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的诗歌创作无疑是繁荣的、丰富的。诗人群体之庞大恐怕任何文学体裁都不可比拟，诗人们的写作技术与文字技巧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精致化境界，诗意的生发几乎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状况，诗歌的个性化、私密性、颖悟度几乎可以展现出诗歌语言的无限性。在当下诗歌海量的作品中，到处都闪烁着诗化的鱼鳞光斑。但是，仿佛是海洋的气象正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刻，诗歌的大洋也缺少大体量鲸鱼的呼啸和海豚群壮观的鱼跃。审美的精致化、诗意的碎片化、语言的技术化，是当下诗歌的成绩与特点，也是它的问题和桎梏所在。
当布罗茨基写出《黑马》中“他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时，阿赫玛托娃不由得赞叹：“俄罗斯的想象力还没有被历史拖垮。”而我们当下的诗歌虽然也常常出现让人惊叹的想象丰富的诗作，但我们的惊叹只限于对诗人本人想象的赞美，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让人生发出对一个民族伟大想象力赞颂的惊叹。这就是说，我们诗人创作的优秀程度，依然局限在个人的层面，是一个小众、小我、小时段的好诗，还不足以背负一个民族的大我、大诗和大历史的诗歌名分。这是不是一种有高原缺高峰的真实写照呢?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诗歌的想象半径还局限在诗人精神的半径而没有抵达并且与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象的半径相吻合呢？诗人内在的丰富性与外在世界丰富性的脱节、隔阂、悖离、冲突，恐怕是当下诗歌最严峻而棘手的问题。小巧取胜可能是诗歌进化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止于小巧毕竟是一个民族诗性和诗性民族的局部，而不是它的整体。一个民族只有恢复或者激活它的全部的整体的诗现象和诗意性，才能有自己的时代之诗或诗的镜像。
仅就形式和体裁而言，长诗就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个软肋和短板。与小说创作的走向完全不同，在小说家们一窝蜂地放弃或看轻短篇小说，大量生产长篇小说以至有海量般的数量时，诗人们是越来越陶醉于小诗、短制乃至截诗（句），长诗写作要么大而无当几无读者，要么越来越被诗人们视为畏途或歧路，数量寥寥。小说的长篇化，虽有可忧之处，但隐藏其间的根本推手是小说家写“史”的野心或雄心；而长诗的衰落则不仅在于诗的体裁属性更在于诗人们误解了诗歌的使命。他们竭力追求语言的精萃、片面的深刻、传世的“金句”，即一向标榜解放语言的诗歌如今却把诗歌重新关进了语言的囚笼。对于诗歌终极性的误解，误导了诗歌的追求和诗歌的能力，也使当下诗歌鲜有黄钟大吕，鲜有宏篇巨制，鲜有诗史和史诗。当下新诗从西方诗史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但学习和拿来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西方史诗传统和史诗性写作的回避和忽略。而史诗性写作才真正全面呈现着诗歌的终极性：时代、思想、哲学、语言、诗性、想象、情怀、力量的统一。
二
这就是我不得不说一说王久辛的长诗创作的原因。
在当下活跃的诗人当中，王久辛的创作值得关注。可能因为他的创作太符合我们的想象，反而显得有些另类，有时容易被评论界忽略。
王久辛的诗歌创作成绩一直体现在他的长诗中。以1989年创作《钢铁门牙》写一位军官的军旅史为标志，他就显现出驾驭长诗和大题材大主题的能力和才华，1990年发表的长诗《狂雪》使他跃上了个人长诗创作的第一个巅峰，以后至今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部长篇力作问世。其中可圈可点并被广泛传播广受关注的有《艳戕》《肉搏的大雨》《大地夯歌》《初恋杜鹃》《香魂金灿灿》《碧水红莲》《翻身道情》《他就是这样的人》《芦花红，芦花白》《零刻度》《蹈海索马里》等。这些篇什，少则数百行，多则两千余行。题材的视野也十分广阔，有党史、军史，也有战争、灾难，或者国际事件、中国故事，以及自然抒怀、历史抒情。历经将近30年的磨练，在持续不断的长诗写作中，王久辛在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时，日益丰瞻诗性想象，不断深化诗思史的融合，结构与语言越加驾轻就熟，终于使他在当代诗坛长诗创作中独树一帜，也成就了当下新诗创作别开生面的风景。他的创作可以说是当下诗歌中少有的直面生活并且敏于、长于、擅于书写大题材的。他是用大结构、大诗性、大技巧来处理大题材的诗人。在他那些高标时代风云和民族精神气象的长诗中，跃动着醒目的时代性、当代性、现代性、现实性。他把现代性的诗意诗技诗句，娴熟地运用于传统题材或主旋律、正能量的鸣奏之中，赋予革命的、红色的、政治的、正义的、人道的主题以灵动鲜活新颖的当下诗性表达。在语境语感中完全融入最新的个性化诗意氛围中，但主题和题材又来自传统，来自大江大河大海的波涛，让诗歌在时代的洪流中发出了由它激荡而起的轰鸣。他使历史题材一次次获得了当下的诗性观照，使历史在诗的维度重返当代的高度。他使新中国以来的“政治诗”传统重放光彩，以更加饱满的诗歌力量完成了政治诗的诗性转向和蜕变：将个人诗性、政治诗意、时代诗感完全水乳交融起来，摈弃标语、口号、直白，提纯令人惊艳的诗性、诗句、诗思、诗情。就像我们不能把他的一些重大主题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简单地称之为“政治诗”一样，因为他已经使这种诗体或诗题具有了崭新的内涵与形式，使之归入了更加形式化的“长诗”序列；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王久辛标签为军旅诗人。他是一位军旅诗人并写出典范性的军旅诗，但是他的诗（包括他的军旅诗）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些既是他诗歌创作的特色，也是他的诗歌成就所在。
三
诗的思性和史与事的诗性，以及它们的叠加，进而让叠加呈现为诗的宏大结构，从而形成叙事的诗性和抒情的诗性耦和，这是长诗创作的奥秘，也是它最难驾驭的地方。王久辛长诗的妙处也正在这些地方，他让诗的盲区和非诗之地注入诗的洞察，也让诗的习常之地陌生化。
《狂雪》就是一首证明王久辛诗歌力量的诗。如果说策兰以《死亡赋格》打破了哲学家阿多诺“奥斯维辛后仍然写诗是野蛮的”西方魔咒的话，王久辛的《狂雪》就是打破此一魔咒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对东方诗人的笼罩。这个魔咒的核心意思是指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残酷残忍的死亡，终结了人类直面它们的诗情画意和诗的田园牧歌，如果人类没有深刻的反省反思就不应该和不可能产生诗歌，除了哲学没有任何文字可以揭示这种人类悲剧的本质并承担叙事的责任。策兰甚至是以自己的死亡才完成了这份对死亡的诗的写作。《狂雪》以更加诗化但又更加思想化的形式再一次实现了对同一性质的人类悲剧的诗的直面。我们必须注意并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的南京30万人大屠杀，其疯狂、变态、邪恶比纳粹奥斯维辛罪行更加灭绝人性，不仅是诗歌，任何叙事都是不堪其重的。就像策兰是因为他是亲历过奥斯维辛的诗人，王久辛能写出《狂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一名中国军人。“作为军旅诗人我无法不痛恨我可怜的感情无法不对这撕心裂肺的疼痛进行深呼吸式的思索”（《狂雪》）。《狂雪》如今被全文镌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的巨大诗墙上，用诗的铆钉把历史的罪恶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完成了对诗歌的死亡和人类的死亡的双重穿越，把死亡的魔咒化为诗歌永恒的光环。
《蓝月上的黑石桥》《肉搏的大雨》《芦花红，芦花白》是他对抗日战争更加壮阔深邃的描写、叙事与抒情。《大地夯歌》《艳戕》《碧水红莲》《零刻度》是他对党史、红军史、长征史的深入开掘和深情歌唱，他挖掘和展现了许多被历史遗忘的细节和事件，升华它们的诗性和思想的高度；他站在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回望风云岁月，目光深刻深邃深远。
他也逼近生活直击现实。“如超拔的冰上旋舞似花样芭蕾的腾跳鱼跃高难度的惊险超绝技的险峻比雪橇的飞鸿 更令人心惊比足尖上的灵媚 更令人叫绝”。（《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是写罗阳和他的钢铁航母上矫健的舰载机。“摩加迪沙——这个人类之痛的针尖”，“关于贫困与饥饿 宗教与祈祷关于战争与和平 爱情与生活在这个针尖上都曾有过锥心剌骨的经历”（《蹈海索马里》）。诗人在这首长诗中站在人类的立场、中国的角度，书写中国的维和行动和为世界和平献身牺牲的中国军人，诗里有非洲的殖民历史，也有对战乱根源的探寻和对文明的拷问，更有中国精神的彰显。在王久辛这些诗里我们看见了一个鲜活的当下的中国，他把中国当下的诗性诗思诗史呈现给我们，把诗歌的使命、责任、担当呈现给我们。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了新的主题完成了新的形象的塑造，完成了新的语言的锻炼，完成了新的风格，即是完成了诗人的对于人类前进事业所负有的职责。对于诗人，这些事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事对于诗人是最适宜的，也是最不容推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