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走路，健步快走。快走时脚下行云流水，城市的建筑、移动中的人车，仿佛时光隧道里快速倒带的浮光掠影。风吹得发丝飞进眼睛，车流轰隆作响，地面震动，有时候捷运列车刚好从头上呼啸而过，如宫崎骏的猫巴士在天空虎虎赶路。往往在这动荡、纷乱的节奏中我反而常常会想，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意思？如果凝视一株大树，本质是它不动不移的树干，还是它若即若离的花朵？如果倾听一条河流，本质是那永远等候的河床之空，还是那填满了河床却永远选择离开的河水？如果你手里有一把尺，本质是去量时间里头的空，还是时间里头的满？
解决不了这个抽象的问题，又看不见、抓不着“时间”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把生命具象化，画成日历格子，大大一张，平铺在桌上；一格就是一天的生命，中国人平均寿命是76，生命就是那27740个格子。过一天，划一格，格子划完，这一生就走完了。
我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穿街走巷；我看见竞选者的宣传车队喊着口号迤逦而来，我看见救火车拉着惊恐的警报呼啸而去，我看见跛脚的女人坐在路边用细细的铁丝勾串白色的玉兰花，我看见跟大厦齐高的巨幅广告在卖英国人设计的豪宅……这些，是不是本质呢？
梭罗显然也曾经问一样的问题，而后做了决定。
我走进森林，因为我要用心地活，我要与生命的本质面对面。我要知道我是否可以从生命学到什么，而不是在我死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活过。我不想过不是生命的日子，因为生命太珍贵了；除非万不得已，我也不愿意随便“算了吧”。我要深刻地去活，吸尽生命的骨髓；我要过结结实实、斯巴达式的生活，排除所有非本质的事情，我要彻底地剪除芜杂，把生命逼到死角，削到见骨。
显然与生命的本质面对面就是全盘舍弃一般人拿来填满两万七千个格子的事情——在社会运作的游戏规则中追求个人的成长、幸福、成功，或者促成社会与国家的改善、进步、发展。梭罗的理念和抉择，与许多宗教虔诚者是一致的。有的人很早就决定不玩填格子的游戏，譬如梭罗；有的人，把选择放在最后。
萨克斯（Oliver Sachs）是一个神经科的专家，但是被纽约时报称为“医学的桂冠诗人”。他可以从人脑的病理中看见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处境，又可以用文学的魔力把他看见的写成故事，让我这样的人拿起他的书便放不下来。
2015年，81岁的萨克斯得知自己只剩有几个月的时间可活，他这样说：
我觉得顿时视野清朗。不是本质的事就不再给任何时间了。我必须聚焦在我的自己、我的工作、我的朋友上。晚上不再看新闻，不再管什么全球暖化的政治和辩论了。这不是冷漠，这是超脱。我仍旧非常关心中东问题、暖化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我的事了。他们属于未来。
在即将划完最后一格的前夕，他做了总结：
我不能假装不害怕，但我最真切的心情是感恩。
我爱过，也被爱；我收获满满，也付出少许；我读书、旅行、思考、写作，跟这个世界来往，一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特殊的来往。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我是一个有感知能力的存在，一个懂得思想的动物，单单这一点，已经是无上的恩宠和探险。
萨克斯写完这篇告别短文没多久就过世了。
实验室就是湖滨
我问一个好朋友，他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你觉得你有和生命面对面吗？”
他说：“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没时间；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会死在我的实验室里。”
寻找一个材料，探测一个物质，就是他准备填满29141格的唯一的事情。
“但是，”我说，“你难道不觉得，到最后，你自己、你的家人和朋友，你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跟他说了梭罗到森林湖滨去生活的故事。
他静静听完，然后说：“你知道吗？我的实验室就是我的湖滨。”
“不是吧？”我不放松，挑衅地说，“他到湖滨是带着高度自觉去的，你进实验室，只是一头栽进去，被一个念头——譬如得诺贝尔奖，被一件事——譬如发现新物质，所占满，忙到没有时间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你的生命里根本没有湖滨啊。”
“小姐，”他把旋转椅转过来，正面看着我，说，“你读过一行禅师吗？”
读过的。一行谈的正是自觉的必要。洗碗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从事洗碗；剥橘子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剥橘子；走路的时候，知道自己在走路。每一滴水滴落在手指之间，每一丝橘皮的香气刹那的溅出，每一次脚跟踩到泥土上的湿润和柔软，你都要全方位地去感知、观照。
“如果这种全方位的感知、观照，我在我的科学实验里都感受到了，”他慢慢地说，“那么你觉得我是不是和生命面对面了呢？”
他的“反击”，嗯，很到位。
看看我自己摊开的27740个格子，四分之三都划掉了，剩下不到四分之一，应该要倒数了；可是，什么是“本质”的事？
如果根本不去问这个问题，只是做，行不行？只是剥橘子、洗碗、走路，只是看着自己走路、洗碗、剥橘子，行不行？如果27740格子里都是剥橘子、洗碗、走路，剥橘子、洗碗、走路——行不行？
初来乍到的旅人
有人问我：“作家醒来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说，“把猫从我的颈弯里推走。”
“然后呢，然后呢？作家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让我先告诉你米勒（Henry Miller）的一天吧。
米勒在埋头写《北回归线》小说时，给自己定了“十一项规定”：
1. 一次只做一件事。
2. 不要开始新书。
3. 不要紧张。镇定、开心、放肆地去做手边的事。
4. 依计划做，不随情绪。
5. 无法创作的时候至少可以工作。
6. 每天做一点点收尾，不要加肥料。
7. 保持人性。跟朋友出去混，出去玩，想喝酒就喝。
8. 不要做奴马。工作是为了开心。
9. 想停就停，但是第二天要继续。专注，找到核心，化繁为简。
10. 别去想你要写什么书。只想你正在写的书。
11. 永远写作优先。画画、音乐、朋友、电影，都殿后。
他的笔记里还有给自己的涂鸦提醒：
上午：如果情绪不对，做笔记，编排，当作灵感。
如果情绪不错，写。
下午：处理章节，精准规划的章节。不容许打扰，不容许分心。写到章节完成。
晚上：跟朋友混。到咖啡馆看书。
情绪对了就写，但只写不那么重要的东西。
没灵感或者累了，就画画。
做笔记。做图表。规划。修稿。
白天保留充分时间偶尔去逛一下美术馆，画个素描，或骑一下单车。在火车里、咖啡馆里、街上，画素描。
不要看电影。一周去一次图书馆看资料。
我的格子里的内容竟然跟米勒如此相似。我在高铁列车里画素描、一个人骑单车、看小说到咖啡馆、走路时拍照、晚上跟朋友混、想喝酒就喝酒、写作时闭关不见人。
跟他的不同是：我的自我规定没有笔迹，写在应用程序“奇妙清单”wunderlist里面；我的札记存在Ipad里；我的音乐，收在kk box和itune里；我的阅读资料建档在pocket里；我的涂鸦收在dropbox，我的聆听藏在podcast，我的图书馆在云端。
读了一上午的书，我的“今天”那一格剩下一半；看看窗外，天空像打翻了砚台的宣纸，墨水晕染了阳明山遥远的稜线。决定撑伞出去走走。每一次的出去走走都是一次小探险——选一个地图上没去过的点，地铁把我带到那里，冒出地面，开始那整个街廓的探险。
我有一个特异功能：站在那捷运出口，对着眼前铺展出来的街道巷弄，眼睛的焦距在我内在的心灵app里调整一下，这个熟悉的城市可以顿时陌生化，好像一张黑白照突然转换成重彩的油画，充满了神秘，处处是惊奇；我变成一个初来乍到的探索的旅人。
一个既丑又美的城市，也可以是修炼“存在本质”的湖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