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谈话中，路内谈到自己与时代的关系，“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有时候觉得看到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在那儿也很可笑。”这段略具消解意味的话表明，路内不但敏感到自己的小说家身份，还意识到了观察坐标以及可能导致的两种效果。至于路内是因为不小心闯红灯站到了路中央，还是他有意站过去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到了路中央，并在那个位置打量时代，觉察到了“可笑”。“可笑”在这里是一种指向复杂的修辞，什么可笑？相对什么而言？
一
不做时代的局外人，而是置身其中，路内对观察身份的自我认知，在创作中有较为清晰的印证。路内的多部长篇小说，多少都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更与时代和社会有着隐秘的联系。《少年巴比伦》写的是工厂里忧伤而诙谐的青春岁月，但时空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间的国营工厂。《云中人》从一起失踪案写起，像是70后这代人寻找精神归宿的一种仪式，作为小说时间背景的二〇〇一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其时工厂倒闭，下岗如潮，社会上弥漫着凶猛、无聊而又骚动的情绪。《花街往事》写了富有传奇性的家族群像，有着正史的严谨和真实，也有着野史的妙趣和诙谐，叙述时间则跨越文革年代、迷狂的80年代和喧嚣的90年代三个阶段。
如果说路内这几部小说的原始动机还主要是创造人物，社会意识多少还有些无心插柳的话，那到了《慈悲》，路内则主动正面时代的社会性主题，即计划经济时代环境裹挟下的普通个人，身处具有强制性和封闭性的国营工厂中，如何被动地处理他与自己、身体、家庭、他者、工厂、社会以及时代的种种关系。工厂一方面成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限制着工人的流动和去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工厂，既渗透着国家意志和阶级观念，也弥漫着苯酚腐香的行政意识，还融入了工人作为个体人的基本人性和道德规矩，相互交集，彼此融合，慢慢发酵成一整套具有国营工厂特色、有形和无形的规则与秩序。哈耶克在他关于秩序原理的论述中，就以“人为制造的秩序”对此类秩序状态进行过命名和分析，其核心要意在于制造者们能够通过制度、惩罚、道德净化等一套强制性机制，来实现审视、约束和控制整个秩序。路内用小说发现了这套工厂秩序，具有强烈行政色彩的工厂秩序，如何既严苛地捕获、锻造和规训着工人们，又毫不留情地惩罚着那些“出格”的工人。
如何适应这套工厂秩序，是工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他们处理上述多种关系的具象表现。路内对准的是普通工人对工厂秩序的切身感受和理解，以及他们应对秩序的不同方式和随之而来的不同遭遇，用私人家族历史的取材方式，从时代生活中拓印了下来。面对如此庞杂的秩序体，切口在哪里？路内选择了两个颇具时代特征的小说意象——“补助”和“踢阀门”。在困难时期，十块钱的补助可以让一个家庭免于饥苦。“补助”的申请和发放，怎么申请，谁来批准，补助多少，与秩序息息相关。“踢阀门”事小，却是一个陷阱，被人举报就会被冠以“破坏生产罪”的罪名，要判坐牢。与“踢阀门”相关的举报、纠察和惩罚，是工厂秩序中最为森严和残酷的内容。路内发现了进入时代后台的隐秘入口，帘子一撩，看见了做戏前的真实。
二
《慈悲》通过师傅、根生、水生和宿小东四个人物，写出了工人们应对工厂秩序的四种典型方式——遵守、挑战、利用和超脱。这四种态度不仅符合历史真实，也符合社会学逻辑。与现实和逻辑同构，是一个小说家的幸运，也是他的勇气。通常的情况，不是小说家为了显示热情去杜撰某种真实，就是被真实困死变得支支吾吾。文学与社会逻辑同构的明显特征，就是人物从被小说家创造出并放到了恰当位置那时起，其命运就已经定好了。哪怕小说家想中途变卦也无济于事，除非推倒重来。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水生的师傅是个没文化的老工人，技术过硬。师傅出手，一级成品率百分之七十，师兄根生出手，一级成品率百分之五十。师傅应对工厂秩序的方式是遵守和顺从，凭技术吃饭，老实做工，清白做人。师傅接受“踢阀门”会被判作“破坏生产罪”坐牢，尽管他并未从心底认可这种制度，精神上有自我要求，并不企求补助——“是杆枪就要立起来”。后来师傅女儿患病，加上得赡养岳父岳母，一人工资养四个人，终于到了“现在我自己也累死穷死了”的地步，才萌生了申请补助的念头。被拒后，他用了一种屈辱的方式——长跪在了车间主任办公室门口。后来工厂书记出面，才拿到了生平第一笔补助。得了骨癌后，知道死期将至，他自己向厂里要丧葬费时说，“一个工人，没活到退休就死了，什么福都没享到——丧葬费应该是十六块”。
师傅的生存哲学并不复杂，就是期望做个自足的技术工人，努力做一个体面的人。说是体面，不过是一点尊严。工厂秩序没有让他如愿，不仅没有让他死得体面，活着时也没有得到多少尊重。骨癌的病痛，下跪的屈辱，以及随着那一跪破碎了的精神。师傅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工人形象，他的赍志以殁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传统工人群体的开始消退。路内带着悲悯心创造了这个人物，所占篇幅不长，从师傅登场到离世，不过三十几页，但人物性格极有张力。这个企图与工厂秩序保持好关系而终于失败的老工人形象，为小说定下了悲悯的基调。
根生则是个“我有我想法”的青年工人，与师傅相对安分守己不同，根生身上有明显的逆反色彩。他吊儿郎当的做派，对权威的满不在乎，显示出他对工厂秩序没有天生的遵循意识，也没有被轻易驯服。工厂食堂短斤缺两，根生吃不饱，就和食堂的人打架。“踢阀门”可能判罪，根生也总不以为然，结果被人举报，加上其他把柄，因此倒了大霉，被保卫科抓住痛打了一夜，打瘸一条腿。但根生死不认罪，不承认“踢阀门”，也不承认与寡妇汪兴妹有关系，结果被判了十年。劳改释放后，回到工厂，试图重新活过，投机做生意，又被骗了个精光。
“踢阀门”可以被判刑，罪名是“破坏生产罪”，看似荒唐的事情的确存在，这是工厂秩序的惩罚功能在起作用，目的在于维持秩序的权威和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罪名一般就判个一两年，何至于根生被判了十年，另一个李铁牛被判成反革命，游街示众？两人都和小说中的寡妇汪兴妹有染。李铁牛被捉奸后，汪兴妹供出了他，以及他对工厂领导不敬的言论。根生踢阀门被抓后，同样有人检举他和汪兴妹通奸。在这里，性关系显然超越了生理本身，被作为道德净化与审判的对象，同样是工厂秩序中规训功能的重要内容。工厂不仅负责生产，还负责净化工人思想，性与思想常被摆在一起谈。在特定年代的国营工厂，性不仅仅是性。性事可以与身体惩罚连系起来，常常作为罪证被窥视，更有甚者，被上升到政策层面，成为打击对方的工具。
路内意识到，根生与工厂秩序及其所附着的权力意志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根生的逆反，与其说是本性所致，不如说是未经工厂秩序完全驯化的青年工人对秩序一种自发的对抗。质言之，这种紧张是强制性的人为秩序与自发性的秩序间不可避免的对抗。结果是根生被施以身体惩罚——劳改，以悲剧收场，他所经历的苦难也显得悲壮。工厂秩序这个大环境一日不瓦解，由此造成的紧张就一日不可消解，根生也只有失败这一个结局。根生的性压抑不过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身体表象。只有在“人为的秩序”松解或者彻底崩溃后，根生才有可能获得他期望的自由。
与遵守工厂秩序的常态相比，根生是一个意外，是秩序变奏过程中的小插曲，也是现实生活的某种缩影。当我们说起文学的现实主义时，总是下意识地把小说人物当成现实的人来讨论，会忘记人物是小说家观念的产物。从观念到现实的距离有时不过咫尺，根生的命运就是如此。即使路内努力想让他过得好一些，秩序的重力也会自动发生位移。不守秩序在根生的身上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富有抗争意识的主动破局，不过是另一种挣扎罢了。
从“踢阀门”到“捉奸”，工厂秩序的惩罚功能在根生身上得以完整呈现。根生是被惩罚者，而宿小东就是躲在审判者背后的打手。工厂秩序在宿小东看来，就是恨不能全身心拥抱的机会。一有机会，宿小东就会用推波助澜的方式上位。
这个“坏人”的深刻在于他多种身份的重合，既是这一秩序的参与者，又是利用者。打击异己，排斥他人。宿小东通过告密、举报，引发了工厂秩序中惩罚机制的转动，煽起了工人心里本能的恶。捉李铁牛的奸，抓根生踢阀门，把绊脚石一个一个踢开，然后借此升迁，最终成为这个工厂的主人。
特里•伊格尔顿有个观点：“正常的人物占有美德，而怪异的人物垄断活力。”当工厂生活的常态被描述遵循、顺从工厂秩序时，与此持不同态度的行为就给文学留下了空间。宿小东就是这样的宝贝。这个未见得多有独创性的人物，为《慈悲》构建了一个可见的秩序的代表，从而充满了活力。宿小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形象，而是一个具有多重隐喻的符号。
路内没有用“恶人恶报”的因果给宿小东设置结局，他活得很好，最后还将工厂也私有了。拥抱和利用秩序者如宿小东等，能在旧秩序中如鱼得水，也能在新秩序中获得新的位置。当计划经济下的工厂秩序变成市场经济的工厂新秩序，宿小东们并不会被抛弃，相反他们还可能占得翻身的先机。在讲政治的时候，他谋政治。在讲经济时，他谋的是利益。无论是从理论推演，还是从现实出发，此类工厂秩序的寄生物并不那么容易被时代删除，他随时可以转身拥抱和利用别的秩序。只有一样东西是他衡量是否转身的砝码——利益。
这类空心人并不会死心塌地地维护这套秩序，宿小东对这个秩序本身并不不相信，人格上也无忠诚可言。此种人并不是某个时代的特产。陈寅恪《读莺莺传》：“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贤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其不贤者巧者，即此之谓也。当年鲁迅曾嘲讽过的混吃革命饭，不也是一类变种么。
进一步说，宿小东们不是工厂秩序的最高制定者，他只是秩序之下的作伥者。推波助澜，继而浑水摸鱼，才是宿小东应对秩序的方式和目的。路内注意到了这种存在，他写了一个退休后还一直为工厂奔走的老厂长。与宿小东相比，老厂长才是秩序的维护者。但显然，这个老厂长只占有了一点可怜的美德。
三
与宿小东居心叵测的推波助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生有内心坚守的随波逐流。
水生对工厂秩序的超脱态度像个容器，既有师傅表面上的遵循意识和远离是非的态度，内心也有根生同样对秩序的不屑，但他放在心里，并不说出来。这种超脱的充分条件，就在路内开篇着墨的内容，也是小说需要解决的问题。路内为水生准备了两堂课，先是极端饥饿的家族记忆，如父亲饿死、母亲溺亡和弟弟的失踪等事件，给水生注入了最初的清醒剂，激活了他的生存意念，即最为朴素的观念——得活着，活着终有好事发生。死里逃生的水生不会像根生那样表现出抗争性，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是活下去，解决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二则是师傅的言传身教加固了水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师傅的遭遇，让水生对工厂秩序的严酷有了清醒的认识，放弃了对工厂的心理依赖，工厂给不了一个工人真正的尊严。秩序的维持可以允许偶有像补助之类的善心，但不可能长久地给工人永不变质的优待。
由此，面对工厂秩序，水生的态度是暧昧的，也是复杂的；是清醒的，也是悲观的。水生既在秩序之内，也在秩序之外。他超脱地工作着，也淡定地生活着。
因为水生口才好，成了车间去申请补助的代言人，各种困难经由他口吐莲花的表述，就变得煞有其事。在闹剧般的补助申请过程中，叙述显然也是一种权力。符合工会领导要求的贫穷叙述，即使胡编乱造，也能获得工会主席认同。不符合要求的叙述，就算是真的贫穷，也会被无情地退回。小说写了个荒诞的情节，工人段兴旺老婆要买电视，怂恿他去申请补助。段兴旺的字太潦草，没弄成，央求水生去申请，成了。段兴旺好奇水生说了什么。水生回答他：“我说，你因为穷，所以没娶上一个好老婆。你的老婆只想要电视、电风扇，如果不买就不跟你过夫妻生活。你的老婆贪图享乐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不能归到你头上，最起码这个月不能。这个月你不但没吃上早饭，还欠了很多中饭和晚饭。如果一个男人既没有夫妻生活也没有饭吃，他就会死掉。”
这段话戏谑又荒唐，反讽又蕴含深意。从“没有夫妻生活”到“就会死掉”的奇妙推论，其内在逻辑与惩罚逻辑是同质的。就像指责工人“踢阀门”就是有意“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该被打倒。因为符合这种逻辑，如此滑稽的贫穷叙述，能够被接受也就不奇怪了。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种权力叙述行为，对贫穷程度进行预设并获得工会认可的叙述行为，同强加给工人罪名并得到工厂秩序许可的惩罚叙述，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工厂秩序的一种投射。水生扮演了一个与工厂秩序周璇的角色。有趣的是，水生没有为自己申请过补助。论困难程度，他的妻子长期生病，符合申请的硬性条件，他本人又是代言人，完全可以要到补助。用水生的高风亮节显然解释不通，合理的原因是，水生有意保持与工厂秩序的距离。他帮别人申请，更像是一场表演，是对补助制度及其背后的工厂秩序的调侃甚至戏弄。如果他自己也申请，就成了同谋，对秩序的超脱态度不允许他这么干。这种立场使得水生不可能成为工厂秩序的获利者，但也不会成为秩序的惩罚对象，他是安全的。他是一个有态度的随波逐流者，若即若离地安全地跟着时代往前走，不紧贴，也不掉队。水生这样看似无棱角的人物，恰恰是强制性的工厂秩序难以真正约束和规训的人。
被时代裹挟还能独善其身，被秩序规束还能保持立场。除了水生超脱的态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必要条件，即水生的知识人身份。小说开篇有一个细节：“水生从工专毕业，分配在苯酚车间。”工专意味着接受过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同没文化的工人相比，算是有知识的人。在人为制造的工厂秩序中，由于空间流动的被限制，知识也随机被遮蔽和隐略，只有在秩序内还能有所作用。“一个工程师，走在街上连条狗都不如，只有在工厂里还有点价值”。而在自发性的社会秩序中，流动机制被激活，凝固的资源才能被释放。流动速度越快，知识就越可能被需求找到，从而产生价值。当工厂秩序崩溃后，计划经济让位给市场经济，国营工厂老秩序被打破，新的工厂秩序重新建立。水生获得了另外的生存机会，凭技术赚了钱买了房，反而过得比以前好。其他被工厂秩序驯服太久的老工人们，已失去了适应新秩序的能力，只能经历下岗这样惨痛的秩序变换。水生能够做到超脱，工专的知识身份设定必不可少。
逐渐老去的水生变得越发清醒，他对工厂的认识和情感也发生了变化。多年后，一个大学生来到工厂，水生对他说了这番话：“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工厂，觉得像我的家。一个工程师，走在街上连条狗都不如，只有在工厂里还有点价值。但是渐渐地我也不喜欢工厂了，人活一辈子，就活在一个厂里，一个苯酚车间里，三分之一的人退休了立刻生癌，这个比例几十年来都没有降下来过。他们都过得很痛苦。小林，你有机会，要走出去看看。”
为什么面对死亡还能如此淡然，为什么明知会生癌，还要继续留在工厂？为什么过得很痛苦，还要继续忍受？因为无处可去。水生此前没有机会，他的前辈师傅们也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因为无法流动的社会规则与工厂秩序封住了工人们的脚步。挑战则意味着被惩罚，代价是巨大的，根生就是例子。墨守和遵循这种秩序就是常态，是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机会要走出去看看，如此轻描淡写的文字背后，是数十年来秩序所施与人的压抑和无望。与无望打交道，比与魔鬼打交道还要艰难，除了要准备随时付出代价，还要忍受漫长的孤独守望。水生不是一潭死水，他的痛苦、挣扎和自救都表现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式的特殊态度，何尝不是一种中国式明哲保身的智慧。
路内在水生身上寄托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作者对社会秩序的审视。从饥荒中死里逃生的水生，与秩序打交道真如火中取栗，得生存又得随时当心不被火烫着。水生像是社会过来某一类人精神的集中体——积极的悲观者。深刻地体味着无力感，又挣扎地求着安全感。他的随波逐流并不是一味颓然躲藏起来，而是保存部分的自我与之周旋。
四
《慈悲》动人的秘密并不仅仅在于，路内保存了曾经工厂生活的记忆，从而恢复了人们的历史记忆，更多的在于他构建的文本空间理解了历史中人的命运和选择，对罪与恶、死亡与衰败给予的尊重和宽容。只有洞悉秩序规律的小说家，才不会强加给他笔下人物多余的理想和苛刻的道德诉求。某种程度上说，理解了历史也就看清了当下，某些普遍性的道理真的存在。
用早已嵌入历史墙壁的工厂秩序来看《慈悲》，就能够体会到小说的开阔和深刻，能体悟到路内用小说的方式发现和解读了半个世纪里工厂秩序变换的秘密，以及个人于其中的处境。需要注意的是，路内没有止步于对当年工厂秩序压抑人性的批判，而是就秩序的流动性做出了判断和思索。小说中写到，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止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启，封闭的人为秩序逐渐过渡到自发性的社会秩序，工厂秩序所谓净化思想的功能，也失去了原有的载体，被假寺庙代替，建寺庙就成了生意。性也从当年的偷偷摸摸变成暗地里的可以买卖。且不论寺庙之真假，精神从被动约束到自发寻求安放，身体处置从不自由到相对自由，对漫长的秩序变更历史来说可能算不上新事，但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秩序正在进入一种自发性的轮序中，市场经济不过是一扇门而已。对小说写作来说，对路内而言，这又是新的问题。
好的小说作品，并不在于小说家发现了什么，而是在于小说家用小说发现了什么。对小说家而言，平衡这两种发现是个棘手的问题，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个人发现走在小说发现之前，或者个人发现落后于小说发现。前者我们会认为他是思想型写作者，后者我们会常常称之为敏感型写作者。路内的做法是极力克制言说的冲动，努力使两者并置汇合，让小说发现自然呈现为一座冰山，也留下了大量的小说留白。克制的危险在于，文本接受价值依赖于路内的洞见与读者可能达成协议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路内最终选择相信读者。既然选择了相信，也就意味着要他同样选择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误解和偏见。
当路内说慈悲是一种信念时，他的意思似乎更应该理解为，面对历史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叙述它。小说最后，水生遇见了失散五十年的弟弟，做了领工资的假和尚，却也内心皈依了。弟弟说，真庙和假庙都是一种虚妄。看似充满悲观的皈依，大概才是路内认为的真的“可笑”。也许只有识破人生不过是虚妄的人，才能够体味慈悲的含义，才能在最绝望的时候，也能有怜悯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结束处的皈依，仅仅是路内的其中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