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
被誉为“红墙女作家”的顾保孜，在《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神州正值有事时》、《周恩来最后600天》等畅销作品后，又推出了新作《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追根溯源毛泽东与各位政治高层、风云人物间的关系，细数他们之间从革命时期到共和国建设时期的情谊、嫌隙、甚至裂变等，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还集中了从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离世的领袖随身专职摄影记者侯波、钱嗣杰、杜修贤提供的图片，长时段还原领袖形象。
一张照片孕育一颗初心
1990年，我33岁，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
那时候的我一门心思热爱着文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学青年。但是对领袖题材的认识几乎为零，这个区域一片空白。杜修贤老先生是我家的亲戚，我在北京读书的那段时间经常去他家里。关于杜老，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一直跟随毛主席、周总理拍摄照片，因为年龄小，对他的工作不甚了解。记得第一次去杜老家的时候，我就被他满屋子的领袖照片震撼了。照片多到他想给我放杯茶都要把成堆的照片扒拉开才能腾出一个地方。如果打开柜门取东西，那些照片都能从柜子里“流”到柜子外。一次我和他下象棋，目光偶然看到棋盘下的玻璃板底下压了一张毛主席和周总理晚年的照片。顿时我被领袖老态模样震惊了，结果那盘棋我根本没心思好好下，目光不断在注视那张照片。因为那照片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据我所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要按规定将参加活动的新闻照片交由新华社发表，使用剩下的图片称为“废片”。而我看见的这张照片恰恰是没有见报的废片。后来经过考证，这张照片是1974年5月底毛主席与周总理最后一次面对镜头的握手照片。照片上毛主席显现出苍老且沉重的神情，而周总理却十分消瘦，脸上布满病容。那天晚上握手之后，周总理便躺上了手术台，从此再没有离开医院与病床……
说句实话，这张照片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心就像被人用刀划了一下那样揪着痛。因为我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虽说没有到天安门参加过红卫兵接见，但我知道毛主席那时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光辉形象。而周总理在我们的年代，就像“一家之长”一样存在在每个家庭中。我看过很多的纪录片，外交场合中的周总理总是那样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甚至一次在周总理图片展上，我前面两个小姑娘，看着周总理的照片说：他长得真帅，将来我找对象就要以他为标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无论他的形象多么光辉，多么高大，即使在我们心中站立成一尊不朽的雕像，但是作为人来说，他们有着血肉之躯，和我们一样是吃五谷，他们会老、他们会病，他们也会有离世前的无奈与无助。可我们有谁知道？我如果不看这些照片，也是无法知道伟人的晚景会是这样的令人心碎。
也是因为这张照片，孕育了一个文学青年对探索领袖的好奇心，引出无数问号与思考，对领袖晚年岁月有了另外一种感触。这也是我后来答应为杜老写一本自传体作品的初心。那本书就是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
杜修贤拍摄的毛泽东。1973年，在中南海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
从“一字不剩”到“一字不改”
当我想把震撼心灵的东西传达给读者的时候，就想用不可思议的震撼方式表达出来。我当时是写纯文学作品的，不会写纪实作品，于是第一本书就用我得心应手的小说形式写了出来。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将我写的25万字初稿审读后，几乎被“枪毙”得一个字不剩，原因就是我所谓的震撼方式——写小说根本无法写出这类题材的真实感。原本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为小说语言和散文化的结构，真人真事反而觉得不真实了。于是编辑就给了我六字修改意见：真实、客观、凝重。让我回家重写。
这六个字一分钟就能写完，可是要我去体会这六个字却需要无数个日思夜想。真实，有照片为证，我可以做到。客观，就难一些，因为我那时才33岁，怎么去站到一个客观的立场，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段历史？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凝重，就更难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课题。面对历史，需要沉淀、提炼、审视，甚至有直面的勇气，作品才能有凝重的分量。可我怎么用我的笔去写出那份凝重呢？思前想后，别无捷径，只能沉下心来从头学习。那时起我开始恶补，阅读了大量的优秀纪实作品，包括我小的时候读过的一些前苏联的纪实文学作品，读完这些作品之后，心有所悟，情有所依，便有了方向，再易其稿，交给出版社，结果不言而喻，与之前第一稿有了翻天覆地的提高，很快就获通过，中央文献审读也非常快，几乎没有再改便印刷成书，于1991年底正式出版发行，成为了1992年的畅销书。
从一字不剩到一字不改，我经历了半年的思考与学习，我觉得自己一夜长大，由一个写纯文学作品的文学青年转变为写领袖题材作品的纪实作家。这个转身，虽不华丽，但是成功的。
杜修贤拍摄的毛泽东和刘少奇，1965年在中南海。
从“书无插图”到“无图不成书”
《红墙里的瞬间》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现在看来非常的不理想。1991年我们的印刷技术还很落后，没有办法在书中印制清晰照片，书名虽然叫《红墙里的瞬间》，但书中几乎没有插图。这给终日沉浸在领袖照片整理中的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什么时候才能让读者读书的时候也能读图呢？这个遗憾直到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镜头》得以弥补。
《红镜头》一书中我提供了杜老拍摄的五百多幅照片，可以说那时候很多读者朋友对那本书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就深刻在书中那些第一次面世的图片上。我的领袖作品也由一图不插到无图不成书的转变，开启了图书市场的真正“图书”时代，而这个“无图不成书”的先河就是从《红镜头》开始的。
图文并茂也成为了我写领袖作品的一个独特的风格。
《红镜头》书名能够一炮打响，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这么多年写领袖题材，深入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不仅把每一张照片看活了，把平面照片看成立体的，就像演戏的人入戏太深，会弄假成真一样，那时候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在历史当中畅游的一个状态。
《红镜头》这本书书名的由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这本书审下来，第二天就要下印厂，可是直到头天晚上书名还没有定下来，尽管已经为这本书起了二百多个名字，但没有一个名字让人觉得满意。可能日有所思，夜必有所梦，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奇特的梦，梦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我书中的人物全部到齐，主题就是为这本书起名。会上很多领导人都在为这本书起名，最后毛主席抽着烟，用湖南话说：大家都别争了，我看就叫“红镜头”吧。毛主席一锤定音，将我从梦中惊醒，立刻随手记下了“红镜头”三个字。
第二天一早整八点，出版社电话来了：书要下厂，你必须要有书名了。这时候我想起晚上做的那个梦，当我将毛主席起名“红镜头”告知电话那头的出版社总编，只听见电话里沉默好几秒后的一声大叫：“就是它！”就这样，《红镜头》书名定下来了。
1998年年初这本书出版，随后一年里，出版界层出不穷出版了各种“镜头”的书，比如《黑镜头》、《水镜头》、《蓝镜头》、《长镜头》、《金镜头》、《长镜头》等等，非常多的“镜头”将1998年装饰成了“镜头年”。
1959年9月，毛泽东、宋庆龄在北京设宴招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
从“闭门造车”到“阅人无数”
《红镜头》中的五百多幅照片，就是我当年在杜老家中看见的那些所谓“废片”。说句实话，我从一个写文学作品的人，能去关注党史军史，并为之挥笔疾书，还是得益于我走进第一代领导人岁月后获得了全新的认识。我通过为杜老整理“海量”的照片，不断发现历史的奇妙之处，发现领袖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梳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体会高层政治的风云变幻，那些通过照片展现出来的背后故事往往就是新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随着时间流失，也随着我不断在红墙里“畅游”，慢慢地沉到党史军史中去研究每一张领袖照片，文史与照片相互佐证，采访与阅读相互弥补，由此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历史岁月的门窗，看见了许多闪光却包含苦涩的沧桑面容。写纪实作品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功夫都在写书外，需要做大量的查证资料和采访工作。然而历史留下的足印，足以让我们付出毕生的精力去审视去研究去追寻。
这些年一边写作一边完善每一张照片的说明，而每张照片说明便是一次对历史审视、研究与追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让自己认识到对我们国家的党史军史乃至漫长中华文明史是那么的欠缺，同时我也相信像我这种缺乏历史知识的人绝不止我一个，突然觉得自己肩头有了一种责任，应该把我知道的领袖历史写出来，告诉大家更多的细节，对共和国那一段风雨路程应该有更多的了解。
可以说这么多年下来，我做了个统计，有名有姓的采访近三百人之多，我这些年还有一个转变就是，由不需要采访在家“闭门造车”创作到采访无数人才可以坐到书桌前写文章，由“一人不阅”到“阅人无数”。大家看到我的许多作品都是经过了大量采访、大量阅读而产生出来的。
1974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里会见客人。
了却一个心愿又留下一个遗憾
《红镜头》出版以后，可以说了却了我一个心愿，但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我觉得这本书尽管有这么多照片，但是杜老的彩色照片却没能印上去。现在我们手机随便一按就是一张彩色照片，彩色不彩色能有这么重要？今天的朋友无法想象，六七十年代一张彩色照片是多么的珍贵。那时我们国家没有国产的彩色胶卷，全部靠进口，每个摄影记者手上的彩色胶卷是有定数的，数量非常少，而且都是新影厂拍纪录片的彩色胶卷，感光度只有36度，就是说要在非常强的光线下才能拍摄清楚，光线一暗就拍不清楚的那种胶片。毛主席晚年时因为眼睛白内障，不允许用摄影灯。记者手里的彩色胶卷只有很低的感光度，这给拍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说杜修贤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快在哪里？就是他能用最快的时间对焦距，对光圈，对速度，稳准快地拍摄高质量照片。可是他面对晚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场合，感到了巨大压力，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很暗的光线里拍下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新闻照片。当时除了杜老外几乎没人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拍摄任务。
毛泽东晚年因为身体无法站立，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动范围不出他的“游泳池”住所范围。每一次外事活动，其他记者又不能进入他的书房，外国记者也一律拦在门外，唯有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一个人能进。可以说大量的彩色照片都是出自杜老之手，其中很多彩色照片是他用八分之一秒的速度端出来的。如果说毛泽东晚年的照片是珍贵的，那么彩色照片尤为珍贵。这么珍贵的照片在《红镜头》中没有彩色还原，我了却心愿的同时又埋下了一个遗憾。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这本书中我特意精选了100多幅彩色照片，当时出版此书我就一个要求，要把照片还原真实的色彩，出版社满足了我这个愿望。
我终于又了却一个心愿。
从25年前的第一本《红墙里的瞬间》到《红镜头》再到《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周恩来最后600天》，直到今天的《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总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又留下一个遗憾。因为有遗憾，才会激发下本书的写作，希望下一本书弥补前一本书的遗憾。最近我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一书，也是想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乃至政坛风云人物的不凡命运与心路历程，触摸到新中国历史事件的脉络走向，领略到高层政治的特殊内涵，通过描写毛泽东的情感世界，感受到领袖人物的常人之心，使得读者朋友既能看到领袖有泪也有情，从而感知毛泽东作为领袖的非凡毅力与不同寻常的表达方式。写这部书的初衷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再现毛泽东的真情实感！
《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顾保孜/著 杜修贤 等/摄影，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