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琼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北平研究院曾让老舍的学生投票选出老舍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学生们纷纷把票投给了《骆驼祥子》。这大概是老舍最著名的一部作品了，可他自己却说，他更喜欢《离婚》。跟《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比起来，《离婚》显得没有太大的存在感，但却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待婚姻的最真实态度。
李先生的形象是典型的民国下层知识分子兼小市民，出身贫寒，肚子里灌了些墨水，在京城衙门里当差，在乡下有妻子和孩子，一个人住在单身宿舍里。他在性情上有些怯懦、生活里有些木讷、工作中有些笨拙，他娶了一个没知识、没文化、粗手大脚的女人，却时常做着浪漫诗意的美梦。他幻想着自己的另一半肚子里也能有那么点儿墨水，两个人可以一起牵着手走在阳光下，一起躺在椰树下，相互叫“darling”。于是，想想自己乡下那没有共同语言又不修边幅的妻子，他便萌生了离婚的念头。
他的这一想法被一位专爱给人说媒的同事看了出来，同事苦劝他把妻子接过来共同生活，又拿出孩子这条斩不断的纽带来冲淡他离婚的想法。这招果然奏效，李先生便在这座四合院里租下了一间屋子，把妻子和一双儿女都接了过来。可不来还好，这一来，乡下女人的粗鲁和没见识被放大得愈发的明显。在同事聚会上，妻子不知道如何吃西餐，说的一口土话，引得同事哄堂大笑。晚上回到家里，他想给她读一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可妻子完全听不懂，只得借故水开了去灌水。他觉得，他跟她的婚姻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李先生的浪漫诗意也并不完全是幻想，还有一个具体对象，就是他们的房东马少奶奶。马少奶奶是一位颇有些姿色也颇有些素质和教养的少妇，没结婚的时候，马先生是她的家庭教师，两个人暗生情愫，她便跟着他私奔到了婆家。本以为自由恋爱的婚姻会从一而终、天长地久，哪成想马先生也是个始乱终弃的人。没过多久便抛下她离开了家，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马少奶奶最初脑海中也闪过那么一丝丝离婚的念头，但她无处可去，私奔出来的再回到娘家自然是不被父母接受的，而且婆婆也待她极好，她就这样继续顶着这个马少奶奶的头衔。她会给李先生的乡下妻子穿戴得像个城里人，会教她们餐桌上的礼仪，还会把萝卜缨子养起来，看看能不能长成一个大萝卜，再做成一盏小灯的样子，提着送给他。在李先生眼里，这样的女人才是他的佳配。他并不觉得自己这样想是对妻子不忠，因为他只是想想而已。他的另一位同事邱先生有了外遇，邱太太吵着要和他离婚，跟邱先生比起来，他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直到有一天，马先生回来了，外面的女人离开了他，母亲撮合着儿子和儿媳妇重修旧好，他和马少奶奶的婚没有离成。看到他重新回归的那一刻，脸上时常挂着怨妇相的马少奶奶瞬间原谅了他。李先生心里失望至极，他觉得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诗意、静美、独立，只剩了一团黑气，生命只是妥协和敷衍，与理想完全相反，连他心目中的女神也不能幸免。邱太太也渐渐地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她说：“我也想开了，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只要他闹得不太离格，我就不深究，这还不行？”在对现实一点一点的妥协下，李先生那些浪漫的想法愈来愈淡，舍不得孩子，不想让乡下的老母亲伤心，他的婚最终也没有离成。
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曾在《徐悲鸿的一生》中这样写到：“遇见他、陪伴他、为他生下两个孩子，这对平凡的我来说真是意外的幸运，尤其是每当我想起他生前那么钟情于我，都忍不住要流泪。”这样的婚姻是真正的婚姻，是每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所渴望的，是灵与肉的结合。在认识爱情之前，我们都会认为，婚姻应该是两个人相识、相爱进而结合的过程。这样结合之后的两个人，会没有矛盾，一辈子相知，或者有了矛盾也会说通、说透，相互心甘情愿的接纳，继续相爱。但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尤其是爱而不得之后，你才明白，原来很多婚姻竟是用不必较真、习惯性的混日子来维持下去的，以至于已经完全不知道了爱情的存在。
很多传统式的中国夫妻不是花匠，而是果农。养花的人单纯的喜欢花开，因为他们养的花就是用来欣赏的，所以花开就是目的，美就好。但种果子的人往往会忽略掉花开的环节，因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花落之后所结的果实。有了果实，谁还会想着那花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