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 重读
今天是2008年3月18日，距离领导人选举还有3天。两千三百万人在思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你叫我怎么教孩子？
初到欧洲时，一个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稍张望一下就抢着冲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大人牵着幼儿，急躁的人们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冲出去。那牵着手的大人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你看咯，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村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下来。”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什么国家地区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六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领导人。六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门将影响他的人生品味；国防部门会决定他离战争有多近多远；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十八岁时有没有能力去面对工作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领导人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六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六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六岁的孩子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真正的自由开放
六岁的孩子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局势不明的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领导人：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好了。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领导人与他组成的政府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领导人以及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所以领导人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有这样的领导人，我就不必担心六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我希望我们的六岁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开放空气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会说：不论是帝国主义的荷兰城堡、封建时代的大清炮台、反清复明的抗清遗址、代表殖民的日本神社、象征威权的蒋公行馆，应该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
我希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领导人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舒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转换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看不见全球新闻，翻开报纸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教的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的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六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领导人会要求他的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辨，懂得如何与国际社会合作；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艾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对象。
我希望将来的领导人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社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有这样的领导人，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六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政治家，不是政客
第四他有悲悯心。我不知道今天台湾六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尼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女佣？如果六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领导人，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会把保护弱者看作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等等。有悲悯心的领导人，才可能是个真实的人权领导人。而整个社会都是关切人权的，我们六岁的孩子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作核心价值的公民。
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广场上摇旗吶喊的大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