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常常会对某一些问题念念不忘，人们用母题来描述这类创作现象。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些，纵向地去察看一个小说家的创作路径，会发现有某些普遍的母题式东西，经由时间的沉淀而浮现出来，会变得清晰可见。这并非是小说家昔日的有意隐藏，而是一部作品被单独对待时，多半会被当时的大语境裹着被谈论，就像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出版时，当代文学正处于身体叙事从集体意识中挣脱出来的兴奋期，集中被谈论的自然离不开身体隐喻、私人写作和女性主义意识等重点标签。将作品及时地与时代思潮发生共振，继而完成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编码，从而使得文学和时代建立某种理想的联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到《北去来辞》等四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林白自始至终对于在更广泛而普遍的真实性中寻找和确认一个完整的自己充满着热情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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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依然会为陈思和、王晓明、陈晓明、张新颖、施战军等评论家的论述所打动，他们不仅准确地捕捉到了林白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不自觉性，并对她从欲望探索和个人叙事“下降”到辽阔的民间大地的转变给予了富有洞见的解读。作为写作者，林白被“幸运”地谈论得足够深入，以至于后来者面对林白作品的同时，也面对着这些论述文章，他们彼此相撑完成了一块文学史的构件。客观地讲，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林白这一章的主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余下的工作也就是添补一些新出的构件和新鲜的颜色。然而，对于依然处于创作进行时的林白来说，这多少有一些别有意味的压力。如果说《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深度打开自己，《妇女闲聊录》是俯下身去倾听大地上人们的声音，《北去来辞》是一次站立起身来摊开自己身边生活的举动，那这些作品对自言并不了解女性主义、强调自我经验的林白来说，可能意味着某些信息被忽略，正如评论家项静在《经验与书写：一个人的总结》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她诚实地投入了自己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颗敏感的心灵沾染在泥泞的大地上的足迹。”林白自觉的写作意识，源于自发的对自我的 关注。
在《一个人的战争》等早期作品中，林白通过幽暗而又迷狂的身体叙事，完成了对自己的存在和对自我把握的确认。一直以来，林白就以深刻表现女性的内心生活而著称。其大胆、私人的创作，使她成为女性主义代表作家之一，被公认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无论是《一个人的战争》，还是《说吧，房间》《瓶中之水》，对女人的心灵、身体、感觉、欲望、渴求和自恋，都写得准确、到位。她从女性自己的角度回眸自身，欣赏、赞叹女性的婀娜、隐秘、丰饶、觉悟，将自我的情感世界和敏感的女性躯体等经验表述推到了近于极致的地步。有评论认为，在当今的女作家中，林白是最直接进入女性身体和意识深处的作家，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致，把女性的隐秘世界揭示得如此彻底，如此复杂微妙，如此不可思议。可以说，林白选择了就忠于了幽暗的自己，在与自己身体交流的过程中，叙述者在性爱体验和心理隐秘的打开过程中，获得了自我身份和存在的确认。身体所承载的寓意与符号并不天然地要求叙述者给予回应，如果一旦得到回应，则意味着一个女人的身体可以不必依托于外来的力量而完成自我唤醒和体验，即一个女人可以掌控自己。陈思和先生直言不讳，“林白的女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女性主义的意识都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她从来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一个并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偏偏写出了被誉为女性主义个人化创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这恰恰源于林白创作时怀揣的纯粹的自发心态。这部被描述为女性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的标志性作品，已经毫无争议地占据了文学史的一页。
《妇女闲聊录》的特别之处，在于放弃了常规的文学手法，选择信任一个农村妇女的闲聊的表达方式，哪怕在结构上付出细碎摇摆的代价。今天看来，这部小说并不完美，如果小说家当初在此基础上尝试加入多一些的写作介入，也许会在“平常人陷进不平常的境遇”方面表现得更有层次，真实与虚构方面可以融合得更为妥帖。但问题在于，林白的出发点根本不在这里，与其说她被保姆口中的乡村生活图景（或言民间生活）所触动，不如说林白由此发现了她对保姆所言世界与生活的“无知”。在这里，“无知”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名词，是对不了解情况的描述。这种“无知”促使自觉的小说家意识到了认知的边界，即有些生活是她所不熟悉，甚至是不知道的。如何面对自己的“无知”，几乎是一个写作的道德问题，林白忠于了自己的这种“无知”。在保姆的讲述里，存在着一种民间自发的秩序，慰藉着、也指导着人们的生活，那些看似不合常情的生活、情感，循着这些潜在的秩序得以流畅地更新迭代。自发的秩序，源于民间某些价值的长久熏染，民间性是其重要标志。每一种生活都是一种秩序，林白对这种秩序给予了充分的珍重。《妇女闲聊录》由此获得超越某类特定时空的普遍性，延续了沈从文、汪曾祺对平民百姓生活的写作传统。这个当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本，源于林白对自我“无知”的忠于，却使得我们得以体味到小说之触角步入了更广阔的真实性。对林白个人而言，“录”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合法性也得以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林白对非虚构写作无意识地做了一次提前练习。可以理解为，林白敏锐的小说意识，促使她瞬间就意识到了保姆所讲故事的文学价值，就是那一众乡村人们清晰的现实生活和秩序，能以不被裁剪和修整的方式记录下来，这让林白对自我的边界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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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公约的文化语境中谈论文学作品，不管对写作者，还是对同代的文学阐释者，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中心化意识并未完全消解的情况下，文学创作必然地会被期待在个人与历史间建立起联系，这就是林白创作《致一九七五》时的背景。她的回忆开始了，即个人的历史生活打开了大门，往幽深的里头迎进了林白。关于记忆，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写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归根结底就是一张由他人的记忆编织而成的织锦。死亡到了，这织锦便散开了，人们面对的便仅为一些偶然松散的片段。”评论家程德培在论述王安忆新作也提醒我们：“记忆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记忆总是当下的记忆，回到过去总免不了当下的参与。”林白走进历史记忆中，为的是寻找历史生活中的自己。此类寻找的意义和价值是林白孜孜以求的。唯有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记忆中发现小的真实自我，才可能完成自我的辨认和再次塑造，也可视为一个人对时代的回应。
《致一九七五》在未出单行本之前，在2007年第10期《西部·华语文学》杂志上先行发表过。那期杂志是林白一人的专刊，分两部分刊登了林白的这部作品，一部分题为《漫游革命时代》，另外一部名为《致一九七五》。当时杂志还刊登了陈思和和南帆两位先生的评论文章，题目分别是《后革命时期的精神漫游》和《回忆的文本》，对这两部分作品都作了点评。文如其题，陈思和先生集中于探寻林白文本中对于时代情绪的把握和对小说文本内涵进行解读，而南帆先生则从叙述形式方面认为回忆是林白写作的一个姿态。据说这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耗了林白十年光阴才写成。当然，这个十年的说法，未必是真的写了十年，而是前后酝酿和准备的时间。林白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想写这样一部书由来已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感到这是一部将来必然要写的小说，但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动笔，会写多长，大致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时候年轻，难免不受时流的影响，如果写了，或许就会是一部时兴的‘伤痕文学’吧。九十年代初至中期，也常想着，写完手头的小说，下一部，就写这个。但似乎，手头总是有东西在写着。”这就像是一个作家的宿命，总感觉生命中有些东西是需要交代需要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林白提到了担心“难免不受时流”的影响，则颇有意味，可理解为林白对当年文学创作潮流的清醒和自知。这样的写作动机和动力，对一个深处时流场域中的写作者来说，与其说她在等待一种创作冲动，不若说她是在主动地回避这一时流。从众，则正遇当时，回避时流则意味着放弃被时流包围裹挟的可能机遇。
小说以“我”的回忆开始进入1975年前后那个特殊的年代，以1975年为年限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真挚的情感回忆中学时代，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自传色彩，众多人和事漂浮在时光中，展现了那个年代南方边陲小镇人们的日常生活，显得真诚，但笔下似乎藏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沉重的东西。下部描写了女知青对爱情和未来的狂想，具有较强的童话浪漫色彩，行文也热烈和放松起来。正如南帆先生谈到的那样，回忆成为了小说基本的叙事方式，用林白自己的话也可以作为印证。林白写道：“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过。这是我写完《致一九七五》想到的两句话。”可以说回忆和狂想就是小说的两个基点。回忆的目的是使生活获得灵魂这种说法，回应了小说家探进记忆中的初衷。书中的“我”抱着这样的想法，作者同样如此。如果说小说上部的节奏稍显紧张的话，那下部的放松则证印了林白的说法，“我”从回忆中逐渐获得了灵魂。获得了灵魂，就是找到了自己，从过往的历史生活中辨析清楚了个人的面目，对当年的狂热给予了谅解和尊重。
《致一九七五》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作者的叙述控制能力，作品上下部风格各异，出场人物众多而不零乱，各种人物和事件频繁交叉出现，使小说具有很大的信息含量。不得不承认小说的这种写法是一种高强度的考验，纷至沓来的诸多线索，看似无序的许多事件，不断登场的人物，加上文本中叙述者“我”的闪烁漂移，倘若写作者的笔力不强，非常容易导致结构松散，主题紊乱不明。由于作者将“我”设置为线索人物，又是故事的中心，同时集中呈现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人物零散而不乱，事件分而不散，读者只需跟着小说叙述者的娓娓道来，就能走进特殊年代的社会生活。在林白的笔下，这些就像熟练的巧匠一样，收合自如，合理归置。好的小说理应朝着独特的内容和别样的形式同时努力，一方面的偏软都可能削弱小说的力量。就此而言，林白的叙事也因此显示出女性主义叙事别具一格的力量。富有弹性的叙述语言，貌似随意且充满锐气，暗蕴奔放而又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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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出版的《北去来辞》，是近些年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林白将小说人物赶进了日常生活。去中心化的社会生活退变为日常，评论家周立民在《倾听大地敞开的声音》一文中认为“由精神的高蹈到跪拜世俗，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难逃这样的精神路数，但海红显然不甘于此，却又束手无策”。日常不仅成为精神退守的庇护所，还成为生活本身的样子。林白要做的就是叩问和击打日常，从坚硬的琐碎的甚至无意义的日常中唤醒自我。
当人到中年的女知识分子海红遭遇工作困境、婚姻艰难时，“我们的海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深受熏陶，追赶各种源源不断涌来的西方理论和主义，兴奋兮兮气喘吁吁的，只要是新鲜的，样样都是好的。喜欢现代派（这个词在1980年代代表一切新玩意儿）……但是海红的萨特始终没有出现，她总是受到挫折……原来，偶像不过是神话一桩，原来，偶像千疮百孔。忌妒、伤害、谎言，种种不堪像蜂拥而至的白蚁，嘎嘎嘎，偶像一下就被蛀空了，轰然倒地”。这是一个已不合时宜却又清醒的落后者，轰然倒地的不只是这个人，还有她所接受和追赶的精神价值，她还能站起来吗？借助什么重新站起来？许多人放逐了精神，屈服于日常生活了，换了一副身心重新生活了。日常是可以被塑造和建构的，海红的艰难是什么造就的，就成了小说所直面的深渊。这部小说呈现出的人与生活的紧张关系，与《一个人的战争》中女人与自己未知的身体的紧张一样强烈。
林白选择身处“时流”之外，从身体叙事中找寻自我，也从妇女闲聊中寻找，继而从历史生活的回忆中寻找，再到被规训的日常中寻找完整又独立的自我安顿。发现自己，也忠于自己身体内在的幽暗；发现广阔的大地，也忠于大地上的非常心灵；发现日常的坚硬和坠落，也忠于坠落中渴求升腾的魂灵。在作品中确认自己的存在，继而筑出清晰的自我，这就是林白写作的终极意义。寻找的过程，即是反复辨认、反思和发现的过程，也是个人经验社会化的过程。林白用个人化的写作，完成了对精神进阶和生活变化的扫描和记录，因为她自己就置身其中。
林白的笔是紧张的，她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弥漫着紧张的气息，不禁猜想生活中这是一个怎样的人。2017年的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见到了林白，在与张新颖和项静对谈时，她谈起了骑共享单车的乐趣，眼里散发着明亮的光。诗歌之夜，瘦小的她轻轻地读了一首自己的诗《过程》，前半部分用粤语，读完后她有些害羞地笑了。诗是这样的：
一月你还没有出现，
二月你睡在隔壁，
三月下起了大雨，
四月里遍地蔷薇，
五月我们对面坐着，犹如梦中。就这样六月到了。
六月里青草盛开，处处芬芳。
七月，悲喜交加，麦浪翻滚连同草地，直到天涯。
八月就是八月，八月我守口如瓶。八月里我是瓶中的水，你是青天的云。
九月和十月，是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你在海上，我在海下。
十一月尚未到来，透过它的窗口，我望见了十二月，
十二月大雪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