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衣生于水泽丰沛处。
千百年前，老家所处的胶东半岛，还有诸多浅湾。后来地壳运行，修改了山河的面目，浅湾于是隆起，聚成了低丘。远观，低丘上磐石错落，一片隐约的墨绿，似蝉衣袈裟。走近，你便看到了地衣。确切而言，是地衣的尸骸。脆薄的骨骼贴着石头，卑微得失去了高度。一叶一脉，死死保持着生前状貌。伸出指尖去摸，竟硬得剜手。
读《地衣》，读那些以诨名出现的乡间众生，奇怪，我总想到指尖那陌生的触感。仿佛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段坚硬的距离。仿佛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灵。
想了想，应该是我太久没与乡人对话，太久没有读到《地衣》这种风格的语言了：
“半天憋不出几个羊屎蛋子。”“肚子里狗肠子、驴下水不少。”“放紫花屁。”“三儿啊，你地荒了，别人种种，一回两回的，动不了风水。”“男的浪了满街逛，女的浪了倚门框。”“一落打起牌来，阎王爷来了，也得在大门口抽几晚上烟袋，慢慢候着。”“种儿多了，出不齐啊。”“人和钱一样，很可能早晨出去，下午就回不来了。”
鲜活，荤中带咸，字字拧出油水。这是有根的语言。根茎硕大，深不可测。
当下无根的语言太多了。整个世界，语言的边界正在迅速消解。国别之间的翻译，让各个语种的语法你侬我侬，互相渗透。全球化为各个国家的写作催生了新的语言传统：一种杂交的语言共同体。而当下的写作者，多半是这个语言传统的后人。本土的语法，如泥沙入海，失去了完整的形体。要找，你要去乡间陌上，村头巷尾，好好驻留些年岁，才能找得到。
李瑾就是这么干的。他在跋中写到，他总去乡间十字路口，一杆电线杆下，和乡人聊天、观察，做些简单笔记。接着，田野调查的耐心，赵树理的笔法，加上奈保尔式的故土意识，各取一定剂量，便兑出了《地衣》。
他所收集到的语言，多是“老话儿”，俚俗参半。就像一株麦子结出穗子一般，自自然然从乡人的口齿间吐出。恰切，郁郁葱葱，金光闪闪。废名曾一语点破，说中国农民，都是“经验派”。总用漫长经验淬炼出来的常识交流。比方这一句：“种儿多了，出不齐啊。”这是生殖经验，也是农耕中播种的经验。庄稼的繁殖和人畜的繁殖，在此合为了一谈。所以，每句“老话儿”，都是结晶，是时间的琥珀。
而今，年轻一代的流失，现代文明的降临，让这类“经验派”操持的“老话儿”，越发稀罕了。原本的民间语言，失去了传承下去的经验基础。试想吧，一个在智能手机的五寸屏幕中度日，语言资源取自虚拟世界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说得出土地里长出来的坚实语言？
所以，电线杆下的李瑾写出《地衣》，可以说是一场抢救行动。他一如田地里的拾穗者：一双巧手，一对热眼，俯仰于被主流世界遮蔽的荒芜民间。此时，人是穗子，语言也是穗子。这里一颗，那里一颗。这时我们便能理解，他为何又称这本书是“李村寻人启事”。因为他不写，这些俏皮玲珑的人和语言，就要默默枯萎，板结，在不起眼的泥土低处，变成尸骸了。
写乡人，李瑾用的称呼皆为诨名。他必须使用诨名。他只能写驴眼儿，不能写李洪配；只能写泥鳅儿，不能写李洪理。因为后者的“名”，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名”，本质上是森严的礼俗逻辑的产物。彦字辈与洪字辈之间，并非一字之差，而是有血缘之远近，尊卑之区别，与作者本人沾亲带故。所以，李瑾须得选用诨名，拉开自己和乡亲之间的距离，避免叙述上的冒犯。这样之后，他才可以跳出叙述伦理的束缚，常出戏言，插科打诨，描摹众人的喜相。这是散文的敏感之处。
散文教人诚实。诚实地写乡人之乐，乡人之苦。李瑾寥寥数笔，便捕得尘埃之形状。这些乡村边缘人的欢乐与苦悲，跃然纸上。表面看来，李瑾是很懂他们了。但细看来，李瑾还是不懂他们。这一点也诚实地落在纸上了。
半截鬼说：“有些事儿啊，不歪着来，就正不了。”一落说：“别人的锁就是我的钥匙。”花生油儿说：“没劲儿。”这些从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人口中，猛然蹦出的妙语生词，总让李瑾似懂非懂，恍不过神来。李瑾似乎不能适应这种简省的“经验派”的表达。和如今绝大多数从乡村走出来的年轻人一样，他在教育和城市生活的浸染下，慢慢变成了废名所说的“理智派”。操持的是被知识与讯息驯化的语言。这种无根的工具性语言思维，可以消化被现代文明洁净过后的经验，但难以消化民间拖泥带水的经验。
这时，民间变为了一个不可解的庞然大物。乡人秘密的心事，已无法轻易地传递给下一代，只能藏在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浓缩的俚俗短语当中，自己说给自己听。每个乡人的命运，都在朝祥林嫂滑去。这片“地衣”赖以为生的水泽，似乎马上要退去了。
幸好，幸好。书中的“地衣”，将永远水灵灵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