》中，作者紧紧抓住儿童的心理特征，采用对话的形式，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和事业的理解和认识。这里实中函虚，虚里有实，虽实亦虚，虽虚亦实，实不离虚，虚不离实。虚，是为儿童心理特征所规定的具体化，也是做为教育儿童的艺术家——奶奶启发孩子思考，开发儿童智力，逗玩孩子的真实反映。实，是被艺术的虚的浆液灌满了的实，为虚所制约、规定的实。
《一棵小桃树》也属于此类作品，但又有其独具的色彩。作者在娓娓动听的叙说中随时随地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抒情（虚）增添着叙述（实）的波澜，叙述拉开了抒情的闸门，感情的抒发犹如流动的线，风雨中的小桃树这个艺术形象犹如点，点是实，线是虚，实（直接性）里含蓄着虚（间接性），虽实亦虚，虚不离实，虽虚亦实，虚实相映，点线结合，妙趣横生。中国的艺术，就是点线结合的艺术，它与西洋艺术显然异趣。西洋艺术讲究焦点透视，光影效果，讲究逼真、实在，而中国艺术是运动式的散点透视法和鸟瞰式的“以大观小”的美学观，首先让你造成一种“心理距离”，明确告诉你这是艺术。它的构图是建筑在所谓“散点透视”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不必象油画那样填满整个画幅。而往往仅描绘出某些景物的特征，从而以实写虚，以少胜多。
八
恩格斯对于悲剧的定义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贾平凹的悲剧在于在这个不可能的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同时表现出自己的犹豫不决与徘徊彷徨。
《带灯》，是真实地反映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政权形式最底层的乡镇干部和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方式、生活观念和矛眉纠葛的一部书。作者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以一贯之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执社会疗救和民族精神重铸之烛火，映微观著，洞见大千。在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表现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意绪，乃至农村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劳动福利保障与天灾人祸等问题，艺朮地再显了基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苦与乐、哀与怨、爱与恨的心路历程，有力的揭示了农村乡镇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一级政府在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上的左右为难，政策在贯彻和执行中的提筋见肘。作品中的主人公带灯，是一个美丽、漂亮、纯洁、正直、善良、智慧、坦荡、宽容、阳光、敬业、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生活淡定，为民立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出于污泥，洁身光鲜的基层女干部的形象。她一心想就为民办事，为建设山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但他终究无力回天，成为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悲剧的扮演者。
《高老庄》中的蔡老黑为代表的农村改革者，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努力想改变人民群众贫困的经济面貌，但是这以王厂长为代表的城市经济经济入侵者面前，他却一败涂地。
《土门》中的成义虽然是“脑袋极灵活的人，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像什”，具有了现在改革者的魄力和能力，但是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仁厚村的命运也不曾因为他而改变。
《小月前本》中，“小月望着立在排头的门门，她心里却酸酸地说：
“唉，世上的事难道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吗？如果门门和才才能合成一个人，那该多好呢！”门门是现代文明的人格形象，才才是原始自然、质朴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小月心里酸酸地”是因为这二者在心里很难统一起来。
《天狗》的成功在于作者以诗人拥抱宇宙的情怀，塑造了一个外拙内秀的天狗形象。作者是在探索人类爱美、慕美、敬美的美好情怀中挖掘人的价值，不足的是这种美好情怀的挖掘仅仅停留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天狗在他一系列真诚而有效的生活与劳动创造中，感动了师傅和师母，师傅和师母都心甘情愿的认为，她应该和师傅母住在一起，但他最终毕竟没有和师母住在一起。在《天狗》中作者似乎意识到了中华民族善良、忠厚、纯朴、憨实的性格中不都是历史的堕性，还有其可贵、可取、可用的东西，然而作者还没有找到这二者正负值的重叠处——艺术哲学表达的审美形式。
《远山野情》的成功在于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在人性的扭曲中，映射出社会的丑恶、落后，在人的价值的坐标系上，呼唤历史前进、文明到来的风雷。作者也含着热泪，讴歌了中国妇女那种忍辱负重、献身的精神。不足的是香香迫切追求幸福、文明、自由的新生的思想波动和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律动没有声波上、节奏上、频道上的呼应，或者说她追求自身人的价值的实现缺乏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性的深沉思考。也有可能有人要说这里写的是远山的野情，但再远的山中的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再野的情也是人的感情呀。
贾平凹在理智上认为现代文明一定要代替原始古朴、现代工业一定要代替个体手工业的生产。但是，他在情感上对原始自然式的东西是抱有深深的依恋和无限同情的。《火纸》中的主人公阿季在作品的结尾，点燃他所有的火纸祭奠丑丑的亡灵。这悲壮的挽歌，是对原始自然美的葬礼，然而，悲剧的情调凝定成一种审美走向——理智与情感的双峰对峙。
艺术哲学的辩证法在这里应该是：情感的悲剧溪流穿过理智的山洞、峡谷、岩缝、丛林。理智的历史坚固性和残酷无情性对悲剧溪流形成强大的阻力，形成悲剧人的悲剧性格，而不仅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外在力量。悲剧的逻辑层次是这种对原始自然美的钟爱、依恋、欣赏的情感在艺术特定情境的规定性下自然发展、流向的必然结果。贾平凹不是这样，他是在情感的失落与理智的坚固的对比中造成一种诠释人与社会的生存关系和理念认识。
《九叶树》的成功在于表现文明向落后的渗透中，原始的、淳朴的憨厚的人性被强奸摧残。作者是在一种阵痛中表现历史前进的律动，不足的是文明的代表者何文清对兰兰的诱奸显得粗糙了一些，简单的一些，表层了一些，缺乏文明在对落后的改造、同化、对比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文明本身而表现出的不足。。
《商州》的成功在于表现一对不被社会理解的恋人的苦哀。背着黑锅被公安捕捉的刘成心灵中也有金子般的光彩在闪烁，被人诬蔑为不正统，指责为骚货，嘲讥为轻薄的珍子实质上是善良、美丽、纯洁的姑娘。不足的是作者没有抓住造成刘成和珍子这对恋人爱情不被社会理解的纽带。在这对青年恋人的悲欢离合的安排上显得随意了一些，缺乏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内在凝聚力。
《西北口》的成功在于作者在表现文明渗透着落后的社会变革前进中的阵痛，“文明”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文明，不可能是洁净如玉的纯美，落后是相对于人来说的落后，不是无美可含的陈腐，因为人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纽结起来的总体。由一定历史积沉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由一定的社会条件形成的审美观念，由于共同的人性、人情的存在，文明与落后在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上，不可能泾渭分明、半斤八两的那样掐尺等寸，这就形成了文明与落后在渗透对比中的复杂性。《西北口》就是旨在揭示这种复杂性。
小四面对着所谓文明、时髦青年冉宗先的挑战，精神上忍受极大的痛苦，肉体上被他们（水文站一伙所谓的文明青年）打得皮开肉绽、焦头烂额。他终于在和文明的较量、扭打、对比中痛苦地成熟起来。
不甘贫穷和落后，想做文明人的安安，被伪文明者冉宗先强奸，痛苦地扛着一个大肚子和自己的恋人——小四结合了。骑着小毛驴，到省城去参加民间艺术会议。作者是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描写古朴纯洁、美好的原始状态的人情、人性如何在社会动荡中从愚昧、落后走向成熟、自立的，这是《西北口》的可贵之处，也是贾平凹在创作之途上不断走向深入的表现。
不足的是，从商州深处走出来的贾平凹太爱原始状态的美了，由于这种特殊的生活道路，致使他在表现原始状态的美在同现代文明社会进程中有一种好像蝴蝶翅膀上的粉末图案，不许粗壮的手指触摸的感情，这种过分偏爱自然美的情绪，影响了他在把握现代文明在挟携着原始状态之美的前进中的分寸感，让人感到他似乎对现代文明保持培育一种本能的防卫和惊愕的情绪。
《西北口》中的冉宗先是这样，《九叶树》中的何文清是这样，《黑氏》中的黑氏女也是这样，似乎文明对原始状态的美常常是一种亵渎和强奸。
人类是从自然走向社会的，劳动把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现代文明社会是从原始自然的原野上走过来的。今天是昨天的发展。昨天是今天的出发地、“娘家土”。这二者在人类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是有机地统一。问题是：人类在创造现代社会文明的时候，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总是以牺牲原始自然的资源和能量为代价的，总是以损伤和消耗昨天创造的社会进步的一些成果为代价。真正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有没有一种不以牺牲原始自然的“元气”为前提，在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的能量相平衡，相“守衡”中实现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建设的模式。这是全人类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九
造成贾平凹创作中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夹击自由灵魂，形成一种历史走向上的困惑，徘徊，迷茫，艰难选择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渗入他的骨髓，田园牧歌式的审美情趣成为他无法摆脱的一种精神窒梏。他把天大于人，人是自然之子推到了极致。以物感人、以人类物，在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上未能站在理论的高度。人的自然属性和物（大自然的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是有严格区别的。人的自然属性中包容、涵养、滋润人的感性、理性、灵性；物的自然属性中只滋养、疯长、流露兽性、野性、血性。人类社会文明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生产方式制约下，保持特定历史精神最大容忍度，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在情与埋理、社会外在规范化与个体的内在自觉的相对和谐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削弱、减轻、乃至降低自然属性对社会属性的牵制、左右和干扰，努力保持物（大自然的动植物）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在生命元气（阳光转化成能量），天地精气（山水草木营造的节气），运动灵气（人道在天道中相对和谐的自由伸展）三者中的有机统一。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艺术表达上还显欠缺。马克思在论述到文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时曾指出：远古的神话，希腊的传说，在人类审美史上，创造了“不可企及的美学规范。”这其中的自然性与人性在审美性上的统一，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2）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一直拖着他的身影。他卖字、画画、下围棋、收藏古董。这些兴趣爱好在他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这种个体人格、尚古意绪，旧文人情怀、实践理性，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他未能站在伦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基点上，对实践理性的先验普遍性与经验感性进行意志论的思考。
（3）贾平凹对人类的前途抱有一种极悲观的情绪。在他看来，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将毁灭人类自身。在悲观之极，他歌颂和强调“野性”的伟大。“这个世界上野性是多么与天地同一”。他希望把自然与历史贯穿起来，过分强调自然人化的决定力量，而弱化历史主义的理性解释。
（4）他站在社会批判的极端处，过分否定人对自然驾驭、利用、改造的客观性。过分夸大人性中的自然属性被社会属性所压抑、放逐、震慑的不合理性。他没有看到人性中的自然性，与自然界的自然性，只有在人的感性与理性、民主与法制，现实原则与理想原则相平衡的轨迹上，相对和谐舒展地前行，才是唯一出路。他应该思考人类童年的单纯、天真、烂漫、稚嫩、诗意憨态与工业文明赋于人类感情的新的形式相应合、迭加、慰藉、陶醉、愉悦，可能是人类未来文明社会新感情建立的基础。他沒有充分的认识到原始人道和民主遗风在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间的相互作用。他没有在否定中有肯定，没有在批判中有扬弃，沒有用“非”涵盖“是”，没有用极端穿越“中庸”走向极端，进而达到艺术美学表达上的深刻的偏激。
（5）他是一位从商州大山走出的作家，他对原始古朴的大山精神，大山品质产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审美兴趣有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无法摆脱和割舍的根性。这种远山野情渗透在他的血液中，固化在他的心灵中，也在潜意识里规定着他的审美选择和创作走向。他未能站在“天”“人”宇宙整体论的基础上，对“气”、“理”、“心”的范畴作现代艺术哲学的分析，这样就大大的制约了他的正常的艺术表达。
（6）他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生命血脉和精神气质上的联系。这种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使他很难站在人类美学的高度，用西方的文学理论、艺术思维反观、映照、审视、再造、重构一个既具商州性又具有世界性，既有民族性也有人类性，“超然物外”、“得寰其中”的新的叙述模式和文本格局。
（7）他是一位性格内向、自卑敏悟、想象丰富的作家。他的创作往往是在一种心灵虚静，情感自由状态下，对可居可乐的逸然自得式的宣泄。他在康德式的“义”和理学式的“仁”之间摇摆，由于从本体上对感性存在的承认和肯定，使天人、理欲之分变得模糊，这样就使他在“道心”与“人心”的对立统一中，自觉不自觉的从伦理滑向了宗教的边缘。
我们不能要求作家放弃自己的性格、气质、个性，不能要求作家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和资格要求作家摧毁自己的个性而走向死亡。平凹就是平凹，他应该在高扬自己感应、体悟、妙想、神游、虚灵、喻理、类比、象征个性的同时，去追求这种感应、体悟的艺术审美效应的强度和力度，去追求这种妙想、神游艺术哲学，去追求这种喻理、类比、象征在人类美的创作规律基础上，与人类文学创作上的气韵相通，异质同构，节奏相近，去追求古典声韵与现代交响乐之间的一种贯通关系，去升华自然山水精神。
中国文学发展到公元21世纪初叶，贾平凹时代，农耕文明培育起来的实用理性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贾平凹的《怀念狼》、《极花》等作品，打乱了中国实用理性的历史价值体系，希望对它重新洗牌。
中国文学发展到公元21世纪初叶，贾平凹时代，农耕文明培养成长起来的言情小说、志怪小说发展到一个时代的高度。贾平凹在这一高度上推波逐澜，发展到“贾氏的言情---志怪”的新时代。
《废都》与其说是《金瓶梅》的摹本，倒不如说是《儒林外史》的《后传》。
《高老庄》在吴承恩时代到乡村，，是一个桃花源式的生活乐园，男耕女织，鸡犬之声相闻，金童玉女漫游温柔之乡。《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总打着小农经济的算盘，想放弃西天取经的事业追求，到高老庄去当上门女婿。在贾平凹的笔下的高老庄却变成了一个人性倾轧，假、丑、恶肆虐，近乎崩溃的村庄。
《山海经》、《聊斋志异》、《齐民要术》为贾平凹所用……
农耕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成为贾平凹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思考人类文明出路的精神资源。
在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农耕文明所创造的实践理性需要继承；“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认识论需要继承；阴阳五行辩证法需要继承；经验理性的伦理学需要继承；中医经络的生命科学需要继承；《易经》中的生命直觉与宇宙象数的内在关系，《风水学》中的人居环境与光合作用……
中国农耕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目前人类唯一现存非常完备、系统和成熟的形式。它是唯一能够拯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当代生活造成种种的障碍、陷阱、困惑和迷茫的一剂良药。人类现代社会文明的模式创造，只有从这里吸取营养才有出路。
在历史的拐点上惆怅，是全人类每一个用理性、有思想、有追求、有理想的人都应该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感情状态。是一切有理论水平的人在历史发展规律面前的一种敬畏。惆怅在这里是一种生命直觉，也是一种理性的瞬间判断，是感性与理性高度的融合产生的一种生命现象、精神现象。在历史的拐点上张望，是一种对理想的寻觅，是一种对方向性判断前的考察。这里的张望，是对心中目标的寻找，对外界客观路径的判断。贾平凹在社会文明历史拐点上的惆怅或张望，具有历史性和人类性。贾平凹的文学时代，是一个在失落中重建，在悲观中追寻的时代。
人类的发展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的，文明是踏着道德的血泊前进的。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促成了孔孟之学----人道意识的确立；战争的护族与扩张，使韩非的“冷酷利己主义，人生乃战场”点燃累累白骨，焚烧掉一切虚情假意的面纱；汉帝国在“内圣”“外王”的追求中，将阴阳五行（“天”）同王道政治（“人”）融为一体，建构起宇宙系统论的图式----“天人感应，有机整体的动态平衡与和谐的秩序；庄禅要求彻底破除任何强权、禁锢对人的语言、思想、修养的压抑和束缚，推出了生命体的感性悟道；张载、朱喜、. 王阳明在“天人”、“义利”、“心性”、“善恶”的理性伦常与感性欲求的残酷斗争中把中国的宇宙论发展到伦理学；黄宗羲、王船山，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现了“历史与伦理的矛盾”，为了摆脱这种矛盾，他们背离过去，逐渐明确了“经世致用”……
贾平凹的悲剧意识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思考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文明模式，完成他个体的文学表现形式。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恰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