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友文
本人从事公安文学研究已数年矣，发现当下小说中所提及的警察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正面警察形象，凸现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此类形象绝大部分出自公安作家笔下；第二类是负面警察形象，具有恶搞之嫌、解构之意。第三类称不上是形象，虽说是个人物活动在文本中，也具生命力，但个性不鲜明。按照形式主义者和一些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来说，“只不过是叙事结构的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说，是一个建构性质而不是心理性质的实体”，他们是情节的产物，只能算是一个符号或工具，只能成为推动小说情节的续动力，其地位是“功能性”的，只是从属于行动的“行动者”。第二、三类形象绝大部分出自非公安作家笔下。
第一类警察形象与主流话语保持高度一致，无可非议。第三类也无须挑剔，毕竟警察在文中只是一个中性符号。第二类才是本文要大力批驳的对象。
大型文学杂志《钟山》2010年第6期上有非公安作家钟正林的一部中篇小说--《早晨响起的门铃声》，读了之后不免让人心情郁闷，因为文本中公安局局长老肖这一形象太糟糕。主人公老肖在职在位时所做的龌龊事及其卑劣的心灵之旅在文本中占了很大篇幅，其形象遭到了极大地解构，且被解构得体无完肤，让人看了心寒、心颤。老肖不仅是人民警察，还是领导干部，他在与人打牌时变相地收受贿赂，多次接受色情服务，还给其住所对门的老左舅子通风报信。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事他也干过，譬如他听赵燕吹的“枕头风”，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加大处罚力度，把两个小偷送进大牢，从而换取那个三陪女粉嫩的肉体。
由此可见，老肖这个人民警察形象被彻底地颠覆了。再看看其他几篇小说，如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中，老年农民工（老扁担）在警察眼里是个愚昧无知、无须尊重的乡下人，处理问题时无须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殴打加恐吓就可解决问题。老扁担挨打后的情形是这样的：“老扁担躺在派出所的地上，赤膊上身，仅穿着一条破旧肮脏的大裤衩子，眼睛紧闭，有气无力地呻吟着。”而警察对老扁担根本没有怜悯之心，反而向“我”抱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些乡下人农民工，又没有文化，又不懂法律，就是会耍赖，难缠得很。”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的男主人公王锐在火车上被乘警误认为逃票，王锐翻遍了口袋，也没发现车票，要上厕所脱衣查找，却被乘警讽刺道：“你用不着去厕所扒光自己，就在这里扒吧……”在人民警察看来，农民工无须尊重。洪水争的《平民出租屋》写的是富人与穷人的对峙，警察是作为富人的保护者活动在文本中的。在陈然的《互不相干》中，老实憨厚的农民王根宝想到城里挣钱，成了城里人郭金香姐弟骗保的道具，被汽车轧死在马路上，处理这起“交通案子”的警察刘大明想着与郭金香“发展关系”，如何将这个漂亮的女人弄到手是他“调查”这起案子的唯一目的。新鲜出炉的曹多勇的《水族馆》说的是名叫水莲的这么一个傻子被人强暴了，派出所长与刑警队长前来勘查现场，提取DNA，但比对重点的犯罪嫌疑人无果。水莲的母亲水菱就自己来寻找犯罪分子，经常跟踪自己的女儿水莲，她发现交通监控探头省事，不用她形影不离地跟踪女儿。于是有意在交警队旁边开餐馆，放任交通警察吃喝。待时机成熟后，水菱就对武队长说，交警队赊欠的饭菜钱免了，交换前提是她要看探头。武队长爽快答应了，叫她晚上来，并趁机对水菱动手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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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肆意践踏警察形象的情节或细节在当下小说中比比皆是。特别是2007年第2期《清明》文学杂志上有非公安作家刘继明的一部中篇小说《小米》，此作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此小说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处女卖淫案”改编。其实，这个错案，公安机关已经承认，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可是，刘继明在这个错案的基础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人民警察成了真正强暴弱女子小米的有力推手。细读《小米》之后，才发现它是一个寓言文本，刘继明旨在批判当下国人精神的匮乏。如文中的河口镇是精神荒原的象征，小米躲藏的天鹅洲则是精神家园的象征。小米在天鹅洲被糟蹋之后，意味着这块神圣的精神家园也不存在了。
非公安作家张庆国的《如风》也是一个寓言文本。它说的是黑山派出所所长陈刚奉公安局长之命筹建狗站，然后陪各色领导打猎。即使把小说中的派出所所长陈刚换成工商所长、税务所长也行得通，寓意也不会有丁点贬损，依然隐喻生命如风。
2011年第11期《小说选刊》上有非公安作家杨少衡的《702疑问》。起笔就是一辆警车制造了一起惨重的车祸：两死一重伤。死者一个是风尘女子，一个是县委副书记，重伤者是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读完小说之后，才发现这是一篇揭露官场腐败之作，人民警察在小说中只是一个噱头。
《早晨响起的门铃声》中的方婶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她在公安局局长老肖家做保姆时低眉顺眼，“显得老好恭敬的样子”。窃以为，作者钟正林正是为了突出这个“卑贱者”地位的低下及势力的弱小，才有意地把公安局局长的权力放大，说他家族显赫，子女都是警察，还把老肖的心里话道出来：“老肖就觉得自己腰杆硬朗起来，家里儿女在县城的力量够大了，还有些老部下老同事在这个县的各个职能部门掌握着实权，自己提拔起来的两个副局长在公安局工作，如果自己动用起自己的关系来，一个矮瘦的农村老太婆（方婶）确实就显得太渺小了，你想要的那数目不但荒唐，就是再想从这里拿一分钱都是可笑的事。”其实，这是作者的潜意识在作祟，因对公安机关和警察的误解所致，以为公安局就是权力部门，人民警察就是权力的象征。
综上所述，大多数非公安作家笔下的人民警察形象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这是非常值得警惕和警醒的。在此，我只想对喜欢从事涉警题材写作的非公安作家们说句心里话，，请维护人民警察形象，人民警察的确是值得关注和关心的群体，他们常面临两难选择，其奉献、牺牲意识，又有多少人知晓？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还有待于对警察感兴趣的作家去深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