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是一位写小说的诗人。受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感召与指引，题材和地理空间成为我们想象作家的惯性方式，在其日积月累地版图化当代文学的过程中结构性地建构了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知识话语。于是，边地、底层、民间、苦难等作为批评的知识，常被用来理解朱山坡。朱山坡的写作似乎并不是从我们所谈论的这些地方开始的。他不是把你生活中的一个人写到小说中，而是创造一个人震撼你。这个被创作的文学人物确实跟我们不一样，但跟我们又有关系，好像是我们内心某种情愫的延续和赋形，又好像是那些我们不曾也难以看到的关于我们过去和现在某种可能性的未来，或者是那些存在却又难以辨认的陌生人。朱山坡是小说家中的诗人，跳跃是他的叙事节奏，简化是他的方法。他不像在模仿生活、虚构情节而后探讨问题的小说家，而是像那些用情感去创造人物进而理解生活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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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山坡，也是一位有清醒文学原乡意识的慧心者。本名龙琨，却以生他养他的村庄朱山坡为笔名，这个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城乡接合部的家乡，在他笔下成了‘米庄’，一个可以永远供养作者的精神原乡。——他的‘米庄’系列有着浓郁鲜明的粤桂地域的文化色彩，充满了原乡况味和野性隐忍的小说气质。”①在令朱山坡声名鹊起的几篇小说如《丢失国旗的孩子》《陪夜的女人》《回头客》《跟范宏大告别》中，朱山坡的确用“写了什么”震撼了文坛，他带来了一些性格饱满人格健全的小人物，刹那间打动了读者。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在短得来不及细述的篇幅中，给了我们久违的亲切感。他好像在为这些“民间野生人物立传”②，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不像是被叙述的、创作的、虚构的，而像朱山坡发现之后，邀请而来的。
朱山坡用他的人物颠覆了我们的期待，多数的、被认为是正常的生活世界和独特的艺术角色在文本里反转。小说人物不再是作为我们所想象的现实世界里的那些少数的、特殊的个体凸显，相反这些比我们还正常的、普通的、无名的人用他们的故事将我们的注意力经由我们生活的世界引向我们自身。诗人的气质成就了朱山坡的艺术风格，他轻而易举地跳出了现实生活世界冗杂烦琐的藩篱，一种激情经过酝酿、累积而后节制地爆发，作品出色地实现了他对我们生活世界的艺术虚构。在这样一个文字费力复制生活的写作时代，朱山坡时不时地找几个人来震你一下，叫你有那么几个瞬间，像灵魂出了窍，时间就地停止。也就是那一瞬，我们看见被自己忘记了灵魂。而这一切又是经由小说里的那个人，那时，她/他也被震了一下，他们的灵魂也在显形。
《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的黑色幽默来自作家“凹”下去的艺术处理手法。这位“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说的是在表妹打工回乡的大巴车上，一直躺在她相邻铺位的同行者。男人的弟弟小男人随行，没有铺位，一路上守着酣睡的男人在表妹位置边上喋喋不休，插科打诨，时不时解释、掩护着“酣睡”的人。一夜过后，直到表妹下了车，目睹过一众男子抬着白色担架鬼鬼祟祟，她才意识到这个躺在她身边一路“酣睡的男人”原来是故事里那个累死的打工者，一具死尸。小说通过我重构表妹对我复述的故事设置了三个讲述者——表妹、我和小男人，复调式地讲述了三个故事（在深圳宾馆打工的表妹，“一个正经的湖南妹子反抗嫖客调戏跳窗”截肢的故事；打工欠薪累死的故事；以及由我最后经由表妹、小男人和这辆从深圳回湖南那辆客车上讲述的包括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故事）。在这个层层嵌套又各个平行的故事里，不同寻常的是，每一个故事都轻描淡写。作者没有把任何一个故事拿出来当作正常生活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格外关注或是抒情，这些令人唏嘘和感叹的故事被叙写成正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就这样，朱山坡往往把那些生活中让我们咋舌的故事，凹下去写，他前面也写后面也写，中间要掉的时候就掉下去。事情/事件凹下去了，生活在进行，掉下去的人像是栽了个跟头，还得爬起来走，于是几乎朱山坡的每篇小说都会叫你认识几个人，他丝丝扣扣地把那些人绣到阅读者的生命里，好像是他原本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巧夺天工，在我们各自未经省察的生活里一针一线地虚构他的人物。
故事没有把人物压垮，故事中的人不是作为主角而被虚构而后去承担那些不幸与苦难。朱山坡笔下的人物都拥有一种生命容量，当一切褪去，小说中留下了这些有趣的人。趣味并不轻佻戏谑，它的背景/前提/土地是生活的艰辛与磨难。面对笔下的人物和读者，作家轻手轻脚，不想惊扰，他给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人物生命中的一段，水波不动，生活而后继续。如果我们把朱山坡小说中人物的这种对生活的容量，理解为是朱山坡能够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观看和理解他笔下的人的话，阅读朱山坡的那份震撼和感动就来自作者的这种对生活更为宽广的理解的能量。
朱山坡写过一个长篇叫《风暴预警期》，有趣的是他小说中常常有一个我们可以成为是小说风暴眼的人物。《爸爸，我们去哪里》写的是父亲带我去外地见未曾谋面的伯父最后一面。可是小说中，我既不知道伯父是谁，也不知道将会以怎样的形式见到他，在这整个故事中，我面对的所有都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持续的等待状态。小说就在这样的叙述设定和顺序结构中，像是跑题一样地出现了一个怀抱婴儿的女子。事实上他们都是要赶往某个行刑途中停留的地方，远距离地围观死刑前的“最后一餐”，完成一次特殊的送别。本来紧张压抑又庄重的叙事指向，因为女子这个偶然的出现而走神跑调。我以为的、父亲原本的送别计划现实中完全因为这个还在哺乳期的女子而荒废，而当人们一拥而入不顾军警恐吓地疯抢临刑犯人未尽的肉饭时，庄严走向滑稽，死亡拐向生机。父亲再次想起了那个妇人，带着我奔寻，小说的最后一刻是我们看着自己错过女人在的那艘船。“最后，父亲累了，泄气了，安静了。偌大的码头，静悄悄的，只有我们父子孤零零地站在暮色里，像两只无家可归的江鸟。”无论是《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的死尸还是在《爸爸，我们去哪里》中哺乳的妇女，他们作为一个伪中心虚晃一下，小说中原计划的那种最为尖锐、沉重的东西就宕开一笔，但却不是被暂停或者取消了，而是分成更多互文的、复调的故事，多声部地同时讲述。这是朱山坡小说技术上的一个特质。也是我们理解朱山坡如何拓宽小说的精神空间，创造出非常真实的、有巨大感染能量的艺术人格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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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有一个将死的父亲？短篇小说《送我去樟树镇》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朱山坡对送别情有独钟，不过在这篇小说里送别只是名头。当叙述者再次收到父亲要去世的消息时，不得不连夜驱车前往，准备送别，行至荒路阴差阳错一个奇怪的裸体女子坐在了叙述者的副驾驶上——一路上车内外静谧单调，“我”却胆战心惊，小说最后以一则精神病院出逃女子引发交通惨案的新闻结尾并解疑。单篇来读，除了送别的预设，这算是篇非典型的朱山坡，但那个频频将死的父亲却是个暗号。
“父亲”是朱山坡的“破绽”，几乎在所有围绕“父亲”的作品中，作者的“少年”情绪毫不掩饰。在《捕鳝记》《牛骨汤》中，极度的饥饿塑造了悲剧性父亲形象时，也消解了父亲这个意象。《革命者》《骑手的最后一战》《鸟失踪》和《一夜长谈》中，父亲拓宽了朱山坡的小说边界，导向了更大历史的个人性讲述。也正是在这些小说中，父亲面目模糊，浓重的历史悲剧感弥漫在朱山坡原故事性的语言中，涨破小说的故事，直抵创作的精神领地。
“父亲”带来生活中的一种强大的张力，他以自己特殊的存在方式，提纯孩子们的生命。
《一个冒雪锯木的早晨》中，父亲从未出现过，关于他早年被捕入狱的事情，小说没有交代。作者显然费了些周折采用回忆的笔调非常模糊地虚构了一个我们能够想象的过去时代，引导暂时不追问其中父亲被捕的原因。三个孩子就在父亲坐牢、母亲去世的空房子里以大哥、二哥/我和小妹的家庭关系生活着/等待着父亲的回来。父亲，以缺失而作为兄妹三人成长最大的存在而存在。听说监狱要搬到他们家附近，两兄弟起早开始锯木，希望帮助监狱的搬迁和建设，这样父亲就可以快点离他们近一点。在这个寒冷的下雪的冬日早晨围绕这个既存在又不在的“父亲”，小说开始。一位自称是父亲“狱友”戴着我们所熟悉的父亲的那顶帽子出现时，小说写到家里最小的孩子——那个小妹不顾哥哥们的疑惑，像一个女主人样，自作主张地拿出家里现有的所有面饼，交予陌生人，相信他会把这些带给牢里的父亲。像这样，朱山坡总是用一个新的意外的故事来重写第一个故事，最小妹妹的天真像剥洋葱一样剥开了许多人的一层一层的天真。通过意象化这个在孩子们生活中几乎不真实存在的父亲，文本大海扣浪，一遍又一遍地接近天真。
“然后，父亲又站起来，对着满车厢的人恶狠狠地威胁道：‘有话好好说，不要恃强凌弱。科技进步能解决一切问题。’”《旅途》的末尾，相信科学的父亲站起来，情节上他是在对那些蛮横不讲理的人讲道理，“不要恃强凌弱”，由此小说打开它在情节之上的/高于生活的那一面，那个现实中实际上很弱小无力的父亲，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声音铿锵有力，如雷贯耳。而在《把世界分成两半》里，那位看似饶舌的、软弱的又实际沉默的父亲，在他身上最软弱的一面和最强硬的一面爆炸性地碰撞，父亲最终自尽了。“我的父亲是一个怯懦的人，逆来顺受，胆小如鼠，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空头理论家。”在父亲身上，个人与世界，软弱与强大，生与死，反复交手。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软弱的边缘的无名者，但对于“我”来说他是真实的、唯一的、我的父亲。我对世界的所有好奇都经他所启发，他既是我打开世界的方式也是我的庇护，我在他最软弱无能的身上理解和见识作为一个真实的平凡人的那种卑微无名又不可否认的强大的意志与精神。“父亲”正是朱山坡作品中的“荒诞”。
作为朱山坡创作中的重要意象，“父亲”集中呈现了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精神性探索，父亲既是符号又是情节，作家将他艺术的心灵虚实相间地分化为父亲和孩子两个角色，他们互相观看、凝视、对话又彼此期待。没有父亲就没有那个对世界始终保持着好奇的、善良的孩子的眼睛，没有孩子，父亲将孤独无形，他是因为孩子的存在而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符号存在着。父子在朱山坡的小说中，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现实生活里，像一对精神的侠士，虽无抱负，微小边缘、落寞孤寂但却根植在土地里强韧有力，生机勃发。于是，“父亲”又是朱山坡小说中的叙事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意向和策略上，他的诗意让位于小说的故事性，他无法再像一个诗人那样执着地、自信地去讴歌抑或悲伤，他需要情节的容量，创造思辨的对话，在对话中消解对话，最终小说没有指向任何确定的情感和答案，无一例外，都以绝对的孤独谢幕。而这样的结尾，事实上又无比动人。一个将死的父亲，既是事实，又是趋势，既是小说，又是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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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熟人社会”持续的打量和呈现，朱山坡在中国作家中独树一帜。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大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③费孝通先生用“熟人社会”概念“乡土中国”的伦理结构，以其中的差序格局作为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方式，这一关于“熟人社会”的描述其针对的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中国乡土社会格局，而显见的是90年代以来这一个格局早已被打破，有研究者将新的变化趋势和结果描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④。吊诡的是，当我们的文学正在整体上绝望而悲情地关注乡土的离散、溃败，叙写这一正在形成的“无主体熟人社会”时，纵观朱山坡的作品，他却盯紧了那个“前现代”的“熟人社会”，几乎把所有的故事虚构在一个封闭的、静止的无名村镇。举重若轻地以一个“风暴中心”人物多声部复调普通人惊心动魄的生存故事和“父亲”的叙事诗学正是基于作家对这样一个固定的、封闭的/有历史的、安静的“熟人社会”的叙述兴趣。以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为例，朱山坡的艺术世界也正是建立以诸如“蛋镇”这样的小镇之上，围绕这样一个小镇，作家没有把它宏大地书写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也不明确地去拷问“国民性”，他连续地、反复乃至重复地部分讲述这个空间中的某些故事，与其说他对这一空间中的文化伦理充满兴趣，不如说他更在意经由一种历史叙事背后的文学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关怀。
长篇《风暴预警期》是朱山坡最重要也是最出色的作品。除了叙事者之外，这篇作品中的一些素材在作者的中短篇小说中大多出现过。《天色已晚》《革命者》《投诚》《丢失国旗的孩子》以及包括《送口棺材去上津》《一夜长谈》和长篇《懦夫传》里面都或多或少地重影这篇小说。以“蛋镇”为地理空间，围绕抗日老兵荣耀，小说断点线性地讲述了三代人的经历与命运，个人性地历史化了一个小镇一百多年的骨肉传奇以及密布其中的伦理文化，整体性地结构了朱山坡的叙事兴趣并完整地呈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世界。
朱山坡的小说总是尽责地完成故事的趣味性。《风暴预警期》试图用故事结构小说情节，它以“荣耀”的去世为事件，由叙述者“我”追忆了养父荣耀的一生。有意味的是，对于叙事者来说这种叙述行为却是以一种散漫的、无心的、不自觉的甚至是不耐烦的方式完成的。支撑“我”叙述的动力根本不是荣耀本身，而是我对自己身世的疑惑甚至是“虚构行为”（罕见的在这篇小说中，朱山坡笔下的“我”是一个年轻女孩）。“我”始终有种逃离蛋镇的冲动，起因于“我”所收养的一只不孕的猫以及我缺乏出走的路费，小说由“我”开始了这种不主动的、偶然的、无心的叙事过程。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伦理之下，小说从养父荣耀、初恋小莫到想收我为女儿的狗肉西施海葵，到使我怀孕的银兽医以及狗肉西施的亡夫金牙医、赵中国以及荣耀在我之前收养的我的四个哥哥荣春天、荣夏天、荣秋天、荣冬天等为核心人物，分为十二个篇章。散漫的叙事态度带来了这篇小说的阅读难度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展示了朱山坡小说在大历史以及现实主义传统面前轻灵的、富有节奏的诗性表达。作品最终对以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荣耀，对蛋镇展开了历史的追溯和勾勒，但它却是碎片化地断点式地呈现的，比如小说在台风任由叙事者用“听电影的人”开始之后，以濒死海葵年轻时候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跳转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之后以“怀孕的猫”和“报告台风”接续现实的叙事世界，紧接着又以隐姓埋名的国民党老兵赵中国再次拓宽小说的时间和空间——法国传教士与荣耀祖上的故事，荣春天参加越战，荣夏天恋爱故事等都内容性地碎片化了小说的时间线索和历史版图。
如何理解荒诞？“在作品氛围和意蕴方面，朱山坡始终无法对荒诞和反讽忘情。像《山东马》中‘人头马’的寓言，《鸟失踪》里人变鸟鸟变人的充满诡谲色彩的变形与再生，《喂饱两匹马》对两兄弟与两匹老马之间同构的生命轨迹和演绎，这种叙事模式经作品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魔幻色彩，但更让作者着迷的应当是呈现现实与人性的荒诞意味。”⑤阅读朱山坡的难度在于他依赖故事，而他的故事又极力在摆脱现实主义对人物的征用。省略、跳跃与重组作为结构方式时，作品实则依赖阅读者对于文本故事的生活注解。当我们对于乡土民间以及我们身处的所谓“底层”在文学的领域中已形成某种惯性式的阅读期待时，朱山坡不把重点作为重点去叙写和表达，他的偏题跑题本身就形成一种艺术效果上的荒诞。《风暴预警期》把小镇命名为“蛋镇”的同时，小镇像蛋一样是一个圆形的世界，这个世界封闭、自足，内外界限明显，是一个“熟人社会”。朱山坡能够把这种圆形的壁垒描述得坚硬紧密，像是“小莫的报告”、气功大师、宋庄的精神病院以及“寻找母亲”这些圆形之外的东西都无法真正干扰蛋镇。可是，蛋作为一个意向，它也象征性地警示了小镇的脆弱。“风暴也是一种宿命或象征，任何人都逃不出这一小镇，那些想走或回归的，他们的命运与这小镇联系在一起，与这台风的永恒轮回联系在一起。”⑥就在这样一个圆形的熟人社会里，朱山坡用我们不熟悉的方法，事实上塑造把荣耀塑造成一个庇护者的角色。平行于碎片化历史呈现的是，风暴既写实又隐喻地成为蛋镇的纪念方法，荣耀就是这里的风暴预报员，不同于中央的气象预报，蛋镇有自己的听风方法也有自己对风暴独特的命名。
朱山坡写得最多也最好的就是这些熟人社会中的熟人，不难想象在这个看似封闭又安定的小社会中，他们有自己的社会语言、表情、声音和动作等一套象征体系。在这些熟人的书写中，作者既不强调一种变动的对固有乡村秩序的损伤，也不肯定原有的伦理优势，他在情节性地结构一个具体的村镇里清晰的人际伦理关系时，故事式地呈现了复合在乡村里的多重伦理。小说中浸身于伦理关系中的人们，复杂又单纯，既恶魔又菩萨，而那种自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朴素、平凡的人性光辉始终是朱山坡叙事的光辉地带。
邱华栋曾谈及朱山坡小说中有股“狠劲”：“朱山坡小说的气质，是简洁有力的，生猛的，接地气的，来自广西的南蛮之气，让他有种在混沌世界中开辟光明的勇气。在朱山坡那一阶段的作品中，到处有死亡，人和环境，人和世界，人与人，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结局都有死，小说中不少地方献血和暴力，是他常涉及到的。有献血和暴力，小说因此显得生猛和突兀。”⑦狠劲、熟人社会、父亲形象——朱山坡笔下的世界与马里奥普佐以《教父》为代表对意大利人的族群想象几分神似。搁置“黑帮”的题材标签，《教父》无论是小说原著还是改编后的影片都在一个北美的意大利裔黑帮故事中呈现出意大利文化中重视家族、抱团、精明又枭雄的一面，而这些着实与我们敦厚诗教下的民间社会实则有所相通。朱山坡笔下的这一熟人社会描写所呈现出来的民间生活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正在以一种独特的角度和方法艺术性地呈现掩盖在我们多重文化之下的另一个静谧的民间世界。
在这片知识缄默的地方，朱山坡就像是一个灵魂捕手。他敏感于取材，对准那些知识忽视或还未能抵达的地带。他的小说总给人一瞬间的感觉，使你觉得这个写作者寡言，只是偶有兴致，才把那一瞬轻描淡写。跳过那些具体时代生活的信息，他的作品总是直指人心，历史的记忆指认暂时被搁置甚至取消，人生命中的饥饿、贫乏、孤寂以及爱被写成一种常态。
【注释】
①张燕玲：《从“鬼门关”出发——崛起的玉林作家群》，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②李遇春：《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的叙事探索——朱山坡小说论》，载《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6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④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载《读书》2011年第1期。
⑤黄发有：《边地乡村的宿命与寓言——朱山坡小说漫议》，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⑥徐勇：《所有坚固的一切都将永驻——关于朱山坡和他的〈风暴预警期〉》，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⑦邱华栋：《谈谈朱山坡和小说》，载《文学报》2016年1月7日。
（李一，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