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或许一直以来“青年评论家”形象过于深入人心，所以当房伟悄悄做起小说，人们多少有些不习惯。他对写小说这件事一直保持低调，不得已发声时也是一贯的低姿态，声称自己在写作上还只是个小学生。但倘若仔细检视房伟这几年的创作，你会发现这个“小学生”正悄然完成一个转型或者说跨越，过去那个面目清晰、形象鲜明的青年评论家形象开始变得模糊、不确定。这不是说他退步了，恰恰是他的进步，让他变得更丰富、立体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他的小说创作，小说创作打开了他在文学世界飞翔的另一翼，让他的文学世界更丰满、立体、意味悠长。
房伟近两年发表了一系列抗战题材小说，题材专一，时间集中，屡屡转载获奖，大有喷薄而出之感。显然，这不是他一时兴起的“偶得”，而是厚积薄发后的收获。房伟的创作可以追溯到更久时间节点。早在读书期间，他就写过大量诗歌。
“晚上，他们在小酒馆昏黄的灯光下，喝劣质白酒，向心爱的女招待大声朗诵诗歌。他们也在烟气缭绕的路边摊喝酒。他们嘴里咬着肉串，眼睛蔑视着过往的香车美女，将空空的酒瓶敲在柏油马路上。现代的高楼大厦下，他们的身影孤单，却从未屈服。他们是语言炼金术士，怀揣诗经和楚辞的文化叛徒，李白杜甫的隔世弟子，嵇康的崇拜者。他们也是普罗旺斯旅行的行吟诗人，是波西米亚流亡中国的血裔”（房伟《“极光十杰”：那些暗夜磨刀的唯美狂徒》）。
这是房伟描写的极光诗社诗人们的生活。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是一个暗夜磨刀的狂徒，把自己献祭给诗歌和文学。再后来，他开始写小说，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的出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漫长跋涉摸索之后，这部小说让他小说家的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确证。读过这部小说，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充满生命激情和想象力的作者，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和强烈言说欲望的青年作家，这是以往那个严肃审慎的青年评论家形象所不曾透示的内容。
二
回到这篇小说本身来。
这篇小说显然有一个核心原型事件，即“杭州鲁迅”事件。1928年春，人在上海的鲁迅在《语丝》杂志发表一篇名为《在上海的鲁迅启事》的文章，鲁迅做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在杭州出现了一个同样名为“鲁迅”的人，此人不仅模仿鲁迅同样出版了一本名为《彷徨》的小说集，还假借鲁迅的名头到处题词留影，招摇撞骗。故鲁迅做此启事一则，告知公众。一时之间，真假鲁迅的故事口耳相传，成为文学圈的一则趣谈。
小说即以此事件为核心展开想象和叙述，假鲁迅——周预才成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但房伟笔下的假鲁迅显然不是那个以笑柄形象示人的可笑人物，在遵循固有历史叙述的前提下，他赋予了这个人物全新的内涵及意义。比如，在如何成为欺世盗名的“假鲁迅”的过程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他就全然推翻了人们的惯常想象和心理预设。在小说中，周预才虽然的确穷困落魄，却并非有意模仿冒充鲁迅，他虽然做了冒犯先生的事体，但这种冒犯却建立在无限尊敬和崇拜的基础之上，在被人们误认为鲁迅之后，他诚惶诚恐却又百口莫辩。及至假鲁迅形象被戳穿后，他离开杭州到上海讨生活，从常理来讲，上海应该是他最逃避的地方，因为真正的鲁迅即生活在上海，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到上海谋生，这其中冥冥之中牵引他的或许还是对鲁迅先生崇拜之力的感召。而在炮火攻城的危急夜晚，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奔赴内山书店去看望鲁迅的行动，更能体现出鲁迅在其心中的重要性和崇高地位。小说中，真假鲁迅在生死时刻相遇，却全然没有闹剧式的难堪与尴尬，而是灵魂的静默与倾听，这些情节设置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于历史上“杭州鲁迅”事件的想象和推测，打开了固有叙述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可以说，通过对假鲁迅这一人物形象的重构，作者从历史出发，又逸出了历史框架，他似在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固有叙述的可疑性和欺骗性。
小说有强烈的戏谑诙谐味道。先看小说结尾的一封退稿信，信中对章谦所作小说的评价是：“想象怪异奇特，但毫无意义，相当无聊。”“有历史虚无主义嫌疑”“鲁迅是伟大文学家与思想家，任何对他的拙劣模仿，都应被禁止。”“先生太伟大了，不是凡人能虚构的，更何况是假鲁迅？小说人物呆板苍白，故事结构松散，缺乏精彩情节和吸引力，未能塑造鲁迅的光辉形象。”这封信以编辑部给章谦的名义写出，却更似是作者的一种自嘲式自我评价。看上去作者以自嘲的方式消解了小说的意义，实际上小说的价值在消解中反而得以更加凸显和明确。这种自嘲式的收尾让小说的戏谑性达到高潮。作为王小波的推崇者，房伟的小说语言具有与王小波相近的幽默诙谐风格，这一点在其长篇小说《英雄时代》中有着更鲜明的体现，机智的反讽，俏皮的自嘲，常让人会心一笑。这篇小说的语言依然如此，在“我”与章谦的对话，以及周预才与梅先生的对话中，常有精彩的语言交锋，碰撞出欢乐的火花。小说从一个戏谑性十足的原型事件衍生，又在作者机智灵动的想象和俏皮诙谐的语言中飞扬，通篇充满幽默诙谐的味道。
尽管戏谑性十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作品，相反，充足的诙谐戏谑后隐藏着浓重的批判和反思，而戏谑性又以其特殊的修辞作用进一步强化了批判的锋利性和反思的深刻性。小说中，除了“杭州鲁迅”这一核心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头和结尾还有前后呼应的另一条线索：有关章谦的故事。历史上的“杭州鲁迅”事件中，帮助鲁迅弄清事实真相的是一位叫章廷谦的作家，这位作家解放后曾在北大长期任教，著有《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小说中作为大学教师的章谦与历史上作为作家的章廷谦显然有着内在关联，这也进一步加固了小说与历史上“杭州鲁迅”事件的紧密度。小说中的章谦之死显然是个极富象征意味的事件，这个致力于文学事业的大学青年教师，最终吊死在了自己的寓所内，悄然无声地走了，像他在世时的沉默一样。他的落魄一生与假鲁迅周预才的落魄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他们都以鲁迅为偶像，却在生活和现实的四处围剿中落荒而逃。两人相隔一个世纪，命运却殊途同归，这是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哀。
小说的批判性在假鲁迅事件发展过程中也有更进一步体现，周预才一步步变成“鲁迅”的过程中，外界推波助澜固然起了主要作用，他自己在幻觉中的自我欺骗也是重要原因，假作真时真亦假，在真相揭开之前，他有时竟真觉得自己就是鲁迅了。这其中，虚荣享受的欲望起到了重要支配作用，面对物质和美色的诱惑，他动摇并沉沦了，放弃了对于人性底线的坚持和抵抗，投入到虚名怀抱中去了。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软弱和虚伪主导了他的意识和行为。而在制造假鲁迅的过程中，周围的“看客”无疑是最重要的帮凶，尽管有些人是有意为之如梅先生，有些人是无意为之如姜小姐，但在客观上，他们都成为这一事件的主要凶手之一，他们不仅围观这一件事，而且作为事件发展的行动元之一推波助澜，成为合谋者，他们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幻的面目活化出一幅人性的丑恶图来。可以说，在作者对“杭州鲁迅”事件的重述和虚构中，再次引出了一百年前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批判的话题，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其自身的劣根性复杂地缠绕在一起，交织成了一张牢不可破的网，但犹如春蚕吐丝，作茧自缚，结网之力恰源自自身。
因此，整体来看，尽管小说充满调侃和戏谑，但却有着锐利的批判性，作者在对历史的想象和重述中，直指现实和人性的疼痛。虽然可以将之归入历史小说范畴，但小说的批判性并不因隔着历史而力有不逮，相反，在历史镜鉴中，现实的丑陋与人性的疼痛更加原形毕露，无处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