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家世》，李海文主编，秦九凤、周秉宜、张能耿副主编，九州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68.00元
周恩来是中国现代史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研究、回忆、记录他事迹的文章著述数不胜数。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主编，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研究室原主任秦九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周秉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能耿副主编经过多年合作，研究挖掘和整理编辑而成的《周恩来家世》是独具一格的著作。
这部著作初版于1997年4月，经作者进一步整理，补充许多新史料后于日前再版，期间历经约20年，反映出编辑者对周恩来家世研究的深入和执着。
作为读者，我认为《周恩来家世》有两个特点：
第一，《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时间跨度，从中国近现代史延展到千年以来的周氏家族史。
第二，《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内容和方式，从革命、战争、建设、外交等政治领域转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长幼、同胞、亲属关系及其迁居和谋生的考证，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的家世影响因素。
因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评论此书说：“这样的写作内容及方式，在有关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尚属第一次。”（《周恩来家世》再版前言，第5页）
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愿与作者和广大读者分享自己阅读的粗浅体会。
一、周敦颐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恩来有两个故乡，即祖籍绍兴和出生地淮安。这是周恩来家族传承迁居的两个重要节点。而周氏家族的始祖，是宋代绍兴宝祐桥的周敦颐（1017—1073）。他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敦颐为周恩来的祖先，根据是周敦颐曾孙周靖的墓志铭，刊于《诸暨县志·山水志》。而周氏后裔迁徙成族者五十余处，各族均有宗谱，其源都上溯至周敦颐。（《周恩来家世》第1页。后除特别注明外都出自《周恩来家世》）
提起周敦颐，并不是每个人都知晓，但说起“出淤泥而不染”的千古名篇《爱莲说》，知道的人就多了。周敦颐就是《爱莲说》的作者。
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主要并不源自《爱莲说》，而在于他是中国理学的创立者之一。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的弟子，朱熹则是周敦颐的徒孙辈。
《周恩来家世》指出：
周敦颐立学的宗旨是教人如何做个圣人，注重道德修养，讲正心诚意的性命之学。在哲学上，把孔孟的修心养性的理论和佛老的虚静、无为思想结合起来，终于推出唯心主义的体系，是宋明理学（道学）的创始人。（第4页）
十年浩劫之中，位于江西九江濂溪之前的周敦颐墓被炸开捣毁。这座宋代六品官员的墓中，未见陪葬品，证实了墓志铭上对他清正廉洁的称颂是可信的。1988年，当地乡民自发集资义务重建周敦颐墓。至今宋代建造的观莲亭和刻有周敦颐墨迹的《爱莲说》石碑仍立在当地。（第5页）
《周恩来家世》编者作了多年艰苦细致的努力，为读者辑录了尽可能完整的周氏族谱。从周敦颐算起，周恩来是其第二十一代后人。周恩来的祖父是周起魁（1844—1900？），字云门，父亲是周贻能（又名劭纲）（1874—1942）。（第61页）
关于家世传承的考证，其中的繁复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太远的不提，周恩来祖父的名字，就是经《周恩来家世》的编者们多方考证，才得出正确结论。截止1997年，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周恩来祖父的名字都是周殿魁。这其中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周恩来传》。而这个名字也是周恩来本人在几次谈话中提到的，并说祖父当过县知事。（第335页）
但是，有关人员始终没有找到周殿魁当过知县的历史记录，他只做过巡检。于是认为应当是职务有误，姓名没问题。直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1996年参与《周恩来家世》的编辑工作后，得到了一册1897年的《周嵩尧中举资料》，经反复研究考证，终于发现周嵩尧父辈中排行老四的周起魁（周嵩尧的亲叔，即“胞伯叔”）就是周恩来祖父。而周殿魁名列“嫡堂叔”中，是周恩来祖父的堂兄弟。
后又经李海文、秦九风等人进一步研究有关地方志和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保存的宗谱，找到了周起魁于光绪二十一年任桃源（后改名为泗阳）县令，以及其原名骏龙，字云门，更名起魁的文字记录。这才使长达20年的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第335—337页）
二、周氏家族的大排行
绍兴周氏家族，延承千年，是中国传统社会氏族关系的缩影。读《周恩来家世》，我深切体会到的是传统大家族血浓于水、抱团互助的内部关系。可以说，没有这种内部关系，就没有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顺利成长。
周敦颐第十七世孙周元棠（1791—1851）是周恩来高祖。周元棠字笑岩，形成周氏一个小房族。这个氏族的一大特点是以大排行计算族内相互关系，形成了跨越小家庭的更为亲密的内部关系。（第64、68页）
到了周恩来的“恩”字辈，共有十四人，现在能找到姓氏生辰资料的有十二位。周贻能长子周恩来在同辈弟兄中按出生顺序排位第七（生于1898年），同辈人称“七哥”或“七弟”。周贻能的次子恩溥（生于1899年）和三子恩寿（生于1904年）分别排位老八和老十三。（第70页）
这种跨越小家庭的大排行，体现了一个家族紧密的亲缘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兄弟排行上。周恩来出生后的第二年，父辈大排名中的老十一周贻淦因病去世，年仅20岁，没有留下子女。周恩来的父母遵从长辈旨意，将长子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的遗孀陈氏。周恩来称已故周贻淦为父亲，称陈氏为母亲，改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干爹干娘。（第156—157页）
这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一种过继安排。而在传统的中国大家族中，这却是一种义务。严格的旧宗族观念，将保持世系分支完整看作很重要的事情。旧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出嫁“从一而终”的习俗，决定了这种过继形式的存在。大家族要照顾到家族中每一房的后继有人，即使户主已故，也要过继养子给遗孀，以延续香火，保存财产，同时可以使独居寡妇有所寄托和依靠。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先后于1907年和1908年病故，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能力有限，生活贫困，在外地辗转谋生糊口，留在家乡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形同孤儿。（第160页）
但是，周氏大家族慷慨地主动地接过了抚养周恩来的担子。1909年，远在东北奉天任政府职员的四伯父周贻赓请在铁岭税捐局当主任的三哥周济渠利用前往南方的机会，把在武汉教书的七弟周贻能（劭纲）和在老家的侄子周恩来带到东北，以便接应他们的生活。（第190页）
两兄弟安排周贻能在铁岭县衙做师爷，安排周恩来在铁岭和奉天上学。后来两位伯父先后前往天津谋职，周恩来1913年随四伯父迁到天津，又考上南开学校，受了四年正规的现代教育，还在天津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为其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先后留学日本和欧洲，也靠了叔伯长辈们的资助。（第168、190页）
由于周氏家族有人在天津落脚，江浙老家的周氏子弟有多人到南开上学。其中，在同族长辈们的帮助下，周恩来二弟恩溥（博宇）和三弟恩寿（同宇）也先后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学习。（第252、254页）就周恩来小家庭的家境来说，没有外力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将自己的东北之行看作一生的转折点。他后来说：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转变思想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惨的下场。（第166页）
这种资助，周恩来的长辈很主动，他们只是依照祖训和传统观念尽自己长辈的义务而已。大家族观念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
正如《周恩来家世》总结道：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大家都很重亲戚关系……在一个大家庭内，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分了家也要互相帮助，相互提携，忠孝友悌。（第70页）
三、周氏家族对少年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除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筛选锤炼之外，还有其参加革命之前青少年时代受到的家族传统教育和影响。这两方面外部因素的结合，通过周恩来本人的内因起作用，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周恩来的家族始于绍兴，其家族的传统职业是师爷。周恩来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第71页）绍兴师爷这个家族传统，不能不给青少年的周恩来以很大的影响。
师爷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中举的始终是少数人，一些无法通过科举上升的读书人就变身为师爷，为科举成功当上官的人服务，做幕僚、助手，管文书、管账目、管公关，俨然是一个“秘书长”的角色，但一般不在“正规编制”之内。
《周恩来家世》说：清朝时，全国上千个县，各县的主官多请绍兴师爷，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师爷也是绍兴人。哪一级的案子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了上级就不能让你通过。所以有“无绍不成衙”之说，互通声气，互为支援。（第71—73页）
师爷的养成，地域和亲缘因素很强，并无专门学校教授，而是靠父子相传、兄弟互教，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第115页）。
周恩来的爷爷和父亲都做过师爷。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之后，当了师爷的族人一般都不事商业，不置田产，只有些房产，还主要是祖传。他们重视的是自己的名节和对后代的培养。“他们是凭自己的才干、学识、品行端正立足、谋生，所以有良好的家风，特别重视后人的教育。”（第73页）
李海文在再版前言中指出：“师爷的理想是做像张良、诸葛亮这样的将军、宰相。出将入相，而没有当刘邦、朱元璋的想法，没有称王称霸的僭越之妄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有个人野心。”（《再版前言》第7页）
忠诚、清廉、专业、细致、宽容、明智、深谙处世之道，是周氏家族祖传的人文基因，不能不在周恩来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周恩来本人的家庭在大家族中处于弱势地位。父亲忠厚正直，但能力有限（周恩来说，他父亲一辈子的月收入没有超过三十元）。母亲万氏出身大家，行事机敏干练，婚后又生出长子周恩来，因此能够出面处理一些家族的事务。每当年节期间的祭祖仪式，万氏都要向周恩来兄弟们介绍祖先的事迹，勉励他们要不辱家门，光宗耀祖。
嗣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很有才华，教幼年的周恩来背诗写字读文章。（第326页）
后来，周恩来多次表示，他很怀念两位母亲。
周恩来生母在周恩来九岁时（1907年）去世。由于周劭纲经济条件达不到老岳母提出的厚葬要求，万氏的棺木居然在一个庙庵中停放了二十多年。（第155页）而嗣母陈氏在周恩来生母去世的第二年也去世了。此时，年仅十岁的周恩来以陈氏唯一后人的身份，力排众议，坚持简葬，亲自送陈氏归乡入土。
《周恩来家世》写道：一年之内，连失两位母亲，给周恩来打击很大。两位母亲的丧事处理迥然不同，引起亲友们的议论。但是周恩来完全不理会这些议论。这对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不简单的。（第161页）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外地谋生，竟然没能回乡见妻子最后一面。丧母后的周恩来三兄弟，是在各位叔伯亲属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据周同宇回忆，对少年周恩来帮助最多的是二伯父周龢鼐、四伯父周贻赓，还有娘舅家的一些亲人（如表哥陈式周等人）。（第325—326页）
周恩来1943年在重庆谈到自己的过往经历，提到了四伯父周贻赓，说：“伯父对我恩重如山。”（第170页）
周恩来后来还特意提到的一个人是姨表舅龚荫荪（嗣母陈氏的亲戚）。龚荫荪是辛亥革命的追随者，思想开放，反对封建礼教。周恩来丧母后，受到这位表舅的关照，特别是从他那里初步接受了爱国、进步的观念。周恩来说：“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第225—226页）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在非常欣赏他的南开学校董事长严范孙的资助下前往欧洲留学。欧洲之行是周恩来从大家族走出去的起点。而他能够走出去，也离不开家族各位亲属在经济上的支持。（第328页）
四、周恩来的家事观
周恩来对自己的出身定位是“封建家庭”。但他对家族的长辈、同辈、晚辈都十分关心，特别是不忘那些在早年抚养帮助过他，甚至在危难时刻冒着风险掩护过他的亲友。作为革命领袖、开国总理，他对自己的家族成员做过一次专门的谈话。他说：
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再版前言》第9页）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找上门的亲属有100多人，以至于需要他请更熟悉家乡情况的亲友事先辨认，确定身份才能接待。（第198页）这都是他的家族亲人，不能不理。确有困难的，他尽量用自己的工资收入予以帮助，减少社会的负担。但他绝不动用公权力，为自己的亲友安排工作，谋取利益。
《周恩来家世》归纳了周恩来要求亲属履行的十个方面的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出差路过时才可以来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劵。
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车。
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第303—304页）
就拿不用公车来说，周恩来在淮安老家的唯一长者八婶母，1950年代初期两次来京看他，也从未派车接送过。当两位外地来京的晚辈眼看要误了看戏，秘书就派车把他们送过去。周恩来回来后知道此事，批评了晚辈和秘书，并双倍自付了车资。（第304页）周恩来认为，决不能动用公车给私人亲属使用，即使付费也是不对的。
周恩来处理家族亲属关系，并不是毫无区别地一味从严，而是坚持公私分明，合情合理。
对确实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亲属，周恩来是充分认可的。如六伯父周嵩尧，才华出众，人品廉洁，曾有“识穷两戒，清绝一尘”之誉。他当过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出面平息了江、浙两省迫在眉睫的军阀大战；他当过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袁称帝时，周嵩尧决然而去；扬州陷落后，日本人多次请其出山，他断然拒绝；抗美援朝期间，周嵩尧主动捐赠古董，希望为国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邀请周嵩尧进京，国庆一周年时安排他上天安门观礼。这是周氏家族成员得到的最高礼遇。1951年6月，经推荐，由周恩来签字批准，周嵩尧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周恩来赞赏六伯父为人民做的好事，还常向他请教清末民初的机构设置、官员待遇等问题。（第193－197页）
周恩来的十三堂弟周恩彦则是另一种境遇。周恩彦1948年被胁迫加入国民党，当局知道他是周恩来堂弟，又故意给他按上一个区分部委员的头衔。解放后，周恩彦向堂哥周恩来求助，周并未答应，而是要他“回原单位报到”，听候处理。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周恩彦因为有国民党基层骨干的历史，被判刑七年（提前一年释放）。周恩来虽知这位堂弟“没有怨恨情绪”，但绝不做违背当时政策的个人干预。周恩彦服刑期间，周恩来夫妇对周恩彦的子女给予关照，与他们书信不断，鼓励他们上进。1961年，周恩来夫妇还将周恩彦的儿子周保章接到中南海西花厅住了一周，赠送1939年他们在武汉与周保章兄弟姐妹的合影照片。（第273—275页）
这些，都体现了他在政治大局之下处理事情时，把握原则性和亲情关系的分寸。
至于周恩来动员在北京的亲属到外地工作；鼓励晚辈亲属上山下乡，入伍后又脱去军装回草原；为身体不好的家乡长辈支付医疗费甚至丧葬费；悉心抚养家族成员子弟；坚持要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工作的胞弟周同宇退职，自己用几乎一半的工资供养同宇家庭生活；文革中为在江青的威逼之下保护弟弟和自己，亲自命令卫戍区逮捕周同宇等等事情，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多，《周恩来家世》中有更详尽的介绍，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超出一般亲族伦理传统观念的特殊举动——平祖坟。
1939年，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要到江浙一带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视察工作了解情况。于是他以到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名义回乡，光明正大，无人可以反对。周恩来趁此机会召见了在东南局、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中共负责人曾山、黄道、刘英等人，完成了工作任务。（第85—86页）
但既然是省亲，当然也要有实际行动。周恩来的祭祖并不是单纯打掩护，而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周恩来家世》详细记载了他的祭祖过程，从看望长辈乡亲、抚慰困苦孤寡、拜谒祖坟，到宴请亲族，做得十分周到。周恩来为在场各亲族分别题词留念，鼓励大家维护家风，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周恩来还在祖屋百岁堂内，应邀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中续写“恩”字一辈的族谱。（第88—94页）显然，周恩来这次家乡之行，既是省亲，也有团结和统战的意义。
到了新中国成立，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后，他却多次力主平掉祖坟。早在1953年、1958年，周恩来就先后向淮安县委提及此事。1964年，他在与晚辈谈话时又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将来人口越来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来越少，不能让坟地占用土地。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家乡重修自己的祖坟，反而要求平掉祖坟。（第268页）无论多么难，他要以总理身份身体力行，带一个头。
周恩来的岳母和父亲先后在抗战时期逝世于重庆。那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在重庆工作，将二老葬于重庆。1958年11月，周恩来特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往重庆，将二位老人遗骨火化深埋。（第289页）
1965年春节前夕，为了不惊动地方领导，周恩来在多次做亲属工作之后，派侄子周尔萃回到淮安，自费将周家七座祖坟全部就地深埋，不留坟包，变为耕地。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祖父周起魁的坟墓。（第119页）
在周恩来去世之后的1977年，邓颖超还遵照周恩来遗嘱派亲属回到绍兴，将周家16世祖和18世祖的坟墓平掉深埋，变成村民菜地。平坟费用由周家晚辈分担。（第363页）
周恩来的决绝举动，不仅家乡亲属难于接受，地方政府也很难理解。显然，如果不是总理的身份，这个想法也是无法实行的。
周恩来本人不留骨灰，夫人邓颖超也不留骨灰，并且在生前身后平掉祖坟，人们会有各种不同评议。笔者觉得显然不会是扩大耕地面积这样的单纯目的。他们身上有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深刻烙印，有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对自身名节有超越常人的历史性感悟。
周恩来去世后的若干年内，他生前不准修缮和对外开放的故居，被重新整修开放，迎来大批参观、瞻仰者（第139页）；他平掉祖坟的地方，在诞辰百年纪念后建了纪念亭（第119页）。这也是人心所向，是人民对总理的感怀和敬意。
领袖人物的廉洁自律和大公无私，可以成为榜样和楷模。祈愿这种榜样和楷模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真正发扬光大，并最终结晶为民族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