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看到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恭王府将斥资四亿复原和修缮的消息，唤起我对恭王府——我童年的伊甸园深深的眷恋。
我并非和珅、和孝公主或是恭亲王的后裔，也非任何皇亲国戚之子孙。但我有幸于1958至1965年在恭王府生活了七年。
一、五六十年代的恭王府
那时的恭王府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即恭王府后花园（翠锦园）的部分为中央公安部所用。我的父亲在1957年调入公安部工作，我家随即被安置在恭王府石山后面的一座平房，即“蝠厅”。据说这曾是恭亲王奕当年经常与至交谋划军国大事之地呢。
我们搬入时，这个大花园南边的府邸归辅仁大学，后为中国音乐学院。府邸与花园相隔的是一座长达160米拥有99间房的二层后罩楼当时是学生宿舍。东边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是天主教堂，西边是一个机械厂（也有朋友说，那是国务院的仓库）。据说自1921年起恭亲王之子为筹备复辟经费将整个恭王府抵押给了天主教会。我们所居住的部分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特务机关，因而解放后被公安部接收。
这是恭王府花园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部分，有十多所大小不等的宅院。当时公安部有四位副部长和数位局长住在园内。另有两幢新式的三层楼房是苏联专家的招待所。现已被划在开放的恭王府之外。
恭王府非常之大，据说总面积有一百多亩，是清代最大的王府。位于西城区前海西区。那时是府夹道一号，后来又改为毡子胡同七号。我们的院子有三个大门，常开的是东南门和北门。而现在开放的恭王府用的是西门，即前海西街17号。
进入王府花园的正门是西洋门，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石的拱门，类似圆明园中的大法海园门。门额上刻着“静含太谷”、“秀挹环春”。跨进西洋门，一座突兀的石峰——“飞来峰”迎面而立。园中假山林立，树木成荫，碧波荡漾的湖中荷花绽放，堤岸边的垂柳婀娜多姿。无处不在的曲径通向亭台楼榭，披着斑斓彩绘的长廊连接着一座座优雅玲珑的小宅院。每座宅院都极为别致，有如圆太阳和弯月的日月门，有因门上雕刻有两个倒垂的花卉而得名的垂花门，还有江南庭院风格的镂空壁窗等。各院内的植物也是独特的：有翠竹、丁香、海棠、芭蕉、紫藤萝、夹竹桃等，色泽、香味各成一体，争妍斗奇。
我家位于石山后最幽静的一排平房，形状如展翅的蝙蝠，因而得名“蝠厅”。凸出的厅堂似蝙蝠的头，向两侧伸展的侧房恰似蝙蝠的两翼。长长的走廊沿着整座平房，彩绘的斑竹据说全是油工一笔一笔画上的。该建筑的造型和彩绘被誉为“古建筑中只此一例”。
这排平房从中间分为东、西对称布局的两套居室，各有六个房间和三个浴室。我家搬入后，曾稍作改动。当时客厅外有一大块平台，于是将我们和邻居汪伯伯家的客厅都向前推出了一大截，成了父亲们的办公室。另外，我家门口与假山间要先下台阶，再上台阶。为了行路方便，两段台阶之间的凹地被填平了。垫高了的土地上搭了葡萄架，还种了苹果、梨树和花。后院养了鸡、鸽子和兔。1999年，我重访恭王府时，注意到原来改动的部分已恢复了原样。
我家面对着园中叠石成峰的主山。那是用糯米浆砌筑而成的假山，爬山游廊依山而建，山间屹立着数棵珍贵的虎皮松。藏在深幽中的石阶蜿蜒崎岖，是那样的神秘，似盘旋着通向山顶，忽而却转下了山洞，成了我们捉迷藏最好玩的地方。一到暑假，孩子们像泥猴子般上山入洞，忽隐忽现。那正是我们的花果山、水帘洞。
山洞里有个国宝级的文物，那是康熙皇帝为母亲祝寿亲笔题写的“福”字碑。据说康熙很少题字，因而这苍劲潇洒的“福”字颇为珍贵，被称为天下第一“福”。
山洞里潮湿阴暗，长满青苔。即便是炎炎夏日，走到洞口也顿时有一股寒气和吸力，不知是仙气还是妖气，反正我不敢独自进洞。走到山洞的中央，豁然明亮，一缕阳光从福字碑前敞开的洞门照射在石碑上，像是福光四射。福字碑前是一个方形的池塘福池），池中养着金鱼和鲤鱼。天暖时，鱼儿戏水，抢食甚欢，常常跃出水面，溅起水花。
山洞的东西各有爬山洞，可盘旋上山顶的大平台——“邀月台”。台上一个大亭榭是全院中轴线上的最高点，可眺望全园。山水，绿荫，亭台、古木、典雅的花园景致尽收眼底。天好时，甚至能看到远远的西山。假山的平台上有两口大缸，缸底有管子直通到假山上，以增加湿度。
我家的保姆和儿子就住在这最高的大亭榭内。照理说这是超凡脱俗的仙人之居，但高处不胜寒。一到了夜晚，山石如鬼怪般突兀怪嶙。古风萧萧，树影斑斑，闹鬼的故事不绝于耳。但她在亲历了这些故事后，并无恐惧，且津津乐道，倒把我吓得不敢走夜路。她是长寿的，在她老年时我去看望了她，精气神儿十足，记忆超凡。谁说没有仙灵的照应呢？
二、恭王府的苏联住客
恭王府在我家搬入前是公安部苏联专家工作和居住之地。到了中苏的蜜月末期，苏联人陆陆续续撤回国，中国的干部和家属才逐步搬进后花园，苏联人则住在靠近东门的洋楼里。恭王府里有专门的西餐厅为他们服务。苏联小孩子每天有专车接送到专门的学校或幼儿园。
那时，大人们很谨慎，碰上苏联人只是笑笑，点点头而已。我们中苏两国的小孩则常常在一起荡秋千，玩滑梯、转椅、跷跷板。语言不通，玩心相通。我也会用简单的俄语和他们对话。
夏日的周末大院里常在露天放映苏联电影。我最爱看动画片，至今还记得《睡美人》、《红菱艳》等艺术片的精彩片断。当然，最最让孩子们鼓噪的是外国人每戏必有的接吻镜头。当戏中人热情奔放时，我们小孩子则在下面嗤嗤地笑个不停。
后来，苏联人一个一个搬走了。蓝眼睛、黄头发的苏联小朋友渐渐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大腕历史，哈拉少”（同志，您好）不再时髦了。连院子里一位干部的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海归儿子，也随他的苏联太太返回苏联了，带走了每天跟我玩儿的非常可爱的混血小孙子，我好不伤心。哥哥姐姐们与苏联小伙伴保持的通讯联系也都渐渐中断了。长大了一些我才懂得中苏关系的破裂。
苏联专家回国后不久，住在恭王府的徐伯伯（副部长）出访苏联，想见见在他家那个四合院搬入前的主人——苏联专家伊万诺夫。这位“大腕历史”（同志），曾是何等的傲慢和骄横，没有罗瑞卿部长的亲自陪同，他是不会出面的，俨然一副大腕的派头。可是在苏联飞机场，他居然不能上前与他的中国老朋友握手，而只能站在远处看着。原来，他不过是内务部的一个小处长，按照对等的外交礼仪，还轮不着他迎接中国的副部长。徐伯伯在访问了当年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以后，十分感叹他们回国后的生活远远不如他们在恭王府的待遇。“大腕历史”的风光不再。
三、大观园之说
其实我们生活在恭王府的八年中，虽听说此为皇上弟弟的王府，却不知道称恭王府。住在附近的郭沫若一次次到访考察，经他这位博学的大文豪的“考证”，我们这个大院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不知是曹雪芹当年曾到访过恭王府，依此园的场景写成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还是在《红楼梦》问世以后，以荣国府为模子建成了这座花园大宅院。于是，大观园就成了这个大院的称呼。
园中大大小小的宅子也都有了《红楼梦》里的名字。如正对“蝠池”（蝙蝠型的池塘，又有福之寓意），建于平台之上的“怡红院”；院内有一片江南丝竹的“潇湘馆”；四周有忠孝结义典故的彩绘，地面有弯曲凹槽的“流杯亭”，被演绎成《红楼梦》里贾宝玉和众才子佳人饮酒赋诗、行酒令时让酒杯顺“曲水流觞”的亭榭。我家的保姆住过的最高的假山亭台据说是贾母及儿媳、孙辈们中秋赏月之处。就连一口被大石头压住的深井也成了《红楼梦》里金钏被王夫人逼迫投井之处……据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周边的地名如大翔凤、小翔凤、府夹道、姑子庙，也与恭王府周围的胡同名相同呢。
我那时还小，不准我读《红楼梦》。而大人们迷着《红楼梦》，一个个成了“红学家”，循着郭老的思路，在无数《红楼梦》的诗词典故中推敲出当年园中的情景。我大哥曾躲在邀月台上（躲避妈妈分配的家务事）看了两天《红楼梦》，眼睛被阳光灼伤，泪流不止（也许是为林妹妹心碎，羞于承认。
郭沫若向中央打报告批专款建曹雪芹博物馆。自此我们这“大观园”可热闹了，周总理、刘少奇、朱德、胡志明、廖承志、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一个个地来视察、造访。名流和文人慕名而来。放学回家看到西洋门前的柳荫大道上停放着吉斯、大红旗，增加了警卫，就知道有重要领导人到场。我们小孩儿好兴奋，自动地站成一排，等着和领袖们握手。父亲和其他大人们因为是做公安、保卫工作的，和领导人往往有接触，碰上中央领导，总听到说：“哦，你住在大观园啊？我可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我那时虽没读过《红楼梦》，可“刘姥姥进大观园”这句话却早已耳熟能详。“大观园”的声名不胫而走，爸爸的老朋友来访的也多了，家家都有不少“刘姥姥”来逛大观园呢，十分兴旺。
关于建曹雪芹博物馆，中央一直没有拍板，但非常重视这座皇家园林的维护。甚至已作为学生宿舍的后罩楼的维修也要上报周总理。总理批示：一切照原样修复。
后来，文化革命了，郭老至死未完成他建曹雪芹博物馆的心愿。他想象中的大观园真的破败了，衰落了。住在里面的红楼人成了黑帮，住进了“牛棚”，自身难保。园丁、工友也不再伺候这封建贵族的老宅。花木凋谢，庭院萧条，金鱼池变泥塘。
不知从何时起，“大观园”因被专家考证为建于1776年的和珅的宅邸，以及1851年恭亲王成为继庆亲王后的第三代主人，从此恢复了恭王府的称号。据说1975年周总理在病榻上，托付给谷牧三件未完成的事情之一就是恭王府这座保存最为完整的王府建筑群的对外开放。1982年，恭王府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占据王府花园的公安部宿舍、教堂和工厂都逐步被接收、修缮，于1988年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
目前宣布斥资四亿修复原恭王府的府邸，是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所在地，正在搬迁之中。当年姐姐考上了音乐学院附中，就住在与我们一墙之隔的学校里。所以我去找姐姐时有幸进去过几回。绛红色的王府大门外卧着两具石狮，十分威武。府内金碧辉煌的大殿堂、戏楼，像故宫一样围成了四四方方的两个大院落，威严庄重。听说这部分将在2008年修缮完毕，届时一个完整的恭王府将重现原来的盛况，展示于世人。
如果当初建成了郭老倡议的以大观园为原型的曹雪芹博物馆，也许今天要耗费更多的人力财力来恢复历史原状，也许经七改八改再也无法复原。看来一个工程的暂时搁浅，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意义。一万年未免太久，可只争朝夕难免铸成历史的大错。
我写到此，正好看到黄裳的文章，谈到周总理说：“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此文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迎来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文汇报》发表了《京华何处大观园》。作者吴柳采访了写《恭王府考》的周汝昌，还配了大幅的“大观园图”，大字标题是：“曹雪芹卒年无妨一辩，大观园遗址有迹可寻”。可见，那正是考证恭王府与大观园渊源的最红火的时期。
尽管曹雪芹博物馆未在恭王府内建成，但周汝昌却并不气馁，沿着原有思路，继续追寻，于1992年推出了《恭王府与红楼梦》，近又增益新知，重订旧作。看来恭王府与《红楼梦》的研究至今仍未休止。
四、盛夏的《早春二月》
记得是1963年，北影导演谢铁骊来朋友家逛“大观园”，他正在拍《早春二月》，正缺一处外景。当他看到这里一幅春意盎然的江南风情，直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北影经公安部同意，大队人马最终开进我们院子时，已是盛夏了。
人马齐了，粮草却未先行。孙道临、谢芳两位大主角无处化妆，剧务主任急得直抓瞎，抓上了在一边看热闹的我：“小朋友，能不能让我们去你家化妆啊？”我二话没说，领着他们就去了我家。镜子、油彩、画笔、头套等在餐桌上摊开了，两位化妆师分别给孙道临、谢芳这两位俊男美女勾画着脸庞、眼鼻、嘴唇，像作画般的精致。
忽然我的父亲回家了，看到窗外挤着看热闹的小孩，纳闷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未经请示，擅自带人入家（这座大院戒备严格，我从未带同学来过我家）。我慌忙向父亲说明事情的缘由。父亲的眉头舒展了，热情地与他们握手，还和孙道临聊得甚欢。爸爸说：“我喜欢你的电影。你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侠就是我们联络的地下工作者。你的《渡江侦察记》也是我们部队的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占区的故事。”两年后爸爸调到上海工作，在市里招待杰出人士的春节慰问会上遇到孙道临，又说：“还记得吧？你在我家化妆过。”
那个暑假，我们可有事做了，虽然不用买票看足了拍电影，可我们也分文不取地帮着剧组搭布景。春天已过，桃花已谢。那满树的桃花，满园的春色都是我们用纸花装点的。那万家灯火的小镇人家，不过是我们竖起的一个个平面的糊着窗纸的框架，后面吊着一个个灯泡……原来电影是一门骗人的艺术，观众是甘愿上当的傻瓜。
《早春二月》中最关键的情节就是在恭王府荷花涟涟的蝠池边拍的。孙道临扮演的萧涧秋同情着在封建礼教下挣扎的文嫂，为了解救她而决定娶她，牺牲和陶岚（谢芳饰）的热恋。孙道临表情愁苦且凝重地在陶岚的校舍楼下（那二层的楼房只是一面镶着窗户、画着砖的大木板）踱来踱去。陶岚在楼上看到他，脸上漾起了灿烂的笑容，打开窗户叫一声“涧秋”，便飞也似的跑下“楼”。可萧涧秋迟疑着说出的却是他的痛苦抉择。如晴天霹雳，陶岚靠着一棵大树，泪如涌泉。突然她转身跑开，叫着说：“不！这不是爱，是怜悯！”“停！”——导演大叫一声，上前面授机宜。镁光灯又重新打开，长焦距等着谢芳的泪水夺眶而出（绝没点眼药水——历史见证）。“开始!”于是谢芳长时间地抽泣，再次迸出：“不！这不是爱，是怜悯！”我们全都会背了，跟着她同步地抽泣，富有感情、抑扬顿挫地说着：“不！这不是爱，是怜悯！”然后学着导演喊：“停！”
因每一次哭过，都要补妆，炎炎夏日，谢芳的脸捂在厚厚的油彩下，连汗都排不出来，几天就长出了一串儿青春痘。孙道临穿着冬日的长衫，带着厚厚的头套，一场戏下来浑身湿透。导演一喊停，就赶紧脱下长衫吹电扇，不过十几分钟又得穿上。可见当明星的辛苦了。
导演不知多少遍地喊“停”之后，真的停机了。平时我隔三差五地就会到他们设在大院招待所的休息室兼化妆室玩儿。两位名角儿特别平易近人，总给我喝他们的冰汽水、酸梅汤。谢芳给我唱《五月的鲜花》，孙道临用英文朗诵，也很喜欢问我在少年宫的活动和外边的事儿。谁知电影拍完时，我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好像是在北京郊外的夏令营。回来以后，看到孙道临、谢芳分别送给我姐姐的英俊、美丽的特写照，背后有他们亲笔写的“送给苇川（姐姐的名字）小朋友”和他们的签名，而没给我这鞍前马后最接近的小当差留下任何纪念，伤心得差点儿哭出来。
“文革”时《早春二月》成了大毒草，遭批判，那两张照片也和家里许许多多可能会被人抓把柄的照片遭到同样的厄运——一炬毁之，而只有美好的回忆始终留在了心底。
在恭王府的童年是快乐无比的。园子大，小朋友多。下了课就喜欢在假山前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快到爸爸妈妈下班时才赶紧溜回家。
院子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住校，“八一”、“育才”之类。我的大哥和二哥读101中，小哥读育才。不知为什么，妈妈不让我和姐姐住校，把我们送进附近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翔凤胡同小学（现为柳荫胡同小学）。出了北门直走，向右拐走到底就是校门。可是从恭王府最深处的我家到北大门要走过假山、金鱼池、蝠池、流杯亭、“怡红院”、“潇湘馆”、“日月门”……就是不出西洋门，走捷径翻土山，到北门也要走15分钟呢。土山本无路，只有树与草，却被我们这些走捷径的孩子踩出了道。一天起码走四次，我对恭王府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是再熟悉不过了。
恭王府被四周的高墙结结实实地围裹着， 但再严实的城堡也难保没有缝隙。紧靠我家院墙的另一侧是天主教堂，也属于恭王府的一部分。有一处院墙是砌在一个太湖石的中间，墙上安了铁丝网和碎玻璃。于是我发现了一条最近的捷径。有几次午睡过头了，我就毫不犹豫地翻过了院墙上的铁丝网，趁人不备，爬下教堂那边的假山，从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前溜出大门，出了门就是大翔凤胡同，没几步就到学校。当然这是一条非常时期才启用的通道，而且是绝对不能泄露的。
但好景不长。爸爸生重病时，304医院派了位护士做护理。一天晚上，她去厨房熬药，大惊失色地跑回来说看到一个梯子靠在院墙上。谁知道待到几个警卫赶到时梯子却不见了，忙活了半晚也没发现踪迹。不管如何，当晚安了岗哨，第二天公安部派人来侦查取样，也未查出下落，推测是那位护士由于紧张而产生的幻觉。她急得哭了，当兵五年，正在入党提干的当口，哪能被人看成胆小鬼？便信誓旦旦地保证没看错。后来爸爸表扬她警惕性高，才让她得到安慰。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可是我的秘密却被发现了：墙头上的玻璃大量残缺，铁丝网也被拉扯过，大概还有我的脚印。我被询问后全招了。我这条秘密通道就这样被捣毁了不说，墙头上加固了新的碎玻璃、铁片和铁丝网。更要命的是，每当我晚上出去，那梯子竟然在眼前幻影般若隐若现，害得我总以为教堂那边有特务爬过来。
那年头，很多间谍的故事都喜欢扯上教堂。在做祷告或是忏悔时，神父就把密写的纸条偷偷地塞给了伪装成他的教徒的间谍……于是让我从小对教堂有一种既神秘又恐惧的好奇心。我常常站在我家这边的假山石上窥探那边熙熙攘攘的做祷告的信徒，看他们在胸前画十字，在圣母玛利亚雕像前下跪。父亲的秘书李叔叔家的窗户就对着礼拜堂，周日我会在他家推开半扇窗，听教堂传出的祷告声和唱诗班的优美凄婉的和声。我从没进过教堂里面，直到几年前重返开放的恭王府，看到我家与教堂间的院墙消失了，教堂已经恢复成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戏楼。戏楼里的游客们正嗑着瓜子，品着香茶，兴致浓浓地看着戏台上的京剧，颇有当年王爷、王妃们的排场。
说到间谍的故事，我小时候最爱看《福尔摩斯探案集》。这套书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翻译内部出版的，我也是偷着看的。我满脑子都是曲折离奇的破案情节。有一天，隔壁的音乐学院宿舍有人作案，钢琴、小提琴给砸坏了。看到沿着后罩楼测量、取证的办案人员，我兴奋地跟着看热闹，期待着一个惊险的侦探故事。
案子破得倒很快，可让我大失所望。那居然是我们大院里一个最调皮的九岁男孩干的，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他趁学生上课，宿舍无人时爬进了后罩楼的小窗子，用重器对乐器乱砍，破坏完就回家了。这案子的离奇，就在于谁也没想到作案的人偏偏就住在公安部的院内，是个既无冤又无仇的毛孩子干的，是任何逻辑推理都无法解释清的垃圾案子。好在破坏不大，一个九岁的小孩又进不了班房，他的当局长的爸爸给了他一通皮鞭伺候，自此再没惹事。
暑假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那些住校生全回来了，清静的恭王府一下子有了生气。大一点的中学生把全院的小孩组织起来，锻炼身体，参加公益劳动，排练话剧、相声、小品，歌舞加手风琴和口琴伴奏……暑期结束前我们会在原来放苏联电影的露天平台上，上演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
我的哥哥们往往喜欢玩点儿带刺激的。有一年暑假他们闲来无事，居然捅起了马蜂窝。他们看不过房檐下越来越大的马蜂窝，和肆无忌惮在头顶上窜来窜去的大马蜂。于是把头包得紧紧的，戴着眼镜，拿着长长的火把，去点马蜂窝，那架势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马蜂窝点着了，一窝蜂嗡地蹿了出来，朝哥哥的头上叮去。可哥哥们全副武装，任凭蜂蜇虫咬，我自岿然不动。马蜂实在气不过，就突然转向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姐姐，她捂着头吓得哇哇大哭，脸上还是被马蜂报了一箭之仇。
我们还有一块试验田，就在靠教堂的墙根底下。有一年，大概是受大街小巷那些宣传画上比人还要高的大玉米、大萝卜的影响，三哥说要创造双层种植法——萝卜往下长，西红柿往上长。于是，他带领我们深翻土地，上了厚厚一层鸡粪，先播萝卜籽，覆盖上几公分土后，再种西红柿秧，期待着秋后地上和地下的双丰收。经过我们的精心培植，西红柿倒是吃到了几个，可是拿铁锹把土翻了个个儿，也没见到一个萝卜。
暑假一过，住校的玩伴儿都走了。但那是一个童心无忌的年月，什么都可以让我玩儿得酣畅淋漓。放学回家，在院子里碰上扫垃圾的工友，我会坐在他的手推垃圾车里，上坡，再借着地势落差形成的加速度飞快往坡下冲，那刺激的程度不亚于迪斯尼的游艺机和磁悬浮火车。 有一天，我和姐姐又上了垃圾车。下坡的时候，那工友想让我们尽兴，猛地一推，车轱辘转得飞快，悬浮起来，失去了平衡。车子翻了，我的头重重地磕在石头地上，垃圾箱扣在了我头上，当场就昏了。清醒后已经在家里了，姐姐守着我，急得不得了。我头胀欲裂，呕吐不止，后来上医院，诊断为脑震荡。
我曾经很盼望生病，最好缺胳膊缺腿，可以不上学，有人背着，还有鸡蛋吃。在我得脑震荡时，我有了吃鸡蛋羹的待遇，可没等解馋就全吐了。后来我的头又一次摔伤，那是在学校擦玻璃时，从窗台上失手，头磕在书桌角上，血流不止，送到医院缝针，把头发都剪了。还算幸运，我的脑袋最终没残废，可是离天才的距离就更远了。
1958年，一件最兴奋的事是我家买了一台苏联红宝石的黑白电视机，好像是五百多元，用了爸爸一个半月的工资。那也是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大院里好几家都买了。那时中央电视台刚刚建立，只有新闻节目，技术也不过关。一会儿播音员沈力倒过来了，一会儿荧屏像刮风下雨、飘雪花，影像错乱。我们是看着中央台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后来除了晚间新闻，又多了京剧、曲艺节目。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马季的相声伴着我们走过了许多周末和节日。那时只有一个台，到了京剧爸爸看，到了动画片我们看，没有选台的争议。这台很笨重、显像管像英国人在鸦片战争时用的火炮一样长的电视机跟随了我们将近20年，中间只换过一次显像管。直到“文革”过后，补发了爸爸被扣发了八年的工资，家里才买了第二台电视，淘汰了红宝石。
六、老宅惊魂
恭王府白日里山清水秀，花香柳绿，百鸟争鸣，让人心旷神怡。可一到了夜晚，山石如鬼怪般突兀怪嶙。参天的古树如妖魔般伸出三头六臂，影影绰绰，在风中摇曳呼嚎。走在路上只听脚底下的树叶沙沙作响，越想越怕。猛地再蹿出个野兔、野猫或是黄鼠狼，真把魂儿都吓跑了。半夜时分，常常有野猫像婴儿般啼哭，时而凄厉，时而惨嚎。我不懂那是叫春，保姆骗我说又有人死了。从古到今，恭王府这座老宅不知有多少人死过，大人们总有闹鬼的传说和亲历的故事。
有人说碰上过吊死鬼晴雯，就在哪棵树上。有人说一位去世的长者每晚都在院子里散步。住在恭王府最高处邀月台上的我家的保姆常常说起，夜晚鬼怎么在门外哭，后来怎么破门而入，她的儿子又如何被鬼附身，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她给我看过被鬼砸裂的水缸，平白无故断成两半的炉盖……我爱听鬼故事，喜欢那种心跳的感觉。可是又怕听，听完就黏着大人，哪儿也不敢去。鬼故事也许就是管小孩儿的一个法宝。
更可恨的是我那顽皮的三哥常常装神弄鬼。用红纸条做一个长长的舌头，用锡纸做成尖尖的手指，在窗外装吊死鬼吓我们姐妹二人。有时还在晚上躲在大树后，猛地蹿出来吓正走过来的我们。
我晚上特怕出门，可父亲常常差我去给他秘书传话。那时的电话实在不够高明。父亲虽有两个电话，一个是“红机子”，即可直通中央的保密电话。另一个是直接对外拨号的普通电话，可是与秘书李叔叔家的电话是一个号码。闸门合上，线接到我家，闸门拉下，线接到李叔叔家。如果电话需要李叔叔接，那还好办，让人再打一次，我们把闸拉下来就是了。可是我家和李叔叔家却不能直接通话，爸爸几乎每晚都有事请李叔叔来，我就得下山传话。到炊事员或司机家就更远了。每次我走夜路，眼睛绝不向四周看，只闷头走，可那些吊死鬼的造型会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用看恐怖片，在恭王府漆黑的夜幕里我的脆弱的神经会想象出无数恐怖的幻影……
我的父亲是围棋高手，在恭王府里唯一的棋逢对手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陆石叔叔。当时中国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群众出版社出的，包括翻译的。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是由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听说辨认溥仪的原稿很费劲。溥仪不会用标点，两字就一个句号，文法也不那么顺。溥仪在宫中学习时还小，后在战乱中并未有系统地学习。编辑要动脑去猜，再与他本人核实、推敲，最终写成书。《我的前半生》出版时相当轰动。
话拉回陆叔叔。他戴着厚厚的上千度的近视眼镜，可镜片的度数还达不到他实际的近视度数。在夜里，他的视力几乎是零。所以爸爸请陆叔叔来下围棋时总是差我去接送他。有一回我出门晚了，在半道上看到一个黑影弓着腰，用手摸着石头上台阶……我吓出了一身汗，不知是人还是鬼。后来确认是陆叔叔。我好抱歉，没在他出门前赶去。他笔下生花写出的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侦探故事，让人们那么着迷。而写书的人恐怕并无擒拿格斗之能。我常常担心如果坏人真来了，他眼睛看不清，如何战斗？说不定还得要我这个胆小鬼保护呢。
喜欢装鬼吓唬我们的三哥偏偏在上高中时编了一个话剧《不怕鬼的故事》。那是一个有反修含义的短剧。他就在戏里演代表帝国主义的鬼。一开幕，一个长长的飘浮不定的鬼影，伴着恐怖的嚎叫出现在舞台上。接着那拖着长舌头，尖尖的手指举着响尾蛇导弹模型的哥哥上场了。学生们一阵阵鼓掌叫好，只有我心知肚明这就是哥哥常常在恭王府轻车熟路的伎俩。姐姐和我观摩了这场演出以后，又到我们各自的学校里“盗版”上演。姐姐演不怕鬼的弟弟，我演了怕鬼的修正主义哥哥。当鬼影一出现，我就吓得扑倒在地上，哆哆嗦嗦，居然是我在恭王府被闹鬼的传说弄得魂飞魄散的真实写照。
七、恭王府周围的老胡同
恭王府的周围是北京再平常不过的小胡同和四合院。几年前在《世界日报》上读到北京的“胡同游”，原来就是我最熟悉的分布在恭王府、什刹海、后海、银锭桥一带的小胡同。老外大多悠然自得地坐着“时髦”地飘着黄旗的三轮，听穿着红色马夹的三轮导游侃着老北京的故事。几年前重游恭王府时，也重游了附近的小胡同。让我诧异的是在巨变的北京城内有一处不变的，居然是我梦中无数次出现过的土墙围城般的群落的四合院。
当年大翔凤小学的同学大多住在这些四合院里。四合院有大有小，有旧的和很旧的。我去过一位满族同学家的大宅，她祖上是清朝当大官的。虽然四合院破旧，但看得出昔日的富足。正门对着一个大厅，黑糊糊的厅堂供着历代的牌位，供香的方桌旁是两把红木的太师椅。她曾祖父母的大头像悬挂在墙的正中。有一张很多人的合影中有她的上代人和李济深（国民党创始人，新中国开国时当过国家副主席），都穿着长袍马褂，像是民国时代的装束。他家人非常有礼数，热情地招呼着：“姑娘，您这儿坐”，“您这儿慢慢儿聊着”，“您走好”。还从来没人把我个小孩儿当回事儿，我心里直觉得好笑。
而大多数的四合院都是好几家合住的大杂院，院子里往往有口井。夏天就用水桶把西瓜和啤酒浸到井水里“冰镇”。全院儿老老小小就在院子里支着小竹椅边吃边聊边扇着大蒲扇。
下了课，我们往往到学习小组的同学家一起做作业。条件好一些的能让我们围坐在大餐桌上写作业，条件差的大概只能跪在炕桌旁了。我家的条件应该说是最好的了，可是我一次也没让同学走进那个有卫兵把守的高墙深院。老师和同学也从没要求我和别人一样轮流请同学到家里做功课。我想他们也是在恭王府对外开放后才见到“庐山真面目”的。这是我始终深深抱歉的。
记得大跃进的年代，学校的操场上也立起了一个炼钢炉。老师很卖力地往熊熊的火炉里丢进我们上交的废钢铁。火不能熄灭，老师们得日夜加班，眼睛熬得和炉里的火一样红。而我们就得更卖力地搜寻废钢铁。我家的旧锅、水壶、秤砣……得平均分配给几个兄弟姐妹，以完成学校的任务。到哪儿再找得到废铜烂铁？我每天放学回来在院子里的树丛中瞎转悠，盼着踢到一个带响声的东西。
后来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学发现了一个工厂的后院堆了很多废钢铁。于是我们下了课，走了半小时才到那工厂。钻进铁丝网，我们就往筐里装不成形的钢板边角料，哼哧哼哧抬回学校。连干了几天，我们小组都是超指标的。大概有得红眼病的，发现了我们的聚宝盆，也去捞。结果就被工厂的保安抓住了，告到学校。闹了半天那工厂是正牌的轧钢厂，边角料可以重新回炉炼钢。人家是真炼钢，我们把人家的纯钢拿回来丢进土炉，炼出来的都是岩石般的黑疙瘩。我们纯粹是瞎起劲，当时全国都在瞎起劲。《人民日报》天天报道钢产量，1958年炼出了1080万吨钢，不知其中包括多少像我们小学烧出来的那种废疙瘩。后来不知为何，大炼钢铁的运动过去了（就像任何运动一样，再折腾都会过去的），拆土炉，清除满操场的又重又脏的金属垃圾又是一番折腾。
那时还有一项课外功课是逮老鼠，逮老鼠的成绩要凭上交的老鼠尾巴。我曾经靠炊事员叔叔抓住的老鼠上交过一条尾巴，仅此而已。看到别的同学每天有新的成绩，心里可着急了。家里只是偶然能看到老鼠，我又很怕贼溜溜的老鼠，哪能抓得住？有一天我问一个一天就上交三条尾巴的同学：你们家真有那么多老鼠吗？他说，你好傻，把萝卜尾巴剪下来搓搓泥，不就跟老鼠尾巴一个样吗？他的脑子可真好使，不知老师每天收到了多少萝卜根呢。数字一级一级地往上报，于是全中国老鼠成灾，消灭的老鼠也成倍成倍地增长。
每次去北京重访恭王府，我都会沿着周围的胡同，朝那些年老失修的四合院里张望，几年前看到的是满目的鲜花，去年看到的是层层叠起的砖瓦，一派大兴土木重修四合院的景象。有的四合院已经成了张灯结彩“朱门酒肉臭”的饭店、酒吧，有的已是人去屋空，萧条冷落。我一边串着这熟悉又陌生的胡同，一边期盼着奇迹般地碰上个两鬓灰白的老头儿或老太太，冲着我这个老同学惊呼：“啊，怎么是你啊？”
八、入住恭王府的“无产者”
当然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是高于大多数小朋友的。我们有浴室和冲水马桶，房子比别人大。但家具是简陋的，都贴着公家财产的编号。父母仅有的财产是刚解放时部队发的印着“保家卫国”的帆布箱，当然后来又添了一个电视机。我们睡的是木板床，我和姐姐合用一个旧书桌。父母要我们记住我们没有财产，是无产阶级。这个定义也许并不确切：这是一个成为了人上人的阶层，尽管没有产权，却有高于老百姓的使用权。但无论如何，那时的干部有非常自觉的、公私分明的意识。
父亲生重病时，部里买了一点高丽参给他。爸爸说什么也不让公家出这份钱，听妈妈说每月从工资里扣，才把几百块钱还清。妈妈写私信从不用公家的信封。就是私信，也总是把别人寄过来的信封翻个面再用。我常常帮妈妈做这个手工活儿，所以记忆特深，而且我自己很多年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爸爸妈妈对我们管教非常严。我从小穿姐姐的剩衣服，也没钱买零食。小学时不给零花钱。初中时一个月有五毛钱，高中变成一块。记得跟同学走半小时到鼓楼文具店买根铅笔或一块橡皮，回来还要把多余的钱还给妈妈。同学买糖葫芦吃，我只能在一边咽口水。那滋味不好受。可我从来不敢开口要求多一点小钱，哪怕是得了奖状。
有一回我的三哥跟妈妈要了五块钱到王府井买他学美术的颜料和画册，结果掏钱买东西时发现那五块钱没了，也不知是不是给小偷掏去了。他怕妈妈骂他，不敢回家。家里左等右等，吃了晚饭仍不见他身影，妈妈真的急坏了。后来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关门了，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店门外哭，是不是你家的孩子？我证明他丢了钱，你们不要骂他。妈妈哪还顾着钱的事，赶紧把他接回来。我家的家教似乎也太严厉了些。连我家最调皮的三哥为五块钱都不敢回家。碰上我没准儿得在外面待上三个月。现在我们都老了，每次聚会少不了翻出过去的事开玩笑，妈妈自己都觉得对我们的要求是太过分了。
比起别人家，我总觉得我们小时候得到的母爱少了点儿。我妈妈那时是国务院机关幼儿园的院长，那是一家依照苏联的幼儿教育模式管理的全托幼儿园。为了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她也和小朋友一样，住在园内，周六才回家，所以我们平日是见不到妈妈的。我有两次住院，妈妈都没来看过我。有一次在全身麻醉醒来以后，看到病房里其他小病友都有妈妈陪着，我却没有，哭得很伤心。护士告诉我，妈妈打过几次电话，问我醒来没有。第二天，姐姐和保姆带着一罐冰激凌来看我，我才开心起来。那罐冰激凌也是因为我刚切除扁桃体，妈妈嘱咐要我当任务吃的。看着我皱着眉头痛苦地咽下冰激凌，姐姐只能在一旁痛苦地咽口水。
妈妈周末回来就忙着处理家里的账务，布置下一周家里的伙食计划，买东西，给我们五个孩子做衣服……妈妈也布置我们劳动，扫院子、扫鸡窝常常是我的活儿。
父母不太督促我们学习，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够努力了。他们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品德、劳动观念和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很少表扬我们，即使老师在与家长见面时说了我九个优点，一个缺点，那一个缺点就是妈妈和我谈话的唯一的内容，其他九个优点全都忽略不计了。
我的爸爸在我们面前总保持着一种威严，除了对我们政治性的教导，他是不喜欢过问婆婆妈妈的小事的。所以，爸爸对妈妈为了别人的孩子不管自己的孩子这件事颇有意见。让他又当爹又当娘，真是难为了他了，何况他也时常去外地出差。后来爸爸生病了，院子里的几个叔叔阿姨开始站在爸爸一边，向妈妈吹风，妈妈最终调到了公安部，结束了她自解放以来就从事的幼儿教育。
妈妈和爸爸在一个部里上班后，爸爸乘小汽车，妈妈骑脚踏车上班。爸爸的汽车当然从不送我们上学，就连我的大哥和二哥在西郊的101中住校，礼拜六下午回家，有时为了省几毛车钱，能从起码50里外的学校走回家来。你能想象吗？当然驱动他们的并非区区几毛钱，那时候年轻人心中涌动的英雄主义和坚韧的精神是今天的小皇帝们不可理解的。后来我上中学时，也试过每天跑两个小时来回学校，一个月才省下了两块钱的公交车月票钱。后来由于营养跟不上，贫血，头晕而放弃了这得不偿失的“省财之道”。
我们家的饭桌上是不准留饭粒的，谁掉下的饭粒谁吃。更甭提碗里的了，必须吃得干干净净。爸爸有一次说起，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大连开刀疗养时，疗养院有人吃馒头还剥皮，一位护理员来收桌子时，把馒头皮从桌上抓起，一把塞进自己嘴里，眼睛狠狠地瞪着那人。后来那人再也不敢了。爸爸说很多人吃不饱饭，浪费粮食是犯罪。我到现在还记得爸爸在讲这个故事时，学那个护理员气愤地瞪眼的情景。
即便我们与爸爸在同一饭桌上吃饭，却吃着不同的饭菜。他有特供，可以吃到小站米、牛奶、鱼肉等，我们都自觉地吃着我们那份普通餐。据说在战争时期，哥哥在很小时就懂得在爸爸吃饭时离开，和妈妈去吃大灶。可我总是吃着自己碗里的，瞄着爸爸盘子里的好菜，就是饿，也故意细嚼慢咽，默默地期盼着爸爸吃下的剩菜（也许是他故意没吃完）。等爸爸一离席，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赶紧把自己碗里的饭扣到瞄准已久的盘子里。那带着肉味的残渣剩汤拌在饭里时，让我们感到了无比的幸福。而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这种舔盘子的幸福不再有了。
我一下课，就喜欢往厨房里钻，跟炊事员叔叔要炸过油的猪油渣吃。他炒菜时我在一边不肯走，总要帮他尝尝咸淡，还动不动去尝那半生不熟的半成品，哪怕在那儿闻闻油烟味儿都是好的。他讨厌死我了，每天在我放学回来时就把厨房门关上。我总是在门外央求他：“童叔叔，给我开开门。”看我们谁磨得过谁。我总有办法让他开门的，给爸爸沏茶啦，端中药啦，给鸡喂食啦。我那时就像一个小老鼠，总想偷油吃。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不再开伙了。厨房里只能喝到白开水。
三年自然灾害时，爸爸很长一段时间在湖南蹲点。有次回京汇报工作，吃饭时突然对我们发火，说你们去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连地瓜叶都算是好的。爸爸还说起他到一个村子去时，村干部摆了一桌好菜招待，他气得扭头就走，随后就把村干部给撤了。爸爸要全家吃食堂，他吃小灶，我们吃中灶，炊事员到食堂帮忙。爸爸还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从三十斤减到二十二斤。小时候我并不懂得爸爸在湖南看到了什么，在北京，我们感受到生活更艰苦了，吃不到肉了，但并没有饥荒的体验。
那次到湖南调查，刘少奇是工作组长，爸爸是副组长。直到最近，我才看到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祸’”，凭的就是他在湖南四十四天的调查。
我的父亲在湖南蹲了半年多，后在酷暑中肺泡突然破裂，造成气胸。经黄家驷、朱贵卿等专家飞到长沙抢救才幸得一命。后爸爸被护送回北京协和医院继续治疗。出院后爸爸疗养了很长时间，大多在家办公，看文件，接电话，家里才又重新开伙。
那个年代，大院里人来人往，就是一杯清茶，我从不记得有互相请客吃饭之事。有亲戚或远方的朋友来，就在家吃个便饭，外加一两个菜。人与人的关系既简单又和谐，有人情，却无人情负担。也许是物质的匮乏，也许是定量供应的限制，就是想请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倒也造就了清廉的一代干部。
爸爸有几个特别好的棋友，都是京城的部级干部。周末我们会很高兴地随父母去人家的四合院串门。爸爸们下棋，妈妈们切磋种花或烧家乡菜的厨艺，我们小孩子就在一起玩耍。有时能吃到自家做的甜甜的酒酿圆子。可到了吃饭时间，就收摊回家，从来没有留下吃饭的道理。反之，他们来我家，也是只下棋，没饭吃，没有一点儿客套。
有一回，陈毅伯伯来下棋，他是个稀客，又是爸爸在新四军时的军长。大哥被分派去买西瓜，谁知买西瓜要发热证明。于是哥哥用了爸爸疗病的特权，在北京医院开了张证明，才买到西瓜。
我父母对我们的近于严酷的家教是我们后来对子女难以仿效的。在我还没上小学时，就因说了一句“他们老百姓……”被爸爸臭骂：“你不是老百姓？你是地主、资本家？”当然我们从小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很坏的坏人。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没搬进恭王府，我在府学胡同小学的班上有一位女生，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苏式的布拉吉，白纱滚边，还配着小围裙，辫梢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吸引了全校学生的眼球。我穿姐姐穿剩下的裙子就是不如她的洋气，她让我相形见绌。有一回她神气十足地在我面前显摆：“我爸爸是副部长。”我不服输地说：“我爸爸是副检察长。”她说部长比检察长大，我不懂这个，她便说：“我爸爸国庆节上天安门观礼台。”我说：“我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我跟爸爸到天安门上看焰火，还见过毛主席。”她一脸不悦，扭头就走了。
我早把此事忘了。谁知半年以后的一天，爸爸突然找我训话：“你不得了了。人不大，倒知道跟人家比大，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坏思想？！”爸爸把我训得直哭。他又说：“你知道她爸爸是谁？在新四军他救过我的命！”原来，我同学的父亲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不仅在抗战时是爸爸的老战友，还两次在爸爸病危时为爸爸开刀，挽救了他的生命。世上竟有如此凑巧的事，偶然在外边流露一点儿优越感，却偏偏撞在枪口上。
大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过这么一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我们几个兄弟对军官的肩章很感兴趣，就自己在家里开始了动手制作肩章的热潮，有尉官的，有校官的，也有将军的，而且军衔越做越高。级别最高的，是我制作的大将肩章，我认真地对木质肩章用沙子进行打磨，做得非常精致，令我非常骄傲，爱不释手。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正当我们在院子里炫耀自己的作品，并在肩上比试时，爸爸下班匆匆走进院子，被他一头撞见，我们要躲避已来不及，脸上露着窘态。不知爸爸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早有察觉，或早有不满，总之这次他二话没说，十分愤怒，上来一把将我们的肩章夺去，通通捏成碎块。最让我不忍目睹的是，我最心爱的大将肩章，一瞬间也被他用手折断。爸爸的惩罚让我们几个兄弟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仅为自己的辛勤成果付之东流而可惜，也对爸爸的武断而不满。当时，我们只不过因喜爱肩章，想试试我们的创造力，而并非是想当官，或不愿做普通劳动者，爸爸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们很感到委屈。即或我们想当将军，现在看来，也未必是坏事。但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似乎有此想法是大逆不道，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是非常危险的。但从当时看来，爸爸当机立断制止了我们的行为，实在是出自关心孩子的成长，其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如果真做过将军梦的话，也早已被父亲的武断扼杀在摇篮之中了。一个天才的将军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毕竟是一件可悲的事。
尽管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温情不够，缺乏民主的作风，但他们的身教、言教成了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若干年过去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有了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工作，却有一脉相承的为人：诚恳、本分、正直和厌恶贪婪，这大概就是来自于父母的基因。
九、恭王府的熏陶
恭王府，既有京城王府的富丽堂皇和非凡的气势，又有着典雅的庭院楼阁和诗一般幽深秀丽的景致。在这个氛围里生活久了，就连那些一生戎马倥偬和听惯了“保密局的枪声”的公安干部们也被熏陶得斯文了。谈历史，读名著，讲诗词，舞文弄墨，在大院内蔚然成风。
我的父亲在养病期间有可能准备着退位，他写过一首诗《我为革命拔小草》，说的是：就是到田里拔草，也是为革命做贡献。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爸爸练书法写得最多的。他也爱画梅花，读古文、古诗。为此他结交了不少美术、书法界的朋友。他随朋友逛荣宝斋，只观赏，不买，倒不是他有很强的抑制力，实在是他的口袋里没什么零花钱。尽管如此，他越来越喜好考究的砚台、墨和宣纸，开销不小。有一次，在别人的怂恿下，爸爸买了一套古代名画画册，记得要一百多块。秘书跟妈妈报账时，妈妈十分吃惊，有点怪爸爸不知当家的难处。爸爸说当时没好意思先问价，谁也没想到两本书要这么贵，等付钱时才知道的。
母亲非常喜欢养花，特别是兰花、水仙花。我们的院子里种了牡丹、月季、天竺、美人蕉，也有桃树、梨树、苹果树、葡萄……住在恭王府时是我记忆中生活最悠然自得的时期。但后来好像毛泽东批评了干部中的养尊处优、修正主义倾向，爸爸开始在家里反修，说花花草草是养尊处优的表现，不许再养兰花。哥哥们周末回来，爸爸总要给他们上政治课，讲“九评”，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学科学，认为中国需要科技方面的人才。可不知道是不是恭王府的文气缭绕，我们都喜欢文艺。我的大哥和二哥先后都当过101中学的话剧团长。大哥曾想考电影学院当导演，还和在电影《鸡毛信》里演过海娃，后来真当了导演的同学蔡元元一起写电影剧本。二哥也有考戏剧学院的念头。但爸爸努力地劝说他们，甚至让他们放弃了被选送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因为爸爸的政治敏感性已料到他们的学业会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果真，第二年（好像是一九六一年），中国在东欧的留学生在返回祖国路过莫斯科时，在红场被殴打。和我哥哥那批一起选送留苏的学生还在北京外语学院强化俄语，就接到通知，停止留苏计划，学业被延误了一年。而我的大哥已经上了中国科大，二哥上了哈军工，好在听了父亲的劝告。
而我的三哥和姐姐却未遵父命。他们一个喜欢画画，一个喜欢唱歌，后来分别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我的三哥对美术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坐在假山上，画到天黑。在院子里，他画山，画水，画楼台亭阁，也画鸡、鸽子和兔子。一到周末他总是背个大画夹出去写生或速写，捕捉菜市场、公园、大马路上栩栩如生的人物活动。大雪天他到北海公园赶画雪景，当白雪覆盖的白塔、挂着冰凌的松柏、溜冰的小孩跃然于纸上时，他的手已经冻僵了。
有一回他看到一个磨菜刀的老头子十分有特色，就盯着人家画，谁知把老头子惹火了，操起菜刀追杀过来，哥哥卷起他的画夹一路逃窜，好不狼狈。还有一回，他为了画一头驴子，驴子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也不知跟了多久，总算画完了，天也快黑了。再一看，已经到了郊外什么地方，家也找不着了……
妈妈看他这么热衷于美术，相信他会有作为，在爸爸面前为他说了很多好话。妈妈还请了朋友，画家阿老，来鉴定哥哥的画是否有搞美术的潜力。阿老很赞赏三哥的画，也给了指导。有一回阿老教哥哥画素描，要我当模特。半小时左右画完了，人人都说像。可我总觉得太老成了些，十一岁的我，像是三十一岁。且我并不希望太像我，希望的是画家妙手回春，把我变得漂亮点儿。所以我真不希望那幅画被哥哥挂在墙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幅画（大概是搬家时丢了），这实际上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张画像，且出于名家之手。现在想想我也太没远见了，我应该珍藏这幅画像，要是今天再来看三十一岁的我，有那么年轻，感觉该有多好啊。
中央美院附中发榜那天，三哥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考上。他从榜尾开始找自己的名字，找来找去找不到，已经灰心到极点。后来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近榜首处，让他欣喜若狂。他飞奔回家，就跳进放满冷水的浴缸，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考上我就不洗澡！因为他最恨洗澡，有时他为了蒙混过关就到卫生间放了水，把毛巾弄湿再挂起来。发榜前他已经好久不洗澡了，一身汗臭味儿，可谁都劝不了他。这回，他自觉地把全身浸入凉水，彻底地洗了一回澡，结果大病一场。虽然没有像范进中举，得了癫狂症，也是连续几日不退的高热症。
而我的姐姐却是瞒着父母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她的先斩后奏让爸爸非常气愤。当时她已被保送上了北京女一中的高一，但她始终想着学唱歌，她的音乐老师又极力鼓励她去试试。她怕和父母说不通，动摇了自己好不容易下的决心。想着反正没把握，就试试吧。虽然从全国来的考生不乏佼佼者，可姐姐居然以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一路闯关，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又进入复试。于是，她也越来越担忧如何闯过家长这一关。未等金榜题名，姐姐暑期随女一中到河北部队军训，临行前她留下了一封给爸爸的信。如果音乐学院有录取通知，就要我把这封信交给爸爸。我还乐滋滋地以为这是一个美差。
一天，音院附中的校长亲自到我家，送来了录取通知书，也许他也有意要访问一下与他们一墙之隔的邻居。校长来时是爸爸接待的，我真为姐姐高兴。爸爸一送完客，我就笑嘻嘻地把姐姐的信拿出来了。谁知爸爸信还没看完就勃然大怒地给了我两个大巴掌，说：“你们居然会搞阴谋诡计了，在我的眼皮底下搞得天衣无缝嘛。你们对我搞资产阶级的欺骗，就不要怪我搞封建主义……”爸爸毫不讲道理地把气撒到我头上，我哭得气都喘不上来，有冤还不敢诉。爸爸请秘书打电话到部队，叫姐姐回来。她是一个星期以后结束了军训才回来的。我还为姐姐捏着一把汗呢，谁知爸爸那时气早消了，大概也早做了放行的准备。根本没怎么批评姐姐，姐姐开开心心地卷着铺盖到位于恭王府府邸的音院附中去住校了。我为她过爸爸这一关牺牲了自己，既没人向我道歉，也没人感激我的奉献。若干年过去了，和姐姐说起顶替她挨打的事，她说：“真的?你还挨打了？我怎么不记得了？”看来往事不过如烟哪。
我的家在1965年8月搬出了恭王府，随父亲到了上海。我当时很不情愿离开北京，离开恭王府。四十年过去了，恭王府给我留下的回忆直到今天都是永恒的甜美。
不久前，我找到了我在大院里时最好的朋友在加拿大的电话。我和她说起过去一些捣蛋和好玩儿的事：我们曾站在我家东墙的假山石上冲着墙那边的教堂画十字，喊着:“圣母玛利亚，救救我，肚子痛死了。”喊完就跑。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溜冰；周末在她家偷着试穿她妈妈的高跟鞋；还有悄悄地探讨我们究竟是怎样从妈妈的肚子里生下来的……
“文革”以后，占据恭王府的几个单位都陆续搬出。从此，恭王府结束了与历代王朝的恩恩怨怨，结束了她的政治使命，而成了北京城一座记载历史辉煌和风采的王府博物馆。
恭王府清朝三代主人和珅、庆亲王和恭亲王的历史，世世代代留在了恭王府的史册。而恭王府在近代一百年的变迁也许永远无人提及，成了历史的空白。作为恭王府的最后一代居民，我趁闲写下了我少年时期的恭王府生活的片断，也算填补这历史的小小的缺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