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临近春节，南京大雪，路面积雪近四十厘米，天色苍茫，寒意凛冽。
朋友问，“走不走？”我说，“走。”
该回家看看老父亲了，那个固执、愚昧的白发老人，再过数日便是他的七十大寿。把一箱饼干与一箱矿泉水搬上车，做好被困路上的准备。我们都清楚这是一趟冒险——在中国南方的天空下，此刻有无数车辆被困于路上，一对年轻人因为赶不上远方亲友为他们准备的婚礼，不得不在大巴上举办了一个简易的仪式。
父亲在电话里再三叮嘱，说不必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险。但，对我这样一个浪荡子来说，向来是不会把父亲的话听入耳中的。
骨头里有火。油门踩下，口中呼出灼热。
那被皑皑白雪包裹的万千事物，用一种异常柔和的线条，为我打开一扇扇记忆之门。
父亲啊，我曾经是那样怨恨你，怨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你身上留下的种种痕迹，怨恨你在暴怒中不由分说给我的耳光；因为对你的恨，我十八岁出门远行，提着一件缝补丁的行囊，在一个把“福”字贴倒的日子里，来到南方，住地下室，喝自来水，像狼一样成长。我发誓，有朝一日要像港台影片里的那些大哥，用钞票点烟。
我努力着。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穷人。但，我逐渐理解了你。
发动机低低地咆哮。
我们是有福的。
两人轮流驾驶，自宜兴上高速，过杭州，在去南昌方向某路段，我们这边畅通无阻，那半边竟堵了黑压压近二十公里长的车龙。没人说话，偶尔几声咳嗽。也没人骂该死的“拉尼娜”——什么叫拉尼娜？是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温要比常年偏低负零点五度以下。区区零点五度，就给中国的南方带来了这场五十年不遇的暴雪。
时速近八十码。到东乡，接近黎明。路面已不再是雪，而是冰。车窗边后视镜所结冰层有寸许厚。车身在冰面上就好像是在水上轻轻摇晃的摇篮。我与朋友不再说话，全神贯注于车窗外黑压压飞来的灯光、树木。
手指情不自禁地摁亮打火机，脸出现了。我喘口气，抽支烟，烟头是滚烫的。橘黄色的热把血肉之感重新注入躯壳，一点一滴。
我轻轻笑，嘿嘿笑。黑暗中，我的笑声越来越大。在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意外出现。密集的冻雨点中，一个踽踽独行的夜行人可能想避开桥边积雪，竟然不顾身后车灯，径直往桥中央两条车辙行来，朋友下意识地踩下刹车。我们的车横起侧滑，一个圈，又是一个圈，再来一个圈，冰天雪地三个“托马斯旋转”。
等我意识到“飞”这个词时，车停住了，车头距离桥杆约十厘米。朋友的驾驶技术一流，意识到不对，马上改为点刹。
朋友探头朝桥上那人破口大骂，“大过年的，你要不要命啊？你不要我们还要呢！”我下车，拍了拍朋友的肩，“算了。”紧紧包裹在衣服里的路人默不作声，继续踩着车辙缓缓前行，至桥头拐弯，下坡，朝不远处的一间茅屋行去。很小一间茅屋，孤零零，长在河边上。因为雪，好像是从童话王国里搬来的。
屋里没有烛光，应该没有等候他回来的家人。
父亲，你知道我这时想起什么？托尔斯泰。他死，死在弃家出走后的一个叫阿斯塔堡的小车站。人总要死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当在于能够为自己拣选什么样的死法。他拣了笨拙与安静。他的确伟大，但他或许就是这个雪夜里的普通路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
上车，继续前行。
天色滢滢，路边电线已为冰凌所裹，铜钱般大，电缆上的冰凌粗如儿臂。积雪铺地，不复有车辙可寻。一座座山于路边箕踞，犹如沉思的白象。
天地有大美。我们放缓车速。上午九点，到乐安。乐安，江西省抚州市所辖。县城鳌溪镇。朋友摇下车窗，轻吁，“到家了。”
这还是那个在梦里萦绕过千百回的老家吗？我跳下车，朝一家只开了半边的早点店喊道，“老板，来碗牛肉粉，辣椒越多越好。”
呼呼一碗牛肉粉下肚，肚里热了。手指不那么僵硬了。我付过账，与朋友挥手再见，深吸一口气，喊住一辆歪歪扭扭驶过来的三轮摩托，问，“去林业局宿舍几多钱？”
“三块。”
是银钢摩托，比几年前流行的天津港田摩托要多一个金属外壳。但几年前，坐三轮，不管路途远近一律一元。我没还价，上了车。父亲，你的儿子回家看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