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非虚构”成了一个很时髦的概念。这一写作体裁同时被新闻界、文学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广大读者热烈拥抱，一时间竟成了“显学”。相关的写作大赛、作者平台还有偶像人物都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但是，非虚构写作到底是什么?非虚构写作如此强盛的生命力来源于哪里?什么才是好的非虚构写作?这一系列问题仍暧昧不清。
10月18日下午，一群非虚构写作者、文学研究者、人类学者、新闻传播学者聚在北京大学“文化与媒介”工作坊中，打破学科和职业的壁垒，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趣而多元的探讨。
当非虚构更有现实想象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刘大先笑称自己现在不愿意看虚构的东西，而是对非虚构更感兴趣，因为“现实生活的狗血和戏剧性已经完爆了作家的想象力”。
界面·正午的记者张莹莹共享这一感受，她认为我们的阅读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从虚构转向了非虚构。作为一个忠实的小说读者，几年前在阅读《第七天》和《春尽江南》时，她强烈地感受到，小说已经丧失了对当下正在剧烈变化的现实的把握。
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袁凌认为这种把握感的丧失是因为写小说享有一种不受限制挥霍想象的自由，以至于想象力最后根本不与受到限制的生活经验发生直接联系，变得千篇一律。如此，想象显得比现实更单调，虚构文学显得比非虚构更苍白。反而是非虚构作品在受到视角限制的情况下，传达出来的生活经验更能唤起人的共情。
袁凌认为，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文学性。文学性只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通和互相感受。非虚构写作的当务之急是保存住这种在虚构文学中已经渐渐枯萎的文学性。一个途径是突出它的问题意识，另一途径则是要认识到非虚构的有限视角里蕴藏着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不是去摆脱日常经验，而是在实际经验之上进行开掘。现实不一定总是“狗血”的，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就可以发掘出一个通往无限的、可以自由感受的空间，这个空间之中正提供着文学性，“提供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理解，提供着超越时间的对人类经验进行分析的能力”。
非虚构不是“真实”
非虚构写作对现实的把握能力激活了文字的生命力，但是非虚构也并不指向绝对的真实。
“所有真相都是片面的真理，不可能追求一个普世性的真实。”刘大先认为，任何非虚构写作都摆脱不了主观性。他最近看了袁凌中篇小说集《世界》中的一篇文章《旅行》，虽然这是一篇小说，但却是“平铺直叙，毫无小说的各种技巧”，打动人的是其中“非常密实的生活质感”。在这里，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显得很模糊，不能简单地按照二分法看待。“事实不等于真相，我们可能需要‘虚构’的主观编排把无数散乱的事实材料编撰在一起，才可能达到我们心目中追求的所谓真相。”
针对自己的小说与非虚构写作，袁凌区分了他的两个视角。当他对某个事物的经验是外部性的，没能将其内化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时，他就会选择忠实于有限的经验进行非虚构写作，避免一些似是而非的凭空捏造。但当某种经验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互为彼此的关系给予了他一种全息视角。“无往而不在的视野中，我不再需要局限于非虚构的有限视角，可以很自如的使用全息视角，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写小说。你可以在我的小说中看到我，这个世界就是我，我就是这个世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则从互为主体性的角度探讨非虚构的真实性。他曾经在藏区看到一幅岩画，在和一同观看的喇嘛交流时，喇嘛对他说这些壁画都是天然形成的，是佛祖力量展现出来的。朱靖江“当时就晕了”，因为这种表述超出了他的日常判断。什么是真实?不同的文化语境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
“我们不能认为我们所表述的东西就是唯一真实的，藏族人把神话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就是虚构的。如果我们以一种多元文化语境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文化都可能有它表述的正当性和主体性。”朱靖江认为这是人类学对非虚构写作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而现在的非虚构写作倡导的原则类似于观察式电影的方法，“我们是墙壁上的苍蝇，不干扰社会的行动，通过观察式记录最终获得一个地方文化真实性的描述。”
如果要将这种表面的真实做到极致，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是VR(虚拟现实)。导演主观的景别、角度和任何虚构都消失了，那么这个场景就足以把所谓的“真实”呈现出来吗?朱靖江表示怀疑。
历史地看待非虚构写作
刘大先提出，非虚构写作最早被提倡是在2010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我们现在普遍会将非虚构写作追溯到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非虚构写作浪潮，但事实上中国非虚构热潮起始于对报告文学体裁的不满。刘大先认为，报告文学是使用某种特定的话语去写作，而非虚构写作则提倡“不把话语当成工具，将个人的局限性暴露出来，呈现一种片断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恰恰对抗那种话语的真实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慧瑜提醒道，报告文学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说的非虚构写作对纪实的追求本身是一种美学，报告文学是这种美学及其背后的政治运动的产物。报告文学本身是引进自前苏联的概念，而中国报告文学背后的脉络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运动和左翼文化的整体兴起。中国的第一部报告文学是1932年阿英编撰的《上海事变》，其中收录了十几篇战争报道，以纪念一二八事变。
八十年代也兴起过对纪实美学的崇拜，从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到很多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独立纪录片，都在这一脉络中。2000年前后，这种美学面临危机。张慧瑜认为非虚构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危机的一种回应：“今天的非虚构恰恰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我们现在用非虚构方式描述我和现实经验的关系，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想要重新认识理解现实生活经验的诉求。”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洪喆则将非虚构写作放到中国新闻业市场化发展历史的语境中讨论。他认为中国市场化的新闻业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阶段性产物，在其建立过程中是以欧美黄金时代的新闻业为模版的。但是新闻业和中国其他的文化工业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在它还未发展到西方媒介体制的成熟状态时，后者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显现出来，无法再承担“标杆”的角色。
偶像的坍塌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西方市场化新闻业的历史阶段性。如今，政治形势、商业力量和技术力量都在迅疾地发生变化，西方传统无法再为我们提供路径指南。所以很多学生秉持着对新闻业的想象进入新闻学院之后，发现历史已经崩塌了。问题在于，在一套叙述已经无效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建立起另外一套关于新闻的叙述，因此社会责任、新闻伦理、新闻真实性这些概念也都无处依托了。
在王洪喆看来，这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机会，或许会使我们重新建立文化自觉，对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和新闻业的理想状态再次历史化，去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跨学科的视野：非虚构写作与社会科学间的亲缘关系
故事硬核主笔魏玲在谈论自己对非虚构的认识时，将选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也就说“你选择什么题目比你到底怎么写还重要。”有趣的是，魏玲说自己稿件的选题一半以上来自于社会科学学者的论文，因此这次交流她是抱着非常“势利”的目的来参与的，希望能多收获几个选题。
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似乎和非虚构写作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写作文本，在具体操作上和非虚构写作共享许多特征，比如长时间的采风、深度访谈、大量文献资料的使用等。那么，作为学术写作体裁的民族志是否对非虚构写作有借鉴意义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人类学研究室的郑少雄提到，民族志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首先是早期民族志，西方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到土著社会去进行记录;1922年，马林洛夫斯基开创了科学的民族志;1986年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的《写文化》出版，开启了后现代民族志的历史，不再关注民族志是否是科学，而是将自我也放入异文化之中。
“人类学最拿手也最自傲的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讨论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一定要综合描述政治、经济、生态等等。”郑少雄认为这也是人类学和非虚构的相通之处，他发现现在许多特稿都是这样的思路，“如果写白银杀人，我们一定讨论白银资源枯竭。如果写东北的快手主播，我们一定提到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我反而试图问，这样的整体主义讨论到底在哪里为止?”当整体主义视角过于宽泛时，个体性就被抹杀了。
在人类学之外，整个社会科学都与非虚构写作存在强烈的亲缘关系。王洪喆提醒我们可以从美国社会学学科建制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联系。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罗伯特·帕克早期即从事新闻写作，“把屁股坐脏”是他工作的原则，这与今天的非虚构写作方法不谋而合。然而这种写作被指责为道德化、不科学的。在压力下，以帕克为代表的这代学者开始在学院内部进行理论化的转变，非虚构写作与学院写作之间开始形成张力。
二战时，这种张力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向运动，区域研究兴起。这一研究领域突破了学科的限制和理论的障碍，“使知识能够以叙述方式重新被表达”。而很多区域研究的文本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非虚构写作界的经典，比如孔飞力的《叫魂》。王洪喆认为，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区域研究重新建立了学术写作和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对理论化社会科学的一个反动。”
张慧瑜提醒来参加工作坊讨论的同学们，人类学的对象不一定在远方，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就像魏玲所说，远方的故事不一定是地理的遥远，而是有一种遥远感。当我们没有认真去观察和倾听时，哪怕是近在身边的父母朋友也可能会有这种遥远感。
张慧瑜希望非虚构写作能成为新闻教学的通识教育，改变专业化的新闻教育，打通新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此，他将本学期的一门本科生课程的主题定为“理解中国与世界：非虚构写作”，带领学生去阅读国内外多元主题的经典非虚构作品，并以“倾听他人”为题举办大学生非虚构大赛。他期待，通过非虚构写作，通过互为主体性的民族志理念，有更多人能够将视野放到自己的世界之外，去关注那些身边的“陌生人”。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