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评论家兼职写小说几乎成为一股热潮，从李敬泽、吴亮，到王宏图、李云雷，再到梁鸿、项静，一时间可谓热闹非凡。趁此热潮，不甘寂寞的房伟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青年作家的行列。与多数跨界写作者不同的是，房伟小说最初的创作缘起，或可追溯到他手头的某个与抗战相关的研究课题。为了研究的顺利开展，只见他穿梭游走在山东乃至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四处搜集抗战史料。在做学术之余，相关的积累却在不经意间为其小说创作准备了殊为可贵的写作材料。事实也证明，他的那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终究为他“用文学触摸历史的褶皱”提供了便利。
在房伟看来，好的历史小说应该具有的标准首先在于，拥有一种独特的地域主体特质。为此，他的多篇小说堪称鲁南地域书写的集中展示，所有的抗战故事几乎都围绕此地展开；其次，好的历史小说善于处理历史的偶然性、细节和总体的关系，善于赋予历史以文学的光芒与魅力。房伟显然对传统小说拘泥 “正史”心存不满，而他以小说之姿来书写历史，也寄寓着不小的艺术野心，正所谓稗官野史亦可“补正史之阙”。为此，房伟以四处搜罗的抗战资料为据，将抽象干瘪的历史具象化、场景化，带领我们去感受历史的氛围，勘探战争的横截面，描摹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竭力捕捉历史幽微之处的逸闻和传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还是于历史小说的史实之外，对于历史中个体人性的关怀。如房伟所言的，“尊重史实，尊重人性，在尊重生命个体的基础上凸显历史伟力，同时，在历史波澜壮阔或平静如水的岁月之中，寻找伟大的历史叙事精神”。这便是他所称之的“历史理性精神”。
正是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令房伟的小说写作得心应手。对他来说，即便只是史料档案里的只言片语，也终究会被演绎得精彩绝伦。这也难怪，大历史缝隙中的细小片断总是如此迷人，而年代剧绵密的风土描摹，则让人见识他对历史的熟稔。小说《中国野人》当然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1944年秋，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而后他得以逃出魔窟，躲进北海道的原始森林，开始了13年的“野人”生涯。单就故事而言，大历史中类似的传奇段落已然足够动人，但房伟显然并不仅仅瞩目于故事的表层，而是试图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中，抵达小说更具冲击力的情感维度。于是，这个北海道的“中国鲁滨逊”故事，似乎就与时代，与战争拉开了距离，而关乎着生命和民族尊严，关乎着浮世岁月里个体面对的浩瀚的孤独。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奇和逸闻之外，房伟总是竭力捕捉故事本身的人性节点。他尤其善于在故事的描绘中，精准把握和拿捏人性的诸种状态，为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探索历史中人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得以洞见人性晦暗之处的种种真相。《花火》里携款潜逃的参谋长，他的倦怠与怀疑令人震惊，而他的恐惧和虚无，更是将其推向绝望的境地，人性的起伏惊心动魄。《小太君》里的金娣与黑木星羽的朦胧爱恋，唯美而抒情的笔调让人难以忘怀，这也是抗战故事中难得一见的人性亮色。然而他们的爱情，也不出所料地被战争和民族大义所摧毁。《地狱变》里的日本军官水源清和中国伪军蒋巽，两个人的同性情谊，让人见证战争与死亡年代的虚无之美。《鬼子妮》里山樱花的爹，那个当医生的“山大爷”，其实是“日本鬼子兵”山崎俊。小说里的日军及其后裔，终究遭遇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命运。
依据这种人性的深度，小说会不由自主地呈现出“别样的历史”。比如，房伟的笔下，显然活跃着一群热爱和平的日本军人，战争年月里无尽的杀戮，人性的泯灭，让他们倦怠颓唐。他们厌恶战争，多愁善感，甚至开始厌弃自己的生命。小说随着镜头的切入，紧贴人物的内心世界。而那些离奇的故事，则总是被寄予浓厚的情感。在他这里，每一个寻常的小人物，都胸有万千丘壑。他们纤细的情感，内心的煎熬，与自我的殊死搏斗，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七生莲》里的鹤田英秋，并不是松懈，而只是深深地厌倦。《副领事》里“失踪”的副领事，亦有反战分子内心的苦闷，这便颇有些类似于《南京！南京！》里的角川。《幽灵军》里的长谷川信彦，只是历史角落里的籍籍无名之辈，却也饱受战争之苦。这个孤独可悲的武士，“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支那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
当然，房伟也会竭力在他的抗战故事之外，逐渐展现他多样的美学追求，这也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丰富的韵味。《杀胡》弥漫着一层亦真亦幻的浓雾。小说由梁漱溟的日记，引向抗战年代的一则逸闻，又导向亦真亦幻的胡族传说。《指南》篇幅不长，却蕴藏着某种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小说以革命历史与游戏的奇妙混合，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架起了一座诗性的桥梁。《红龙》里失去记忆的易先生与蒋丽珍的旷世奇缘，显然是在向张爱玲致敬。而短篇小说《去国》讲的则是汪精卫的故事。作品以学者的谨严，艺术地为我们剖析了这个人从心存死志的精卫蜕变为万人唾骂的汉奸的心路历程。而最有意思的无疑是《猎舌师》，小说无疑是一幕将餐桌视为战场的复仇故事。苟且偷生的骆安宁，终于领略到国恨家仇得报的快意。小说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淮扬菜、日本料理、西餐的加工制作过程，详尽描绘了各种菜肴的色、香、味，生动描摹了食客的心理、表情，诠释了各种美味佳肴的文化及渊源，无疑具有丰富的文化韵味。
而在最近，房伟的现代文坛人物系列小说也纷纷发表，比如新近在《收获》刊登的《“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便在抗战故事系列之外，别开生面地将创作引入另一维度，这种显著的变化，以及变化之于房伟创作的意义，无疑都值得我们认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