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罂粟花
“不要跟我说，个人没有责任，个人无法有作为。我父亲就用他最个人、最微小的方式告诉10岁的我说，个人，可以不同！”
▍大国
已经走到了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罗马广场，我还在想刚刚一路走来的发现。在这个城市最大的百货公司里，竖立于手扶梯入口的大指标牌上，除了德文之外只有一种外文，不是英文，是简体中文。放眼远眺，那边有一群人用我熟悉的湖南腔正在看Rimova行李箱，讨论要买几个带回家。这边有一群人把头凑在一起看玻璃柜里的手表，一口京腔。服务员正把那昂贵的手表一只一只细心地拿出来。
▲ 百货公司图说
走向广场的路上，踏进几家精品店，门一开，迎面而来对我笑的服务员用标准普通话说：“想看点什么吗？”也是华人，“以华制华”显然早已是个商业策略了。
17年前离开这城市时，这里的人们才刚刚开始议论：中国人来了，中国人喔，不是日本人。那时的“中国人”，成群出现在德国城市的街头和广场，对着喷泉、雕像、教堂拍照，但他们不是观光客，是各形各色的考察团。多半是男性官员，特征是腰间皮带扎得特别高，几乎扎在半胸，像个妈妈要他“立正站好”的小男孩；要不就是穿着比自己大一号的深色西装，好像错穿了别人的西装，而且这别人肯定是个大块头——袖子太长，几乎看不见手。
不久前才从国家历史的重担下解脱出来，他们腼腆地走在陌生而昂贵的城市里，知道当地人在好奇侧目。
17年后在同一条街、同一个广场，那样的官员已经消失，操各种方言的观光客，带着一种不需要翻译的、属于大国特有的自信和豪气，踏大步走进商店，大声问价。历史的重担，似乎已经不在。
▍也烧我吧！
突然看见罗马广场的青石板地面上嵌着一个铜盘，太阳照射，一道光闪进我的眼睛。低头细看，镌刻的是几个简单的德文字：
1933年5月10日
纳粹学生在这个地点
烧书
烧了作家、学者、评论家、哲学家的著作
▲ 罗马广场
1933年，烧书的行动由柏林的学生会发起，以爱国之名，号召全国大学生挺身而出，消灭任何“不够德国”的思想言论。5月10日，全国有21个城市响应，同步烧书。马克思、弗洛伊德、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等，都在黑名单上。烧书也在很多大学校园举行，得到教授和校长的支持。
如果我是校长，面对激昂鼓噪的学生，我会拒绝参与还是出席支持？这种决定，又是在如何的考虑下做出的？可不可以说，在环境和时势的逼迫下，个人太渺小，是不能也不必负责的？
但这是我17年前会问的问题了，现在站立在广场上，只想买个意大利冰淇淋吃。
17年的“世事多歧路”已经足够让我知道，面对这种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叫海德格尔模式，一种叫格拉夫模式。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烧书当时是新上任的弗莱堡大学校长。战后很多人以为弗莱堡大学“幸免”于烧书这个丑陋而难堪的记录，因为5月10日的行动里没有弗莱堡。事实上，因为大雨倾盆，只不过延期了。
1933年6月24日夏至刚过，新校长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的烧书现场还致了辞，对着焚书的熊熊火焰，以极为文学的语言说：“日光会逐渐变短，但是我们的勇气却会更为增强，打破即将到来的黑暗。在战斗中我们绝不目盲。火焰引导我们，照亮我们，带领我们前行，不回头。火焰点着，让心燃烧。”
▲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
▲ 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1894年7月22日-1967年6月28日）
烧书时，作家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刚好在维也纳讲学，得知自己的书，除了一本之外，非但没有上“黑名单”被烧掉，还被列入“白名单”，被纳粹政府誉为代表纯粹德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