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诗坛的隐逸者，朱英诞（1913—1983）一生致力于寻求“真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留下新诗3000余首、旧体诗1300余首。其执着的艺术追求、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丰硕的创作实绩在新诗史上实属罕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英诞活跃于北京现代诗坛，1935年出版新诗集《无题之秋》。废名40年代著文将其与林庚并称，赞扬“他们的诗比我们的诗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1939—1945年，朱英诞在北京大学任教，承接废名在北大主讲新诗与写作，其间自编讲义，后与废名著名北大新诗讲义合编为《新诗讲稿》。此讲稿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界引起关注。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泽龙主编的《朱英诞集》（十卷）几乎收集了朱英诞95%以上的作品，这是朱英诞已发现作品的首次全面结集。文集前五卷为现代诗卷，六、七卷为旧体诗卷，八、九卷为散文卷（主要是关于诗歌的序跋、随笔），第十卷为学术卷及其他（包括新诗讲义、古典诗歌研究、古代评传、诗歌翻译作品等）。此外，文集还收录了近百张作家生平、创作、书法的珍贵照片，全方位展现了朱英诞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历程，我们基本可以由此纵览朱英诞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全貌。
朱英诞追求真实与鲜活的“真诗”。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和自然世界中新鲜的感受，融合知性化的诗思，表达隽永含蓄、淡雅简朴的诗意。他的诗歌风格多静默沉思、清幽深远，力求在中西诗艺的交融互涉中“与古为新”，这与京派文人特有的纯正文学趣味有着直接联系。20世纪30年代朱英诞踏入北平诗坛，亦师亦友的林庚和废名对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和观念的影响颇深。废名主张新诗要创造性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六朝、晚唐五代诗词，朱英诞可说是较为成功的实践者。在为朱英诞《小园集》（1937）所写的序文中，废名称朱英诞的诗是“六朝晚唐诗在新诗里复活也”，将其引为知己。林庚曾努力尝试新格律诗试验，朱英诞则从创作方面鼎力支持：30年代的《无题之秋》和《春草集》中均有一半篇幅为整齐的新格律诗作。朱英诞曾说林庚是“现代的沈约”，认为其新格律诗试验有特殊的意义。到了40年代，朱英诞的新诗创作进入全面成熟期，他在当时很多刊物上发表大量新诗，风格渐趋多样化：总体延续初期自然静美、隽永含蓄的同时，又常有冷冽萧瑟之声、激烈跌宕之势；既写因家国多难而起的“怀疑”和惊惧，也写边尘、战云和劫灰。这一时期，朱英诞还进行了颇具先锋性的新诗写作探索，比如1943年完成的长诗《远水》，通过杂用中西典事构造繁复的现代感，其中对战争别样的表现、互文性手法的运用和强烈的语言实验意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进入当代以后，朱英诞一直坚持自己的诗歌理想，并始终葆有自己相对独特的创作空间。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新旧诗写作虽有不少涉及社会现实，但主要还是延续着之前业已成熟的独特风格，遨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之中。其诗作澄明俊逸、风华流美。特别是1958年朱英诞因到故宫整理档案的偶然机缘，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晚年的旧体诗写作。这期间创作的大量旧体诗蕴含丰富，于纯正的古典诗美中透露出新鲜的现代品格，其“敞开的诗意与诗艺空间”与当时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构成了微妙而奇特的关系，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朱英诞一生笔耕不辍，从1932年开始诗歌创作，坚持潜心写作直到去世。从其留下的大量自序、自跋、题记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对诗歌执着的热爱和珍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朱英诞在新旧诗创作之余还完成了《李长吉评传》《杨诚斋评传》两部古典诗人研究著作，贯彻了他一直以来打通新、旧诗研究和写作的基本诗歌观念。
作为经历过战乱岁月的一代作家，朱英诞在自传中谈到：“苟全性命于乱世”，是“大时代的小人物”，“世事如流水逝去，我一直在后院掘一口井”，以“药草之有华”来慰藉心灵。因此，他被林庚称为“沉默的冥想者”。在某种意义上，朱英诞的存在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正如《朱英诞集》主编王泽龙所言：“朱英诞诗歌，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世界中一份不可多得、又有待开发的宝贵艺术资源，值得我们格外珍惜。”《朱英诞集》将这位有着半个世纪创作经历的“隐逸”诗人推出，再现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的生命存在方式与心灵历程。透过朱英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我们可以看到30年代北平文化界、京派诗人群、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地图上更丰富、更清晰的细节。而诗人的“潜在写作”状态和隐秘文学生涯，对我们以往形成的有关当代文学现实、话语空间、写作环境的固有认识是一种丰富和补充。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