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7年，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发表处女作《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一鸣惊人，荣获当年布克图书奖。时隔二十年后，今年六月，她终于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极乐部门》（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这二十年，洛伊主要以公共知识份子和抗议份子的形象出现在印度和西方媒体上，所以她实现承诺完成新长篇，让热爱她的读者感到意外和惊喜。英国《卫报》日前刊发了对洛伊的一篇专访。
阿兰达蒂·洛伊
当阿兰达蒂·洛伊完成她的新小说、她久违二十年的新作时，她对她的文学代理人说，“我不想搞投标竞价这种庸俗的东西，你明白的吧。”她希望感兴趣的出版社向她写一封信，描述“他们是怎么理解”她的作品的。然后她要和他们开一次会。
“好的，”她的代理人之后说。“你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了。你已经见过他们了。做决定吧。”
“哦不，”她对他说。“还不行。首先我要找人商量。”
他很疑惑。“你要找我商量，对吧？”
“不，我得和这些人商量。你知道的，我书里的那些人。”
于是作家和她的代理人沉默地坐在一起，她询问小说中的人物最喜欢哪个出版商。当洛伊宣布他们的决定时，代理人指出这家的出价只有其他出版社的一半。
“没错，”她耸耸肩。“但他们喜欢它。”
看见我在听过她描述后的表情，洛伊微笑了。“所有人都以为我独自生活，但其实不是。我的人物和我生活在一起。”
他们无时不刻和她在一起？
“哦没错。只要我关上门，就变成，‘你怎么看刚才那人？笨蛋似的，对吧？’”
她会在我离开后询问他们对这次采访印象如何吗？
她看上去好像惊讶我居然需要问。“对啊，当然。”
对洛伊的众多书迷来说，她在过去二十年里的作品就像一个谜。她真的是一个文学奇才吗？还是说她的第一部小说只是一个侥幸？洛伊三十五岁时发表处女作《微物之神》，获得如潮好评。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充斥着悲剧和丑闻的印度家庭日渐衰落。这本书获得了布克文学奖，译入四十二种语言，售出共计八百万册，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编剧变成一位全球知名作家，被誉为一代人的全新文学之声。自那之后二十年里，洛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和若干非虚构作品，拍摄纪录片，抗议政府腐败、印度教民族主义、环境恶化和不平等问题，发起支持克什米尔独立和原住民土地权利运动，被《时代》杂志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之一。对她的政治崇拜者来说，她是一个激进的左派，有原则地进行抗争；对她的批评家来说，她是最糟糕的那种青春期理想主义者：不切实际、随心所欲。她曾被指控藐视法庭罪和煽动罪，被关押过，去年因生命受到威胁曾短暂逃离印度。然而，此间直到现在，她再未发表过第二本小说。
2011年，她曾暗示正在创作第二本小说，但时间流逝，依然没有作品。对某些人来说，他们越来越难以将洛伊视作一位文学作家。《微物之神》里的声音敏锐而含蓄；而她的非虚构作品和政治激进主义常被批判为语气强硬、过分简单化了。当我们在伦敦一家酒店碰面谈论她的新作《极乐部门》时，我还不确定会遇到她的哪种声音。
阿兰达蒂·洛伊
洛伊裹一身浅粉色棉麻衣服，它搭在她上身，宛如南亚传统服饰沙丽，下身穿牛仔裤，露趾凉鞋，指甲涂着大红色蔻丹。她的行为举止带着让人难以抗拒的优雅，谈吐轻柔。尽管今年已经五十五岁，她仍然保留着天真少女的顽皮情态，她微笑里透着淘气，表明她相当享受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率真个性。她说话晦涩，句子常常以优雅的手势或者半开玩笑的会意神情收尾。被问及她是否是一个文学作家，她回答，“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小说创作更重要。没有。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我的全部。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对我来说，它是我用来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用讲故事伴随的所有舞步。”
她认为，她是在十年前开始创作第二部小说的，但她也不确定（“我不太记得了；我是说，它太模糊了。”），并且不去想它会花多长时间完成。她的文学代理人太了解她了——她咧嘴一笑——他懒得花时间催她。她的随笔和文章都是随着突发事件赶着截稿日期写的——军事行动、法庭判决等等——而“小说的生长则需要自己的时间。急不得。我没法写得更快或更慢；就好像你是一块沉积岩，积累了一层又一层，四处游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一个紧急，一个永恒。”
她知道她不想写“《微物之神2》”；她的处女作的灵感来自于她家庭童年的故事，第二部作品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传，这一次捕捉的是她成年生活的感知和习惯。“我想要写写我游逛的地方，我在德里度过的日子，在清真寺和稀奇古怪的地方，一直以来的我的生活。单单是享受这一切疯狂和甜蜜、在最悲伤的地方隐藏的快乐，还有事物之不可预测。”没有谁太低贱，不值得她关心和陪伴；“我从不想和任何人擦肩而过；我想要坐下来，抽支烟，说，‘嘿伙计，过得怎么样了？’我想，这就是，我的这本书。”
《极乐部门》正是如此，它四处蔓延、充满个性人物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变性女人安尤姆（Anjum），在印度这样的人被称为海吉拉（hijra），她还是孩子时就离家出走，来到德里摇摇欲坠的旧城里一个海吉拉聚集区生活。她们既像女歌手又像同志，既桀骜又脆弱，这个聚集区的居民既是被放逐的流亡者也是魅力四射、引人好奇的怪人。四十六岁时，安尤姆被卷入古吉拉特地区发生的一场大屠杀中，自那之后她决定离开海吉拉社区，重新进入世界。尽管承受着心灵创伤，她仍然一心一意地在一个坟地建起家园，一点点在坟墓之上建起客房，最后她的天堂旅馆变成一群稀奇古怪的被驱逐者的家，他们包括种姓制度下地位最低的贱民、穆斯林信徒、海吉拉、瘾君子，甚至还有一个名叫扎伊纳布（Zainab）的弃婴，安尤姆收养了他。
并行的另一条精密主线设定在克什米尔。我个人更希望克什米尔的故事能整个写成另一部小说，但对洛伊来说不同的线头其实是同样的主题，因为这是一本关于边界的书。“地理上来说，克什米尔被边界划得四分五裂，而这本书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边界划过。因此这本书其实是讲你该如何理解这些边界，以及你如何向每个人招呼，‘来加纳特旅馆吧’，来者不拒！”
《极乐部门》是一场热闹的嘉年华，和它的作者一样讥讽又诙谐，带着大不敬的精神。怪人们无穷无尽的登场会让人略为疲惫，就像一场新客人源源不断地到来的派对，但洛伊这种一视同仁的接纳不仅仅是一种编辑上的抉择；它同时也是“团结”的一种文学表达，是洛伊的政治观点和这本书的根本主题。
“种姓制度就是讲把人们分裂开来，杜绝任何形式的团结。哪怕在最底层的种姓之间仍有分裂和次种姓，每个人都自觉加入到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种政治试图画出阶级、种姓、民族、宗教的网格，然后把网格做得更细，这基本上就是他们统治的手段，宣称，“你是穆斯林，你是印度教信徒，你是什叶派，你是逊尼派，你是巴雷利（印度伊斯兰逊尼派分支），你是婆罗门，你是贱民，你是同性恋，你是异性恋，你是变性人——只有你能为自己发言，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团结。’就这样，人们自以为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奴役。”
她说，哪怕在“现代化”的当代印度，仍然只有不到1%的人跨种姓通婚。“我爱安尤姆的地方就是当她被卷入（古吉拉特的大屠杀）时，她因为是海吉拉而幸免于难。”曾经将她放逐的身份如今救了她一命，这“让她感觉到团结，并且想要明白在她之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当她成为扎伊纳布的母亲后她想要为扎伊纳布了解这个世界。她不接受这张网格。她打破它，然后挣脱。”洛伊迸出一个快乐的微笑。“而这，对我来说，美好极了。”
洛伊毕生生活在“网格”之外。1961年，她出生于印度梅加拉亚邦（印度东北部），母亲是上层的叙利亚犹太基督徒，父亲是比母亲地位更低的孟加拉印度教教徒，这场婚姻略微有些骇人听闻。她两岁时父母离婚，她跟随母亲和兄弟搬到喀拉拉邦（印度西南部），在那里她母亲建起一座女校，成为一名人权人士。她具备领袖气质、意志坚定、略为专横，“我的母亲就像从费里尼电影里逃出来的一个人物，”洛伊过去曾开过玩笑。尽管她母亲是她的楷模，洛伊还开过玩笑说当她母亲和她在一起，“我感觉我们就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必须得小心一点。”
她在德里学习建筑，嫁给了独立电影制作人普拉迪普·克里什纳，但她无意遵循好妻子或好母亲的旧习。她总说她的童年花了太多时间帮母亲照顾女校的孩子，“到我十六岁时，我再也不想看到孩子了。”她的政治事业带着她去丛林里和印度毛泽东主义者同住，去莫斯科拜访爱德华·斯诺登，组织活动抗议美国在阿富汗的外交政策，抗议印度的核试验计划，支持反全球化进程运动，为克什米尔独立运动代言——这一切都断然让她和印度主流现代化观点格格不入。
如今，洛伊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引领的政府更加格格不入：“人们谈起美国选出特朗普，同时又谈起印度的莫迪。但莫迪和特朗普不一样，因为，你知道的，特朗普就像一家有毒工厂排出的废弃物，而莫迪是加工出来的产品。他是所谓RSS组织产出的产品，”RSS是一个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支持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去年早些时候，印度各大高校爆发学生抗议，反对对一名支持克什米尔独立的人士施以绞刑，洛伊也曾撰文支持这位分离主义者。“警察来了，（学生们）被逮捕，被关押，然后上庭。恶棍冲进法庭，殴打在场所有人。人们遭私刑处死，被拳打脚踢。突然间一个晚上，主流新闻频道的主播说，'没错，这些人是学生，可他们背后的主谋是谁？是谁在写这写那的？是阿兰达蒂·洛伊。'横行于法庭之上的暴民说：'就是她写了这些东西。'因为我正在创作这本书，我知道我马上就能结尾了，我买了张飞机票离开印度，去了伦敦。我为自己感到非常非常愧疚。”
因为她逃走了？
“是的。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有一件一直在保护的东西。我正在创作这本书，还差一点点就收尾了。所以我走了。当时我在这里陷入了强烈的绝望、恐惧和羞愧。”
洛伊入住了一家伦敦的酒店。这是她第一次从政治暴力中抽身逃往国外，但她在印度法庭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成为她生命的某种不懈不饶的司法配乐。她提起它们，脸上带着翻白眼的无可奈何。《微物之神》主要描写了双胞胎之间的性行为，当它第一次发表时，“有五位律师一齐上诉，声称我在污染公众道德，犯下罪行，之类的。”2002年，洛伊反对在古吉拉特建立萨达尔纳·萨诺瓦水坝项目，被判刑事藐视罪，被“象征性地”关押了一天。在过去，她还被控诉煽动言论罪，因为批评了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政策。现在她因为撰文为一名因“反国家活动”被判终身监禁的教授辩护，正面临藐视法庭罪的控诉。印度法庭正以单调冗长的手续办理着这个案子。
“啊，藐视法庭。”她扮了个鬼脸。“你瞧，关于这个案子的问题是这不是惩罚；办案程序才是惩罚。有一种骚扰人的标准做法就是在一百个城镇起诉某人，于是那个人就得在这儿出庭，在那儿出庭，雇个律师，签宣誓书了没？这是他们对每个（国家想要封口的）人使用的策略。每一处都有作家被暴民惩罚，被种姓团体惩罚——对下水的船来说，这是动荡的时节。”
我问她是否担忧新小说可能招来法律诉讼麻烦。毕竟莫迪总理或许会在其中一个人物身上看到自己，一场诉讼或许不会特别意外。
“哦，天晓得。如果一个人物说了什么，他们会说，‘是她说的！’就好像，你怎么能……？”话尾落入沉默。“我并不想谈论这个因为我不想自我……”她再一次语塞。“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你知道吧。或许他们不会理它。”她顿一顿，然后似笑非笑地说：“还有一件事，或许它和什么都没什么关系，但人们会想，‘如果我对她干点什么事，我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报纸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街上随便哪个傻蛋起诉我，他就会变成一个名人。”有一次她被控藐视法庭，不得不去一个城镇出庭，“那些组织起诉的人来了，给我送花。他们特别高兴，就好像，‘瞧！我们可逮住她了！’这种事无穷无尽。”洛伊的律师不肯收她钱，“因为他们爱我。但想象一下如果我很穷：你会怎么办？你怎么去这个镇，那个镇，去出庭？你没法写作。你只能这样。”
从这些来自政治和司法的敌意，我感觉洛伊在印度肯定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她说事实截然相反。在日常生活中，她从未遇到谁认为她不爱国。“不！绝对不会。恰恰相反。”这一声明既难证实又难反驳。全球各地都有上千名崇拜者来听她演讲，但当我问她，她在哪里感受到志同道合的支持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哦，印度。毫无疑问。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一条巨河之中，一条向上奔腾的团结之巨流当中。”
尽管如此，曾有人被派去袭击她的住所。但她咯咯笑道，“他们去了，然后砸错了屋子。是的，这发生过很多回。”她并没有某种正儿八经的安保，因为“我觉得那样反而带来威胁。对我来说，每个人——出租车司机、香烟小贩、流浪狗——他们是我的保安。有很多野狗睡在我的台阶上”——她又咯咯一笑——“它们看起来很吓人，尽管它们并不凶。”
第一本小说带来的成功让洛伊猝不及防。“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有一刻甚至想：我真的要后悔写下那本书吗？我从来不是那种会想，现在我有名了，我要住在伦敦或者纽约然后美梦成真的那种人。”她笑道。“我是一个鸡尾酒派对上的社交瘸子。我的噩梦就是人们穿着优雅地站在房间里，手里举着喝的。我就觉得，呃！”
问起《微物之神》赚了多少钱，她答得很模糊。“我不知道。卖了就是卖了，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一开始钱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自小说发表以来她一直靠版税生活，但将其中很大部分都捐了。她从未想过当一名慈善家，并且不习惯承担这个角色，她“想了个办法”，把任务指派给别人，让他们来管理版税的分发。“没错，捐钱也需要一个全职的人来做，如果你不仅仅是为了感觉自己像个圣人才捐的话。”她不愿讨论细节，但说她设计了一个体系，钱甚至打一开始就不是她的。“我不会说，‘把我的钱捐出去’，你知道吧。我们设计的是它甚至都不再是我的钱，当它被捐出去了，它是作为一个集体捐出的。”
她的谦逊或节约在我看来并没有任何虚伪之处，但这并不是说洛伊就没有自负的时候。她讲了一件轶事，看似自谦其实略略有些自夸；她去喀拉拉邦拍乳腺X光片，后来接到医院电话，让她去一趟。她吓坏了，“我当时，糟糕透了。然后，当我到了医院，大家却问‘我能要个你的签名吗？’看上去整家医院的人都聚在一起。太诡异了。”
她明显也很喜欢自己作为一个不太受管束的怪人的形象。“我的有些朋友知道，当我在写作时，有好几次我的房子差点着火，因为我对自己说，‘我不会做饭，我没法出门……好吧，让我来煮个蛋’，然后我忘记了，整个锅都着起火来，鸡蛋变成了一个小黑块。于是他们会说，‘好吧，我们给你送点吃的过来。”她笑容满面。
洛伊数年前和丈夫分居，但二人并未离婚，她说她将他和他的两个已成人的女儿视作“家人”，哪怕她一个人住在德里。他们二人没有孩子，她从未后悔过这个决定。“我并不将自己视作妻子，但理论上我是已婚。”她顿住，咧嘴一笑。“但是哪怕在我已婚时，我也不把自己当做妻子。一切都挺随性的。”
我刚到时，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性情上如此文学的人，居然休笔二十年，太令人疑惑不解了。正如洛伊描述自己，“我认为我的脑子纯粹是一个小说家的脑子。”
但当我离开时，我开始猜测，洛伊的作品中有多少成分是虚构的。《极乐部门》的人物或许比绝大多数小说角色都要极端，但洛伊的巨大天赋不是将他们虚构出来，而是花费心力去凝视她周围的人们。
“当有人说什么‘她是那些没有声音的人的声音’，我简直快被弄疯了，”洛伊从鼻子里喷气。“我说，‘没有谁是没有声音的，只是有的人被蒙住了嘴，你知道吗，或者我们对某些人充耳不闻。”或许她之所以能这么久以来不写小说是因为她的生活就像小说那样天马行空、丰富多彩。洛伊或许不是一个住在墓地里的海吉拉，但安尤姆的声音毫无疑问是她的。
“是的，”她满意地点点头，“我的人生的确很不循规蹈矩。”
是安尤姆那种级别的“不循规蹈矩”么？
“好吧，是的，我是说，我有来自各个地方的朋友。认为自己是男人的女人们，同性恋男孩。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在德里一辆公交车上听到一对年轻情侣交谈，”洛伊对我说着，嘴角开始微笑。朋友如实地向洛伊转述，那个男孩正在对女孩坦白：“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成为阿兰达蒂·洛伊的妻子。”洛伊的脸随着喜悦亮起来，她笑道。“我就是爱这种可爱的混乱。”
（本文原文刊登于5月27日《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