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芮西藤
有人读鲁迅五十年，写了一本书；有人读鲁迅七十年，形成了这么一句话：鲁迅是个凡人。文学创作源于生活，生活是作者创作的源泉。所以，我着重从鲁迅生活方面来探讨下，生活中的鲁迅，以及这些生活细节对他的影响。
鲁迅的杂文向来以“横眉冷对、嬉笑怒骂”为名，有些人称之为“文字暴力”，这种所谓的“文字暴力”缘起何时呢？这些“文字暴力”之后，又隐藏了多少他的情感生活呢？我们不得不从他的母亲开始谈起……
一，母亲鲁瑞
鲁瑞在鲁迅的一生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首先，作为鲁迅的母亲，她与她的大儿子鲁迅关系特别好，鲁迅是爱她的。
鲁迅一生反对学生请愿、反对无谓的牺牲，从他在日本参加光复会而后退出的事实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鲁迅很早就做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以母亲为由推卸任务。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这个“情结”也让他喋喋不休的解释了“一生”；其次，鲁瑞是明显的封建旧社会大家长式的典型，与新思想的鲁迅存在明显的对立。她要死要活，以封建大家长的身份要鲁迅娶比他大三岁的朱安女士为妻，而后又对鲁迅与许广平的事颇为得意，这让人费解，或许，鲁瑞的这种偏执或多或少的导引到了鲁迅的“文字暴力”。
二，名义妻子朱安
朱安，1906年7月6日，浙江绍兴的没落户周家正在为其大公子成婚。新郎是鲁迅，而新娘就是朱安。
鲁迅与朱安的生活悲剧我就不多讲了，将其一生，形同陌路。鲁迅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朱安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将许广平看作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周海婴在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起朱安女士对他们母子的好。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却没有一个人。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在孤独与寂寞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从中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鲁迅，延误了这个女人的一生。
另一方面，鲁迅给出的理由是：一、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为了尽孝道，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不忍让朱安做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了，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从鲁迅的所谓感悟和经历来看，20年代以前的他是不曾体味到“女人”和“感情”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心，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平时所津津乐道的“许广平”。
三，许广平，她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身材颇高，人却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你不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处于那样的年代，和许广平相恋，鲁迅缺乏直面世人的勇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地下同居状态，直到许广平怀孕之后。这也罢了，只是作为女师大风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许广平，曾经是多么有活力和有能力社会活动家，和鲁迅同居之后，却成为一个朱安式的旧式女人，成为鲁迅的私人秘书，再未抛头露面从事过社会活动。“而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最后几年，无疑过足了旧式老爷的瘾，连孩子淘气许广平没有及时抱去，也要发点脾气和牢骚。”这对主张女性解放的鲁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NextPage]
多年的经历，早向他的内心深处注入了一种极深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当“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死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似于切齿。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然而在明明深觉沮丧的情形下，又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大概都有那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吧！当爱情成为一种压力和牵绊，这种幸福的味道或许就消减了很多。
鲁迅写的短篇《伤逝》中，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也是怎样地偏于悲观了。
我们来看下当时的鲁迅对自己所发出的疑问：“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走进去，又怎样走进去，却久久下不了决断。在感情上，鲁迅自己也承认，许广平比他要决然的多。
许广平比子君幸福，她的“涓生”并没有弃他而去。鲁迅该感谢许广平，是她让他重新迸发出青春的斗志、生活的希望，使他创作出了更多杰出的作品。如果说许广平更多从精神上支持鲁迅，那么朱安就坚守住了鲁迅终其一生唯一的牵挂——母亲鲁瑞。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但许广平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象一堆八股文章，而整天抱着儿子周海婴的公共形象，暴露了知识型女子在进行道德献身方面所付出的昂贵代价。”（——以上资料出自《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
四，萧红，鲁迅有两位忘年交：一位是日本人增田涉，还有一位就是萧红。我们着重谈下萧红。鲁迅在后期极其矛盾和焦躁的战斗时期，唯一的情感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奇怪的是，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萧军萧红几乎是唯一受到接纳的，鲁迅的这一“例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直到收到萧红的“抗议书”才发生戏剧性突变，他的回信充满了罕见的、《两地书》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从此他对萧氏“青眼有加”，百般关照，直到死前数月，还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片怜惜和钟爱。
但鲁迅那时已经丧失了培育这种内在温情的动力。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并未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直到他匆忙谢世为止，鲁迅都继续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某些迹象表明，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的性功能障碍。日本医生的药物没有多少值得鼓舞的疗效。这是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
在这里要澄清几个事实：1，鲁迅与萧红没有地下的恋情。
2，鲁迅与弟媳羽太信子也没有地下情，那种把“迅”与“信”扯上关系的人，完全是对历史的一种诬陷。
3，鲁迅与许羡苏的恋情也多少有点牵强。
鲁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从性格上，他带有女性的脆弱、柔性、敏感、情绪起伏强、变化快，也因此，他有着超强的艺术感受力与创造力。但在精神意志上，他却有着作为男性百折不挠钢铁般的力量。不然的话，在那样一个彷徨、错综的年代里，他是不能始终站在一个民族的高度去注视这个民族的命运的
补充：近来，有个标榜“以反‘鲁’半生为事业的女人”，她是苏雪林，原名苏梅，后以字雪林行。祖籍安徽，素有“安徽才女”之美誉。一九一九年，求学北平女子高等师范，一九二一年，赴法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一九四九年，赴香港，后任教台南成功大学，直至退休。她的生平横跨两个世纪，执教杏林五十年，创作生涯达八十年，人称文坛“常青树”，总计有四百多万字的著作及日记，特别是在楚辞及屈赋的研究方面卓然成家。[NextPage]
她是鲁迅的学生，才华不容忽视，却半生反鲁，文艺界群起攻之。她骂鲁迅“偏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直到晚年，仍在台湾出版《我论鲁迅》，对其大张挞伐，算是半生“反鲁”事业的总结。
提出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无风不起浪。这说明鲁迅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确实有些过激的行为和言辞，这也印证了人们所评“文字暴力”的源头。鲁迅一生的感情生活极其悲凉，后期少有像《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这些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文字了。
鲁迅终其一生，他的生活是极其寂寥的。与许广平的恋情多少弥补了他的感情生活。然而，走进他内心的人却很少，鲁迅的情感世界始终被一层迷雾所笼罩。
没有人走进去，或许他自己也难以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