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当兵的事情
开场白
查阅了几个版本的《词典》《辞源》，都没见到“当兵”的词条或词组。细细一想，这当兵的说法实是个俗称，庙堂是不认的。虽说“当兵”之说俗而不雅，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其约定俗成的意思是明白的，准确的，不言而喻，独一无二。
古人把当兵称为“从军”，或“从戎”。《史记》第一百一十四节“东越传”中记：（刘福）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汉书《注表》中记：人为卒，从戎也。今天，我们称当兵的书面语一般为“参军”或“入伍”，但交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当兵”。再说“兵”字，在古汉语中兵的本意是指兵器，引申后才有“士卒”之意。有趣的是，在当士卒之意时，“兵”和“丁”两个字常是互用的，连动的，有点不分彼此的亲热劲。而“丁”字的本意是指黎民百姓中的成、壮男人，古代书中常有“丁力”“丁夫”“丁奴”“丁匠”“成丁”“壮丁”等之说。如此说来，当兵似乎是男人的事，起码是在古时候。现在当然不是了。不过，现在人似乎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总是一边看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边也在看《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样的影视或书籍。这就是复杂，就是现今人和古代人的不同。
史上第一女兵
让世纪向后翻上一个又大半个跟斗，就到了距离今天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有个大名鼎鼎的人，同样在张罗着从军的事。因其生着女儿身，无缘“从戎”，不得已，只好乔装成“丁”。此人便是花木兰，有诗赋为证：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虽是诗赋，却也是史实，中国的文史素来是不分彼和此的，纠缠在一起，想分都分不开，分不清。在翻遍手头文史典籍后，我突发奇想，觉得花木兰着实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女兵。有了第一个女兵后，又突发奢望，想知道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男兵。考查无果，请教高人。高人深感这问题之无聊和艰深，难以作出正面的回答，只是像诗人一样闪烁其词地说：地上有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他自己的兵。
这话说得玄，但我还是有所心得，想，这当兵的历史是跟人类一样古老悠久的。
天下第一耻
花木兰是女儿身当了男儿兵，纺织女顶了万夫勇，传为世人美谈。到了南宋初时，有个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同代人，身为七尺男儿，受着高官厚禄的恩泽，干出来的事却是孺幼不如，为人不齿。此人便是奸臣秦桧。在我家乡西湖岸边，秦桧至今还跪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岳飞面前，为纷至沓来的后人游客深恶。
尽管秦桧之耻已示众警世七百余年，但不乏后继者。远的不说，就说一个近的，是我身边人，其孙子做过我三年同学。他有名有姓，却一向被人唤作“狗崽子”，因的是他爷爷曾替日本佬当过伪军头目，官至团长，是当时我们老家县上第一号威风人物，胯下骑的是日本大洋马，腰间别的是十三响手枪，屁股后头挂的是日本大洋刀，反正一身里外都是日货。听父亲说，日本佬投降后，伪团长是第一个被拉到富春江边，当着几万民众的面被毙掉的。执刑的人走后，无人敢收尸，围观的民众纷纷上去朝尸体吐痰呸沫，几天里肮脏的口水把伪团长泼得跟一只溺死的落汤鸡。有道是：卖国求荣，苟且偷安，乃奇耻大辱，属天字一号！兵当到这份上，自是无耻至极。
其实，我们家乡距离西湖仅三十六公里，秦桧跪岳飞之塑像历时已久，想必伪团长不会没见过。见过了还要仿效，就更是无耻又无耻的啦。
父亲今年七十五岁，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跟爷爷在富春江的支流大源溪上撑竹排，卖苦力谋生。六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戴眼镜的人找到我爷爷，说有个病人，得了急病，要连夜送去东梓关看病。东梓关是富春江边的一个小镇，镇小名大，是因镇上有一高人，姓张，会徒手接嫁骨头，用现今的话说，是著名的骨伤科医生。父亲说，骨头在他手上，像针线在裁缝手上一样听话。那时没有公路，只能走水路，去东梓关，要沿富春江逆流而上。爷爷和父亲把竹排划到我们镇上码头，一只乌篷船已经在那儿等他们。船上有四个人，一人躺在担架上，裹在棉被里，看不见人样，只听得见不休止的呻吟声。另外两个人是抬担架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
上船后，父亲发现抬担架的两个人，皮带上都别着乌黑的驳壳枪，在肥大的衣服里面若隐若现。十五岁的父亲见了又惊又喜，变了法子地跟他们套近乎。船到东梓关后，客人要求父亲随他们上岸，说是帮忙，实际是怕爷爷和父亲失信走掉，父亲是作为人质带走的。张大夫名不虚传，几个小时后，船又载着四人往回走，担架上的人已经减了痛苦，可以坐起身子跟人拉呱。他动员爷爷让父亲“跟他们走”，去当兵。起初爷爷是同意了的，所以船到我们镇上，父亲便抱着两件衣服告别爷爷，随他们上了岸。但走不出百米远，爷爷又追上去，反悔了，叫父亲跟他回家。爷爷说，孩子还小，等他养两年再送给部队。两年后，父亲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天父亲去县上开公审大会，大会开始，主持人说下面请赵县长宣读审判书，出来的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父亲后来经常说，那天他要跟他们走了，当的就是新四军。
再说，回头一年，即一九四八年，父亲已经娶妻生子，对扛枪打仗的事已经不感兴趣。然而一天夜里，他被镇上李保长下头的几支枪押去镇上，扒掉了衣服，套上一套黄不拉唧的制服，连夜被送进杭州城，塞上一辆不知去向的火车。下了火车又行军，行了军又坐船，不知要去哪里。在船上，父亲看见一船船的伤兵跟他擦肩而过，还有火炮不时在水里炸响。炮弹响一下，船上乱一回，混乱中父亲看有人偷偷溜下船，没在水中不见了。父亲水性好，便跟着下了水，直到天黑才游上岸。
不用说，这就是抓壮丁，是国军逃走台湾前干得最热乎的事。父亲说，仅新中国成立前一两年里，村子里被抓壮丁去当国民党兵的有四十几人，几乎村上多数人家的青壮年都被抓过，有的被抓过两三次。这些人多半像父亲一样，以各自的方式开了小差，逃回家。征兵征到这地步，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别说八百万，纵然八千万照样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
父亲说，没有当上新四军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但能及时无恙地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号出来也算有幸，否则他这辈子不是白死了，就是白活了。
中华儿女多奇志
小时候我最崇拜一个人：海霞。海霞是何许人？海岛女民兵。
要说海霞是个虚拟的文艺人物，出自任斌武写的小说《海岛女民兵》，走红于吴海燕演的电影《海霞》。这出电影在我小时候是放了又放，然后又被地方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改编成各种剧目，以形形色色的面貌登上各种舞台，引得所有适龄男女青年都以海霞为偶像，竞相争当民兵。就这样，虚变成实，一个变成了无数个，包括长我八岁的姐，也穿戴得跟海霞一样当了女民兵，在家里面我们都叫她海霞。出了门，因为海霞太多，为了区别，被冠以一个个定语，叫某某家的海霞。当时差不多年龄的姑娘，稍为出挑一点的，都被人这么喊。被这么喊是一种承认，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责任。每天到了晚上，姐总是把两根辫子扎得硬硬的，然后扎一根皮腰带出门去操场上参加军训，要很久才回来。白天上班，夜里训练，或者四处警戒、巡逻，这就是当时一个民兵的形象。现代汉语词典对“民兵”一词是这样解释的：
一种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也称这种组织的成员。
当时我们村里的组织叫民兵大队，下属三个民兵连，其中一个是女民兵连，我姐当过副连长，主管夜间巡逻事宜。对当时活跃在祖国大地上的千千万万个女民兵，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赋诗一首：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我当兵后，曾在军队内部刊物上看过一则报道，是个美国记者写的，说的是中国除了常规的海陆空三军外，还有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人数过三亿。对这个数字，我们的军事教员在课堂上曾严正地指出：肯定是少了！
美好的事情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高考，考了个全班第三。那时候是先有成绩再填志愿，填志愿是临门一脚，很关键。为此，父亲专门往县上跑了一趟，找人请教，回来就铁定地叫我填“解放军工程学院”（现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大学）。那时候我国南方正在打一场边境战争，母亲因此不同意，怕我被拉去前线有个“三长两短”。父亲火了，说长短了都是烈士，光荣的！我就这样当了兵。在上学期间，我享受的是义务兵待遇，吃穿不要钱，每个月还发津贴，家里同样享受军属待遇，大门口贴着“光荣之家”的金字，过年过节政府还上家里慰问，发一些鸡鸭鱼肉和年画什么的。父亲说，又上学又当兵，一文一武，学问和光荣两头都赚了，世上哪有这么美好的事，美好得很哪！到军校后，我的光荣感也达到极限，因为我发现有一半同学高考成绩都超过我几十分，我是高攀了。父亲知情后，又强调说这是“美好的事情”。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我可能会修改掉其中不少内容，但当兵这桩事是不会修改的，因为我基本同意父亲的观点：当兵是“美好的事情”，我的人生因它而被磨亮。
一般人可能想不到，后来我虽然转业到地方工作，但其实还是一名军官，有部队，有职务，有头衔，具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第十七师三团政治处主任，中校军衔。《兵役法》明确指出：
预备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部分之一，每一个预备役军人都有义务保家卫国，随时听从部队召唤。
更美好的事
一九九三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一封发自柬埔寨金边的信，信封的右下角有明显的“UN”字母。这个“UN”标记总觉得很眼熟，一时却又想不起是什么。阅了信才知道，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标记。
信是时任成都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王爰飞寄来的，他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家。中国军人代表联合国赴他国执行维和任务，这是第一次。参与此项任务的有四十六名专业军事人员，履行的是军事观察家之职之责，同时还有一支由三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工兵营部队，主要执行诸如扫排雷等任务，消除战后隐患。部队于一九九三年初赴任，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任务出色，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支持和表彰。当个“UN”的兵，自然是新鲜的事，更是荣幸的事。王爰飞虽是相识已久，却从未和我有过书信往来，此次特别地千里来信，大约也是为了与我一起分享他的荣幸。
这荣幸属于他个人，更属于我们国家。据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军人接受联合国指挥，派驻到他国去执行维和任务的机会和人员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更美好的事”：我国军人在他国“UN”，而不是让他国军人来我国“UN”。什么时候谁家的国土上出现他国军人，不管是“UN”还是“XX”，总不是件好事。往前看，没多远，这样的事情就摆放在我父辈的国土上，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一锁进历史簿里。现在我们出去啦！去吧，去吧，我对着王爰飞寄自金边的信封想，只要你们在“UN”队伍里，我这个预备役军官就不可能再回到队伍里去啦。
麦家：我的秘密属于国家
“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他在书中如是说。这一次，他的三轮车带着读者一路回溯到了在学校度过的童年。乡村少年挣扎进取的艰辛，拼命学习以求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压力，来之不易的参军机会等等，麦家将自己的身世、家庭、经历、好恶、困惑、恐惧、念想，如实道来，毫不躲闪。正如麦家所说，《非虚构的我》就是一个真实的我，“我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都是虚构的，但这本书有些甚至是我的微缩版自传，是对我过去走过的路的一种检点。”
谈到他的经历，他告诉记者：“有一种人是在预定和设计中往前走的，另有一种人是稀里糊涂的，我属于‘另一种’。但是我想，即使是有预定和设计也难免峰回路转，人生最大的设计师肯定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是命运。”
人生最大的设计师是命运
麦家原名蒋本浒，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在他的记忆中童年都是苦难，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被游行批斗，他不敢出门上街，觉得丢人，走在街上也感觉所有人都在鄙视他。因为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麦家说：“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家庭，就像今天一个家庭里既有人犯了叛国罪在坐牢，又穷得交不起学费，低人一头，低到泥土里。”
事实也是如此，被同学骂“狗崽子”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老师也会公开羞辱他。有一次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麦家和同学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他的脖子里。他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老师走到他面前，问：“你要干什么？”他说：“雪飘进来了，我想关窗户。”老师问他：“是不是冷？”麦家点点头。老师却说：“你头上戴着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的麦家，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这也是“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遍情况。12岁那年，他随父亲去一个亲戚家拜年，在亲戚家的灶房里，他发现了一本用来引火的《林海雪原》。这本不完整的书，就是麦家看到的第一本小说。对于这唯一一本书，麦家爱不释手，看得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几乎读了一个学期，最后很多章节都能背诵出来。
这样的遭遇，让他的内心非常孤独，没有朋友，让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那时，农村的孩子很少有写日记的，没这种风气，也很少有这种教养。因此，麦家写日记在那个环境里是属于很另类的，另类得有点病态。他说：“我写日记就是为了满足倾诉需要。人天生有交流、表达的欲望，没人愿意跟我交朋友，日记成了我的朋友，有什么话我都跟它说了。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个朋友，它排遣了一个少年的孤独，也让这个少年对文字产生了亲近感。我后来写小说跟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写日记是一种文字训练，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写日记我和文字建立了感情，我信任它，有话愿意以这种方式来说。”
麦家另外一种排解心事的方式，是在田里帮助父母做一些简单农活的间隙，独自对着水牛、大树以及稻草人说话。因此，1983年，当他在书店里第一次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就被吸引住了，以为它写的就是稻草人，这也是麦家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他记得：“没想到，在读过之后，塞林格在小说中的一些情绪很接近我当时的内心：孤独，苦闷，躁动，反叛。我更没想到小说原来可以像日记一样写。我从小就写了很多日记，这个发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也正是从此开始梦想写小说。”
现在回想起这些童年的记忆，麦家觉得：“正是因为童年受了这种伤，一辈子都要疗伤，我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写作是疗伤的方式之一。”
“文革”时期，读高中是需要组织上推荐的，而且名额十分有限。麦家的家庭成分不好，原以为初中已经是他人生求知途中的最后一站。但等到麦家初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改天换地”，取消了推荐制，改成考试了。
1978年正月初二，他初中的最后一学期开学前，父亲专门把他叫出门，去了几公里外的一所高中，也就是他后来读高中的地方。父亲带着他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父亲一边开导他，说：“以后读高中不搞推荐了，能不能考上，就看你的本事了。”父亲还告诉他：“文化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谁也没收不了。”
原本因为没有奔头，读书很差的麦家，带着这句话去上学，完全变了个人，像换了一台“发动机”。因为“发动”得迟，麦家的语文一时追不上去，中考时只考了60分，低于全班平均分10分之多。数理化是可以突击的，考得很好，使他成了全班98个同学中，考上高中的五人之一。以至于，后来麦家的语文老师听说他在写小说，不相信，开玩笑说：“他能写小说本身就是篇小说。”
偶然成为情报官
1981年，高中毕业的麦家，因为数理化的成绩突出，偶然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无线电系。高考结束后，麦家有些沮丧地到医院参加体检，因为语文、政治的成绩不高，让他考入大学的几率降低了不少。天很热，等待体检前他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显然也是来乘凉的，站在了麦家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挨紧了。他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
这个中年人友好地对他笑了笑，还和他攀谈起来。聊了几句，麦家才知道，原来此人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负责招生的首长。麦家立刻向首长表示，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些。首长问了麦家的总分，认为他的分数确实太低。但是，当首长得知麦家的数学是满分，物理、化学也分别有98分和94分高分时，惊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又认真地问他，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麦家激动地说，是真的。五分钟后，麦家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体检，并且一路过关。五天后，麦家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他感慨道：“如果不是体检时偶然地碰到那位招生官，也许没有学校会录取我。如今回想这一些，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进入这所学校学习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考上的是一所秘密的军校，专门培养情报官，毕业后去了一支情报部队。“具体干什么，对不起，无可奉告。我曾经从事的工作，秘密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我个人，我无权坦白。”谈起那时的工作，麦家的口气坚决而肯定，“现在都不能说更不要说当时，当时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即使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部队还不是军训、枪炮、摸爬滚打什么的。其实我在部队那么多年，只摸过一次枪，打过六发子弹，比民兵还不如。”
在这个神秘的单位，麦家虽然仅仅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意外为他此后的写作打开了一扇大门。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下班离开办公室，也都过着像普通人一样的日常生活，但其中却充斥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规则和秘密。有件事让麦家一直难忘，常常提起。有次，他在办公楼下和别的处室的一些人打篮球。中场休息时，他和其中一个人聊天，被他的师傅在六楼看到，大声把他喊了回去。师傅告诉他，那个人是破译密码的，身上的机密度已经有22年。万一在聊天时，他把机密透露出来，听到的人也必须陪着他继续待在这里，直至该机密到了解密的年限。
听到师傅如此说，作为一个新来的实习生，麦家不敢再跟其他人交流，因为偌大的一个单位中，并不知道谁是破译密码的，谁的机密度是多少年。所以他对其他任何人的工作都不了解，没办法了解，更不敢去了解。不过在这个单位中，破译密码的人就是宝贝，都是来自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起点高，智商也非常高，领导高看一眼。只要他们破译出一个密码来，从中央到军委的首长都会发文表彰，荣誉感是非常强烈的。
但在麦家的眼中，这些破译者的生活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非常凄凉。他听说过一位女情报人员，长得非常漂亮，有无数人追求她，却终身未婚。25岁那年，她曾经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破译台湾海军另外一部密码就结婚，可是等她完成破译已经37岁了。而且，当她破译出来后，其价值已经将近等于零了，密码都有一个保险期，她破译出来的第二年，这部密码就作废了。
因为工作本身具有保密性，失去了一些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合格后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在麦家看来：“他们抛妻别子，埋名隐姓，为国家安全绞尽脑汁地‘暗算’他人、他国，最终自己又被世俗生活‘暗算’了。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与命运。生活在一个禁锢的、扭曲的世界里，他们有太多的困难，太大的问题，以至最后连正常的、健康的生存权都可能会失去。”
多年来，麦家一直在写破译家，写破译领域的一些人和事，正是因为那段生涯在时间上不长不短恰到好处，所以他对这一群神秘人始终充满想象与好奇。他所知道的，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特工，却恰好够让他成为一个特情故事的讲述者。不过他解释：“那段经历对我写特情谍战小说当然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我干过，了解它，至少比别的作家有优势。但并不是说我写的是我的经历，我笔下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我以小说家的精神和技能创造的。就像闪电、雷雨之于蘑菇的生长一样，那段经历对我只是一次‘射精’，我的想象、思考、悟道，我对小说天生的忠诚和执着的爱，才是孕生《解密》、《暗算》等作品的子宫。”
《解密》让我的写作长出翅膀
那段时间，因为跟外界交往很少，麦家的大多休息时间都用来在宿舍看书，这是他在文学上很重要的一个积累阶段。1986年，他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了一篇1500字的短篇小说，被上级单位看中，调离了那支情报部队。读过《麦田守望者》之后，对麦家触动很大，他创作了短篇小说《私人笔记本》，投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杂志《昆仑》。编辑部主任海波在众多投稿中发现了这篇风格独特的作品，并将其改名为《变调》于1988年发表。此后，麦家又创作了中篇小说《人生百慕大》，也是在海波的指导下修改出来，并获得了当年《昆仑》杂志的优秀作品奖。
那时的《昆仑》杂志发行量高达80多万，影响很大，一度让麦家在军队文学界小有名气。对此麦家很感谢海波，“他当时是很优秀的小说家，又是慧眼识珠的好编辑，发现培养了很多部队青年作家，我是其中之一。一个人在成长路上总会遇到几个贵人，海波是我的贵人。”1989年，麦家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在部队的17年中，麦家待过六个城市，五支部队，最后一站是成都武警水电部队，并在成都安了家。1995年，麦家被提升为该部队宣传处副处长，后又提拔为处长。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先进写总结材料的工作，让麦家苦不堪言，没有时间搞创作。听说武警部队要成立创作室，麦家打算放弃团职军官去作一名创作员，没想到却遭拒绝，理由是不够知名。1997年，他下狠心转业到了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小说创作当中。
2002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出版了，并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实际上，这部小说从1991年就开始创作了，那时麦家还在军艺读书。一开始《解密》是一部中篇小说，1992年投给了某杂志，看到退稿信后，他背了个包就出门了，公共汽车开到哪里都不知道，就这么走了一个礼拜，用他的话说是“完全崩溃了，简直太荒唐了，写得这么好的小说还不行。”1994年，他从6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2万字的短篇小说，取名《紫密黑密》发表。1997年，又从11万字草稿中整出一篇4万字的中篇《陈华南笔记本》发表。他说：“对于《解密》这部作品，这些都是想放弃的努力，几次修改、扩写，也几次受挫，因为太难写了。这完全是个新东西，专业性很强，人物很奇特，又有保密的红线要防，很难把握。但这个东西已经长进我生命里，想放弃也放弃不了。”
直至2002年，《解密》最终出版。出版不久，出版社却接到某部保密委员会的电话：不能再版，不能宣传，现有的书要下架。“11年的心血，就这么被个别人一拍脑袋、一个电话打发了，简直不能接受。因为我从事过保密工作，我知道如何避开雷区，对这样的要求当然不甘心”，于是，麦家跑到北京四处找人，希望重新启动保密评审，“当然如果确实有泄密问题，这样处理也不为过，毕竟国家利益不能损害。但我深信，我没有泄密，我在向无名英雄致敬。审查结果就是这样，我没有泄密，我写的是人，是职业的精神和特殊人的命运。”
麦家形容，《解密》的写作过程是刻骨铭心的，他已经不觉得这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经历坎坷、凄凉的人生。写了11年，断断续续，是放弃，也是守护；是消耗，也是磨练。麦家经常说，在写《解密》的过程中，他天性中最大的弱点和优点都最彻底地绽放了，他也由此充分认识了自己。他说：“我现在很怀念那段日子，如果说我今后有可能飞翔，翅膀就是在那个时候长出来的。”
从《解密》到《暗算》、《风声》，以及还没有完成的《风语》，始终都没有离开他钟情的谍战题材。“《风语》完成后肯定不会再写这种题材了，想写写武侠或者爱情。”麦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