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小说的精品之一，在短小的篇幅中写出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篇幅之小与容量之大形成强烈反差，使小说变成了一个被压紧的弹簧，在读者的阅读中不断被释放，并迅速扩张，让读者目不暇接。
几十年来，研究者对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发掘和阐释，综合起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批判了孔乙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观念、批判了孔乙己好吃懒做、麻木迂腐的性格、批判了看客们冷漠麻木的态度等等。这些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一再重复着，几乎成为“定论”。新颖的见解也时有出现，如有人认为“孔乙己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独立价值，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可有可无的，他的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成为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甚至他的不幸也只是成为人们的谈资。——这正是鲁迅对孔乙己的悲剧的独特认识与把握。”[①]还有人认为，孔乙己是“一个卑微普通的民间读书人，一个沉迷于文化的民间知识分子。……他只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存在方式，一种文化存在的艺术象征。”[②]针对有些论者对孔乙己的同情，有人指出，为孔乙己偷书辩护，过于指责封建制度的毒害和民众的麻木与凉薄是片面的，因为“任何辩解也掩盖不了孔乙己‘好吃懒做’和‘窃书’的事实。”[③]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也引人深思，这很好地印证这部作品的“开放性”。艾柯在论述“开放性作品”时指出：“一件艺术作品，其形式是完成了的，在它的完整的、经过周密考虑的组织形式上是封闭的，尽管这样，它同时又是开放的，是可能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解释的，不可能是只有一种解释，不可能没有替代变换。”[④]《孔乙己》文本外在的封闭性——结构的严谨、叙事的完整等——只是一个假象，其内在的开放性才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所以对它的研究，可能还刚刚开始。在我看来，《孔乙己》作为一部以读书人（能否称为知识分子，此处存疑）为题材的作品，反映了鲁迅对中国读书人命运的整体性思考。作品中出现的两个读书人：孔乙己和丁举人，代表了中国读书人的两种命运：“戏子”和“主子”，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一个怪圈，读书人如果走不出这个怪圈，中国社会就没有希望。所以要改变中国，读书人要先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既非“主子”也非“戏子”的“真的人”，中国才有希望。鲁迅的这一思考是沉痛的，也是深刻的，他分析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⑤]不看轻自己，也不看轻别人，不要做“大众的戏子”，也不要将大众看作“自己的喽罗”，这正是摆脱“主子”和“戏子”命运的唯一办法。鲁迅这段话，为我们理解这篇小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孔乙己和丁举人，从小受的是一样的教育，读的是一样的书。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出在科举考试上。清代文科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只有院试取中者才算是“进学”，也即当上了“秀才”；第二级考试是乡试。参加乡试的，必须是获得秀才（包括贡生）或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清代监生有捐监、荫监和恩监等名目）资格的人，考中者即为举人；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举人在第三级的考试中即使考不中，也有做学官或知县的机会。所以在整个科举考试的流程中，“举人”是一个质的变化，意味着进入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序列。也正因如此，《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中举之后才会激动地发疯。从小说来看，丁举人肯定是通过了第二级考试，而孔乙己则连第一级考试也没通过，才有了“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的说法。考试结果的不同，导致了孔乙己和丁举人地位的悬殊。在鲁镇，丁举人高高在上，受人敬畏和惧怕。所以当孔乙己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以后，一位酒客十分“聪明”且极具优越感地说：“他总仍旧只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⑥]这丁举人果然“厉害”，孔乙己被吊在树上打了半夜，最后腿被打断了。毫无疑问，丁举人凭借科考功名，成为鲁镇的主子之一。《阿Q正传》中也有一段对“举人老爷”的描写：“据阿Q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这老爷本姓白，但因为合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说起举人来就是他。这也不独在未庄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在这人的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⑦]举人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与举人相比，孔乙己的命运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他本来是有机会进入官僚体制的，但最终没有通过第一级考试——没有能够“进学”，就沦落街头，成为人们肆意嘲弄的“戏子”。在孔乙己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另一面：中国民众经过长期的专制压迫，形成了阿Q式的双面特征：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这种双面特征，决定了他们对读书人的双重态度，敬畏与欺凌。对那些有潜在做官可能的人，或已经掌握权力的人，他们采取敬畏的态度，心甘情愿地俯首做“草民”。但当面对那些已经确定被官僚体制淘汰出局的人，他们就获得了无比的优越感。孔乙己就落在这样的境遇里，所以他遭受“短衣帮”的嘲弄，就在所难免。孔乙己经常出没的咸亨酒店，像是一个舞台，孔乙己是其中唯一的男主角，那些“短衣帮”是配角。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一出喜剧就上演了：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引得众人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⑧]
孔乙己认真严肃地遮掩与辩解，“短衣帮”们不怀好意地揭发与调笑，使孔乙己成为一个让人开心和耻笑的戏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民众和读书人这两大集团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孟子有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和“劳力”的划分，就证明了这两大集团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国民众一方面敬畏读书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不平等，他们对读书人也心怀怨恨。这种怨恨有两种发泄渠道，一是通过民间故事的形式，嘲笑读书人的迂腐与无能。这类故事在全国各地都有，而且数量颇多。在这类故事中，读书人教条、迂腐，百无一用。普通民众在这类故事中，获得了报复的快感。二是对那些已经毫无做官希望的落魄者，进行肆意嘲笑，以表达他们的优越感。民众对孔乙己的嘲笑，其实是对整个读书阶层的轻蔑，在这种嘲笑中，他们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面对世人的嘲笑，孔乙己的表现历来被研究者看作是迂腐可笑的。即使同情孔乙己遭遇的学者，也对他的人生态度和现实表现提出了尖锐批评。孔乙己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读书人的反面典型。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明确指出：“作品通过人物的行动，同时也暗寓着对这一性格的鞭挞。”[⑨]郜元宝在他那部极富创见的著作《鲁迅六讲》中，将孔乙己和陈士成归为一类，认为是鲁迅虽然寄予同情但基本表示否定的类别，是为科举制度哄骗一生的“科场鬼”[⑩]。这样的看法比比皆是，也并无不妥，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有一位论者敏锐地看到了孔乙己是一个为“身份”而活、“为守护身份而挣扎的悲苦者”，这明显触及了一个重要问题，但论者没有就此深入下去，而是将“守护身份”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加以批判，他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说，孔乙己如此的悲惨命运，既是封建统治造成的，同时也是他的身份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自命清高的思想所造成的。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比如他愿意成为短衣帮成员的话，即使同样悲惨，也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我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正是这种强烈的“身份意识”成为孔乙己最为可贵的品质，所以我认为孔乙己虽然不足师法，但在他身上，依然有着值得重视的一面。圣人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乙己身上又何尝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长处呢？孔乙己的可贵之处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坚守自己的文人身份，不会随势赋形、入乡随俗。这看上去是迂腐，但相对那些曲学阿世、长袖善舞、枉道从势的中国文人来说，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小说强调，“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但他依然穿在身上，不仅仅是因为穷，而是因为那是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最后标识。如果脱掉长衫，就泯然“短衣帮”矣，所以他一定将它穿在身上，以显示与“短衣帮”的不同，这难道不需要勇气吗？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善变”，应时而变、应势而变、应利而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文人的身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持守。当一个时代的读书人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时，他们不仅不敢穿“长衫”，甚至还恨不能将肚子里的诗书全部掏出来扔掉。中国历代一次次针对读书人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得以顺利实施，文人自身的多变和善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孔乙己始终将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哪怕一贫如洗，只剩一件破旧的长衫，也要穿在身上，告诉所有的人：我和你们不同，我是读过书的。即使我没有钱，不能踱到里面慢慢坐下喝酒，但我仍然是一个读书人——可以没有钱，但不可以没有尊严，这是孔乙己给我们的启示。第二，无论处境如何，不放弃自己的话语体系。对知识者来说，话语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在形式，话语体系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价值体系的丧失。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是有血的教训的。从启蒙大众的启蒙话语体系，到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体系，再到思想改造的流氓话语体系，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步步丧失自我而被改造成为他者的。遍览这血迹斑斑的历史，回头重读《孔乙己》，我突然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嘲笑他，相反，在他的身上，有我们无法企及的境界。他曾经受过正统教育，虽然未成正果，沦落到在小酒馆里和“短衣帮”们一起喝酒，但他没有立即脱掉长衫，跟“短衣帮”称兄道弟，把酒言欢，成为一个真正的“短衣帮”，而是始终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之乎者也”地引经据典，并以读书人自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无论这种强词夺理式地辩解显得多么可笑，但一句“读书人的事”，就充分证明了他对自我身份的骄傲和认同。在可悲的境遇与可笑的嘴脸、理性的辩解与荒谬的逻辑背后，有着一个文人在人生逼仄的空间里维护个人尊严的困兽之斗。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我们又有什么勇气去嘲笑他、批判他呢？第三，孔乙己被大众当成戏子，但他自己从未主动扮演戏子，而是处处显示出“知羞耻、知荣辱”的读书人本色。孔乙己尽管为自己的偷书辩解，但他其实知道那是不对的，所以当掌柜的取笑他又偷东西的时候，他“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说明当公众把他当猴耍的时候，他也没有心甘情愿地供大家娱乐，而是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与之相比，当今文人言行无状，不顾荣辱，靠娱乐大众或媚官媚势来获取利益，岂有资格与孔乙己相提并论？第四，孔乙己即使一贫如洗，有时甚至盗窃——可理解为为生计所迫，但其人格的核心，还保持着可爱的一面：“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当孩子们围绕着他哄笑的时候，“他便给他们茴香豆，一人一颗。”当听说小伙计也读过书的时候，就很恳切地教给他“茴”字的四种写法。这些都说明，他虽然落魄，但并没有学会世故和圆滑，其书生本色并未改变。司马长风在他的文学史中，对此略有提及：“（《孔乙己》）写一个破落的读书人，走向他可悲的末路。他虽然已成村民取笑的对象，可是仍还保持着读书人的矜持，对于儿童少年仍有几分‘有教无类’的胸怀。”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编者也看到了《孔乙己》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揭示：“小说的核心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强烈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事实上，“孔乙己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评价”与周围世界的错位，正好反映了孔乙己身上的闪光之处。它的确带有“悲剧性和荒谬性”，但这不是孔乙己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悲剧的缩影。孔乙己作为一个长期遭受批判的人物形象，在今天似乎有为他平反的必要。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着读书人的聪明世故和圆滑多变，似乎更有重新评价孔乙己的必要。巴金晚年的椎心泣血之作《随想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回忆被抄家的时候说：“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踏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荣幸。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即使这样，在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仍然写了表态的文章，为此他深深地忏悔：“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巴金“不能原谅”的就是失去文人的操守，像“变色龙”一样，为了保护自己逢迎周围的环境。1949年之后发生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哪一次没有文人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正是他们的“善变”，使他们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对比起来，孔乙己的迂腐，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读书人，孔乙己并没有明确的自我人格意识，他的不脱“长衫”和满嘴“之乎者也”，仅仅是他无力转圜或不能洞察世事的结果，但无论什么原因，他那种身处生存绝境，仍不改书生本色的做派，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
时代发展到今天，一切似乎都在进步，但民众将读书人或奉为“主子”或看作“戏子”的心态，依然存在着，有时让人触目惊心。每年高考结束以后，那些考取名牌大学的考生，有着潜在的光明前途，人们便争相逢迎；反过来，那些考入普通院校，还有那些落榜的学生，往往被人嘲笑。它很容易使人想到咸亨酒店里的“短衣帮”。时代已经过去近百年了，孔乙己已难觅踪迹，处处是聪明懂事、八面玲珑的读书人；而酒客们尚未消散，还四处可见。这样的境况，才真的显示出了世事的“悲剧性和荒谬性”呢！
在这篇小说中，孔乙己其实不是主人公的真实名字，这只是他的一个绰号，其真实姓名，已无从查考；那些嘲笑孔乙己的人，没有一个是有确切名字的，就连“小伙计”和“掌柜的”，都无名无姓。这更好地说明了鲁迅写这篇小说，不是为了针砭某一个人或某一具体的事件，而是为了针砭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
总之，民众将读书人奉为“主子”或者“戏子”，而被奉为“主子”者，得意洋洋，乐享威福；被视为“戏子”者，自惭形秽，无力改变，只好尽快脱掉“读书人”的“长衫”，加入到“嘲笑者”的行列。这种状况在中国已经延续很久了，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性选择。人们对孔乙己的批判就清楚地验证了这一点。所以在今天，我们要重评《孔乙己》，就要从这位迂腐的书生身上，发掘出可资借鉴的精神力量，也只有这样，读书人才能像个读书人的样子，才不会成为看主人眼色而狂吠的恶犬或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的叭儿。
注释：
[①]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②]方习文：《为孔乙己正言——兼论<孔乙己>“文化”宿命的象征意味》，《名作欣赏》2008年第11期。
[③]史建国：《凉薄的背后——重读孔乙己》，《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3期。
[④] [意]艾柯著，刘儒庭译：《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⑤]《鲁迅全集》第6卷，第102页。
[⑥]《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
[⑦]《鲁迅全集》第1卷，第508页。
[⑧]《鲁迅全集》第1卷，第435页。
[⑨]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⑩]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刘江：《重议鲁迅刻画孔乙己形象的动机》，《中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7卷第3期。
《鲁迅全集》第1卷，第435页。
《鲁迅全集》第1卷，第435—436页。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版，第106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