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印象里，江子属于慢工出细活的作家。他不轻易着手某个题材，一旦决定了，他就全力以赴，孜孜以求。曾读到他的散文集《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作家汇集了那些平常的、低微的、单一的、散落于民间的事物与情怀，用以展示他心目中关于“宏大题材”的另外一种构筑方式。江子面对的是大面积的、未被史家用力书写的民间，比如一位叫欧阳洛的人，江子巧妙地将自己的思绪深入到了军阀混战、硝烟四起的那个时代，用自己的想象跟随着这个年轻的农民一路穿行，展示欧阳洛如何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定、成熟、刚毅和自信的战士。
历史情怀同现实审美融合在一起，透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作家心灵的碰撞。由此激发的火与光，照亮了他置身红土地的道路，我可以清晰地发现，那里的山民、竹林、篝火、溪流是如何渐次被赋予信念之光的。江子的“微观叙事”写作，融历史、思想与个人文本于一体，峭拔于寻常散文之上，确立了自己的叙述言路。
江子的新著《青花帝国》延续了“微观叙事”模式，他没有笼统地赞美那个“帝国”的烦琐、灿烂、渊博的学理，而是抽身进入到青花瓷的深处，独自远游，独自观花，工笔般展示了自己与青花的相遇与相知。在我看来，与其说江子喜欢青花瓷，不如说他更热爱那些散落在历史河床上的青花瓷片，拈瓷端详，拈花微笑……《青花帝国》展示了江子的众多“瓷问”：“元青花”为什么是青花的一种称谓？瓷器的诞生要经过多少道流程？从素到彩，青花的绽放到底会耗费多少心血？在景德镇历史上，谁的烧火功夫最强，谁的彩绘功力最深？谁的仿古瓷技艺能与张大千媲美，又有哪个画师堪比石涛与八大山人？在这《青花帝国》之中，或许我们可以在恬静的青花背后，看到一个暗流涌动的万千世相。
《青花帝国》的写作特点，第一在于作者尽力回到了历史原点，呈现了历史的情状。
江子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的叙述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跑马观花似的看风景，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瓷器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自治”。但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散文打造的景德镇空间中的。我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瓷器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出了血肉的谜底。
自从宋真宗赵恒将年号“景德”赐予离京师千里之外的江西昌南镇，这个南方小镇的历史就此被改写了。景德镇的工匠开始了苦心孤诣的艺术探索，在岁月长河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独一的体系，缔造了庞大的“青花帝国”。通过江子的打捞，在青花瓷的微光里，有日理万机的皇帝、恪尽职守的督陶官、任劳任怨的工匠、个性张狂的画师、匠心独运的诗人、煊赫一时的藏家、远渡重洋的商人、海外的模仿者……这恰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与“大历史”不同，当下散文受到微观史影响更为深入。从小处、从个体入手，缓慢、丰沛地展开它们的生老病死，从而呈现出一个大时代加诸个体身上的轻与重，它们的命运其实就是大历史的命运。《青花帝国》展示的江子进入历史迷宫的历险。我们不应该再采用教科书的态度进入历史，而是自由地探索历史真谛：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奔放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往往是由于健忘，就像一个人只记住了他的履历表，履历表记录了他的成长，但是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那些碎片隐藏在偏僻的角落，等待着被阅读、被重新讲述。
《青花帝国》第二个写作特征，在于完美处理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
思想必须在具体时空当中进行，“发生”一词在英文里作take place，意思就是“找一处地方”。是的，江子找到了体现他心目中通往家国的点位。他清晰地意识到，放弃了“我”在文本里的出现，让自己面容模糊，成为一个匿身的思想者，让思想成为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如同一个瓷器，回到了泥土，它只能想象、只能预测自己浴火的时刻。
《青花帝国》第三个写作特征，恰在于作家拼合的个体，大于、高于总体。
《青花帝国》无疑是成功之作。在于作家对个体的关注多于总体。就像对于瓷片的感情倾注多于瓷器一样。让我想起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的一个著名观点：整体并不必然大于它的每一部分。这一见解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必然大于它的任何部分相矛盾。
但我赞同博尔赫斯这一观点。严格地说，《青花帝国》8篇文章也是8个碎片，折射出一个庞大帝国的瓷器版图。作家尽量把每一个碎片里所蕴含的故事榨干吃尽，打捞、修复所有的蛛丝马迹，还有那种漫漶在瓷片上历史的光晕与气息，家国情怀成为了江子语境里最好的粘合剂。所以，全部的瓷片拼合起来的一个瓷器帝国的版图，也许内涵比瓷器本身要大得多。我们从中看到了江子置身个人生活深处的回顾与探幽，他在个体的、碎裂的、锐意远行的思考中，写下的这些文字，如果它们是一地的碎片，那么拼合起来的辉光，注定要大于一面镜子的反光。
但是，博尔赫斯也做过这样的提示：“左右相反的鸟在镜中离去”。
《青花帝国》也有遗憾之处，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一度占领了景德镇，出现了颇有历史深意的“太平窑”，这是打量强悍的战争与脆弱的瓷器关系绝好的案例，可惜作家没有就此深入采撷打捞。还有延续到特殊时期比如“文革”出现的匠心大作，我在四川建川博物馆曾见到的景德镇粉彩“斗鸭瓶”的传奇，我希望成为江子日后的关注所在。
《青花帝国》是江子动手烧造的瓷器，焕发出他作为诗人的原初骨色与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