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思路与方法
“流动”，是作者对魏晋南北朝诗歌艺术演进特点的基本概括，也是或隐或显地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更是本书理论思考上的一个特色。
“流动”是一种诗歌史观。“五言诗的发展就是一个流动过程，由古体向近体的流动。也许表面上是大致相同的风貌，实质上却已发生了变化。”作者认为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诗歌现象是那阶段的产物，但更是全部流动过程中的一部分，它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更受诗歌发展规律的制约。这一诗歌流动的目的，就其结果看，即在盛唐诗歌的形成。然而这一境界的基本构成要素却是在长期流动过程中，通过各阶段诗人的努力共同完成的。作者把全部魏晋南北朝诗歌看作一个随时都在发展变化的连续动态过程。“我们在这一流动过程中所确定的五言诗质的规定性和发展方向，正明确显示出魏晋南北朝作家在诗歌发展史中所处的阶段、所面临的诗歌传统。”
“流动”也是一种研究策略。作者反对以盛唐诗歌的艺术境界作为标准，去衡量各个阶段诗人的工作，但我们可以用某个要素去衡量，当然衡量的原则必须依据诗歌发展规律，即诗歌发展在各阶段特定的要求。任何一个阶段诗歌的艺术特点都不应被看成僵死固定的特点，而应当被视为“流动中”的特点，应当借助“流动”的视角来判断其性质和价值。作者并非不加分辨地一味表彰代表性作家，而是在找到正确的出发点的前提下，历史地分析其得失，寻找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比如作者认为，陆机的《拟古诗》十四首表面上看是效法和步趋古诗，内里则表现出对古诗写作规范和美学取向的决裂。因此可以说它名标模拟，实为创新，只是陆机的这种创新，不是体现在题材和情绪上，而主要体现在遣词造句和美学趣味的翻新出奇上，他通过对古诗的阐释和破坏，确立了新诗的写作规范。作者由此颠覆了明清直至现代学者对它的批评，充分肯定了陆机拟古作风的本质及其在诗歌“流动”过程中的贡献。
“流动”的观念还决定了该书的撰述体例。此书侧重从“流动”的角度，挖掘这一时段的诗人诗篇对于诗歌艺术演进的贡献，然而这并不代表他对所有创作现象一概肯定。比如作者提出，宫体诗及其美学观念，是在南朝齐梁时代普遍追捧“新变”的历史氛围里，沿着永明体所代表的方向，在诗歌题材、形式、情性等方面的创新道路上进一步探索推进的产物。宫体诗对女性“态”与“情”的描绘，相当充分地吸收了前代诗歌在艺术构思和语言表现方面的经验，远远超越了以往同类题材的表现水平。形体美的发现，显然是人的自觉的重要一步，也是个性解放的应有之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另外，作者不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流动”过程的直线性上，还充分注意到诗歌“流动”的复杂性，比如诗歌与文、赋在艺术上的互动互渗，成为三者朝着相同审美理想流动的重要推动力。对此，作者除了在第六章第五节作出宏观说明之外，还在若干环节结合相关作家作品随时给予具体分析，如潘岳悼亡诗对汉魏以来哀悼类题材辞赋、散文经验和技巧的吸收，又如山水诗对山水游记、小品文和体物赋描摹手段的借鉴等等皆是。
作者用“流动”一词来概括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大势和规律，可谓准确而且生动，甚至可以说富有诗意。就诗歌演进的大趋势而言，各个阶段的诗歌艺术无非朝着“近体化”这个方向前赴后继，仿佛长江后浪推前浪，任何一股浪潮都有其历史价值，各有其值得细致探寻的因革轨迹。
解析：激情与理性
作者从不孤立地看待和分析作家人格和作品的艺术，他总能够自然而然地注意到历史环境、哲学思潮、理论焦点以及文学创作氛围对作家创作态度、审美取向的影响，并且兼顾各类文学遗产在作家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紧紧抓住作家本人独特的人生阅历、性格特点、心理逻辑等最为个人化的因素，然后再以精密细致的作品分析作为基础，天衣无缝地将以上这几个方面融会在一起，从而尽可能客观如实地将同时代不同作家面目各异的创作个性完美揭示出来。
书中酣畅淋漓的精彩剖析比比皆是。即如针对阮籍《咏怀诗》的“文多隐避”“难以情测”“归趣难求”，作者指出：阮籍“在诗歌史上提供的并不是表现内容，而是表现感觉，他的特点就在于对几种情感类型的刻画”。阮籍诗歌比兴手法的多象征性，通过比兴表达怀疑和绝望的情绪，都与屈原接近，阮籍把这种手法从辞赋移植到五言诗；屈原的象征笼罩全篇，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阮籍却将象征穿插运用于八十二首短篇诗歌当中，而且比屈原的比兴更显隐蔽。通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钟嵘的断语不乏理解和尊重，且常有精彩解读，这里却在钟嵘所谓“源出于《小雅》”“洋洋乎会于《风》《雅》”之外另出胜解，把阮氏的比兴手法溯源至屈骚，不能不说是别具只眼。
作者并不局限于对具体作家和作品艺术成就的剖析，他更擅长结合横向的时代平面和纵向的诗歌演进线索，对作家作品给予精准定位。六朝诗歌评论普遍重视“风力”，然而作者认为，陆机、张协的风力主要体现为才力和气势，具体表现为诗歌中情感与辞采的处理方式；“左思风力”则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层面，重点指他作为一介寒门才俊，对门阀制度的抗争和批判。陆、张的风力，乃是诗歌近体化链条中的一个必然环节，而“左思风力”则与作为近体诗的演进指标之一的情辞关系问题并无直接关联。明确了这一分界，才算从学理上讲明了左思与一般太康作家的不同，才算真正凸显了左思风力的卓异不凡。可以说，傅刚先生的诗歌解读，每每这样兼具文学视角的敏锐深情和历史视角的清醒睿智。书中众多看似翻案之处，实则有理有据，总能让人顿生耳目一新却又圆融无碍之感。
作者在书中展示了在纷繁的史料和线索中自由穿梭的超凡能力，将诗心、史笔与哲思完美结合，进而对研究对象给予多维度立体观照和透视。如第七章第一节论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内在联系，作者敏锐而准确地抓住“东晋中期”这一时间节点，指出这一节点挽结着多条重要的文化链条，它们包括：玄学清谈从理论快感转向实践快感、玄言诗创作的鼎盛、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疏对抗转向协调与融合、隐居动机从抗拒社会转向热爱自然、山水审美介入人物品藻等。它们在东晋中期碰撞在一起，于是山水进入了玄言诗，而且注定成为玄言诗的否定因素；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正是玄学思潮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作为彼此相依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有机转化，才有了山水诗的诞生。
在感性与理性、激情与冷静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这是作者的自觉追求，也是实实在在地闪耀在书中的亮点。作者总能以一种中和、平和、温和的态度，无限贴近作家的历史空间和心灵世界，故而发言吐论，总能让人感觉亲切而又可信。
学风：求实与勤奋
傅刚先生论学，向来注重证实，无证不信，尊重文献，论从史出。《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之后，先生引起学界重视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的《昭明文选研究》以及稍后撰写的《文选版本研究》等，都是这种理想和实践的硕果。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及他对近代以来学术界中的信古与疑古思潮，我所理解的先生的意见，就是切忌走向极端，与其先入为主地怀疑古人，宁可在没有足够旁证的情况下，采取尊重原始记录的态度。所谓尊重，不是盲目信从，更不是武断否定，如果无法遽然得出定论，毋宁耐心等待；同时且不管它对还是不对，还应尽一切可能地体察古人之所以如此说、这样做的缘由和动机。
先生曾屡对笔者说，文学史是游刃于文史之间的学问，它的特点决定了有心研读它的人既要有文心、慧心和灵气，也不能缺少传统文史之学的基本功底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文学的发展演变无法脱离历史变动的深刻影响，然而文学的变化又有它内在的规律，相对于人类历史的变迁，文学往往不会发生亦步亦趋、立竿见影式的突变，因此研究文学史的人应当善于把握历史和文学两种节奏，精确地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既能把握史学分期之“理”，又能深合文学发展演变之“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探索出“文学史”的真实面貌。
经典文献的阅读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总以阅读全面且体悟深邃为贵。这部诗歌史论在艺术分析上竟然也能表现出考据式的多方求证、小心立说的严谨与精切，可见作者研读之精、用功之深、用心之细。第六章第二节论“新变”“通变”两种批评方法，前人一般把《文心雕龙》作为“通变”观的代表，作者在一个小注中论证，钟嵘《诗品》亦主通变，却与刘勰有本质不同。言简意赅、词约义丰，虽然看似小节，却能由此概见先生治学精神之大局。
全书波澜宏阔，精义迭出，非沉潜反复、浸淫多年，不能理解分析到如此透彻淋漓的程度。先生平时话语不多，然言必有据，言必有中。在笔者看来，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装模作样，不故作艰深，正是先生为人处世的风格。据初版《后记》说，该书的成型耗时将近一年，然而就内容之厚重扎实、逻辑之清晰严谨、笔法之细腻绵密、思路之收放自如、语言之圆美流转而言，绝非一年所能完成，笔者坚信该书应当是作者多年沉吟玩味、精研覃思的成果。推想先生在当年的撰写过程中，恐怕不乏孜孜求索的勤苦，更不乏尽情挥洒、酣畅淋漓的欢乐。相信每一位心有灵犀的读者都能体会到作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真诚热爱，只有本着超乎功利目的的真诚、挚爱与勤奋，才有可能写出这种洋溢着生命热度的醇厚学术精品。
（作者：翟景运，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