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很久了，在十多午前，我就打算写一本很难写的，不过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想）是很有趣的书。
这本书应该由许多卓越的人物的轶事组成。
而这些轶事又必须是短小生动的。
我甚至已经开始为这本书编排了卓越人物的名单。
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写进去我认识的几个最普通的人的轶事，他们虽然默默无闻，早已被世人遗忘，但其实并不逊于那些声名显赫、众人爱戴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未逢其时，而且身后没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微细的痕迹。他们多半是只为一种热情所俘的献身于事业的人和忘我的工作者。
其中有一个是内河航船船长奥列宁—伏尔加里，他的生活经历美妙而神奇。他生长在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里，曾在意大利学过声乐。但他想徒步漫游欧洲，便放弃了学习，真的作一个街头歌手走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在每一个国家里，他都和着六弦琴，用那一国家的语言卖唱。
我是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纸的编辑部里认识奥列宁—伏尔加里的。有一次下班后，我们要求奥列宁—伏尔加里从他街头节目中挑几支歌唱给我们听听。不知是打哪儿找来了一把六弦琴，于是，这个穿着内河船长制服、身材不高的干瘪老头子，忽然变成了一个大音乐家，变成了一个惊人的演员和歌手。他的声音显得非常清脆柔和。
我们屏息静听着自由奔放的意大利咏叹曲，断断续续、音调铿锵的巴斯克人之歌，在号角声和火药味中欢呼的马赛曲。
从欧洲流浪回来之后，奥列宁—伏尔加里作了海洋轮船的水手，考取了远航领航员，纵横航越地中海多次，后来又回到俄国来，在伏尔加河上当船长。我和他结识的时候，他正在领导从莫斯科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之间的客船。
他是第一个冒着风险、负责把一艘伏尔加河的大客船领进一个狭长的颓朽的莫斯科河区水闸的人。所有的船长和工程师都断言这是不可能的。
他第一个建议把著名的马尔楚吉地方莫斯科河的河身理直，在这个地方莫斯科河曲折得很厉害，连看了地图上它那无尽的曲折，都会感到头昏目眩。
奥列宁—伏尔加里写了许多论俄罗斯河流的杰出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已经轶失，被人遗忘了。他熟知几十条河流的所有深渊、浅滩和沉木。关于改善这些河上的航行条件，他有他自己的简单而惊人的计划。
空闲的时候，他便翻译但丁的神曲。
他是一个严格、善良、闲不住的人，他认为一切职业都是同样光荣的，因为每一种职业都是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使每一个人显露自己“在这美好的大地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还有一个朴实可爱的朋友——俄罗斯中部一个小城市的地志博物馆的馆长。
博物馆设在一幢古老的房子里。除妻子而外，他没有助手。他们俩不仅把博物馆弄得井井有条，而且自己修葺房屋，准备柴木，作各种粗重的活儿。
有一次我碰见他们正在干一桩奇怪的工作：他们在博物馆旁边一条小巷里——一条幽静的、长满了小草的巷子里——来回地捡着四周散乱的石子和碎砖头。
原来是小孩子拿石子打碎了博物馆的窗子，为了使小孩子以后没有随手好扔的子弹，馆长决定把所有的石子都从小巷子里捡到院子里来。
博物馆的每一件东西——从古老的花边或稀有的十四世纪的扁砖到泥炭的标本和刚刚放到周围沼泽里繁殖的阿根廷水鼠的标本，都被研究过，并有详尽的说明。
但是这个谦逊的、总是低声说话、而且由于惶惑老是咳嗽的人，当他给人看画家彼列帕辽奇科夫的一幅画时，就眉飞色舞，容光焕发。这幅画是他在一个关闭了的修道院里发现的。
这的确是一幅极美的风景画，画的是从很深的窗洞里看出去的景色：北方的白茫茫的傍晚、几株沉睡的幼小的白桦、象银箔一样的朦胧发亮的湖水。
这个人的工作很不容易。但很少有人重视他。然而他却默默地工作着，对别人无所要求。但即使他的博物馆没带来多大益处，难道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对当地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个忠于事业、谦逊和热爱乡土的榜样吗？
不久以前，我找出了为这本书拟的一张杰出人物的名单。这个名单是洋洋大观的。我不能完全把它都写出来。所以只好从这些名单中随手抽出几个作家来谈谈。
和每个作家的名字一起，我简短而杂乱地记下了我对他们的一些感觉。
这里为了明了起见，特地用了下面几段笔记。
契诃夫
他的笔记在文学中，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独立存在着。他在写作时很少使用它们。
伊尔夫和阿尔方斯·都德的笔记，托尔斯泰和龚古尔兄弟，法国作家芮纳尔的日记，以及作家和诗人们的许多其他笔记，都作为一种饶有趣味的体裁存在着。
这些笔记有充分的权利作为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体裁而存在。但我却和许多作家所持的意见相反，认为这些笔记对作家的主要劳动差不多是没有用的。
有一段时期，我也记笔记。但是每当我从笔记本里拿出一段很有趣的笔记放到小说里去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显得没有生气，好象一堆赘物似的突出在那里。
我只能把这解释为记忆会出色地选择材料。在记忆中留下来而且不会忘记的东西，就是最宝贵的东西。至于怕忘记而一定要记下来的东西，便没有多大价值，而且作家很少能用得上。
记忆，好象一个神话里的筛子，筛去了垃圾，却保留了金沙。
契诃夫有第二个职业。他是个医生。显然，能有第二个职业，而且作一个时期，对每个作家都有好处。
契诃夫是一个医生，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对人的知识，而且对他的风格亦不无影响。假如契诃夫不是一个医生，那他可能写不出象解剖刀一样锐利的、分析深刻的、精确的作品来。
他的几个短篇小说（如象第六病室、没意思的故事、跳来跳去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写得跟典型的心理诊断一样。
他的作品不能容忍一点点灰尘和斑点。“必须抛掉无用的东西，”契诃夫写道，“把“按照”和“借助于”这种字眼从句子中清除出去，应该注意作品的音乐性，不能在一个句子中让“开始”和“停止”这两个词并用。”
他无情地把“食欲”、“卖弄风情”、“理想”、“圆盘”、“银幕”这些字眼从文章中驱逐出去。这些字眼使他讨厌。
契诃夫的一生是可资借镜的。他说他在许多年中，不断地取掉自己身上的奴性。只要把契诃夫的照片按照年龄——从青年到晚年——摊开，你便可以清楚看到外表上的那一点庸俗习气逐年消失，而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深沉和优雅，他的衣服越来越大方和随便。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么一个角落，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角落便是奥特卡的契诃夫纪念馆。
对我这一辈的人来说，这个纪念馆好象一扇里面有灯光的窗户。从黑暗的花园可以看见里面自己几乎忘怀的童年。可以听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差不多全国都知道而且象亲人一般热爱着的那个可爱的契诃夫的玛莎——的温柔的声音。
我最后一次到这个纪念馆去是在一九四九年。
我和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闲坐在楼下的露台上。郁馥的白色花丛遮住了海和雅尔达。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这一丛郁葱的灌木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亲手栽的，这花仿佛有个古怪的名字，但是她想不起来了。
她这些话说得那样平淡自然，就好象契诃夫还活着，刚不久还在这里，只不过暂时到哪儿——到莫斯科或者尼斯——去了似的。
我在契诃夫的花园里摘下一朵茶花，送给了一个和我们一起在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这里作客的小姑娘。但这位粗心大意的“茶花女”把这朵花从桥上掉到武昌—苏山溪里，于是它漂到黑海去了。跟她不能生气，特别是在好象随便哪里都会碰到契诃夫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他若是听见，因为掉了一朵从他园里摘来的小花这么一点小事情而去责备一个灰眼睛的惶惑的小姑娘，他会不高兴的。
亚历山大·布洛克
布洛克有一首早期的不大著名的诗：温暖的夜笼罩着岛屿。
其中有一行诗，悠扬而缠绵，使人回忆起那模糊的青春时代的全部美来：
“我那遥远的梦幻的春天……”
这是一句不同凡响的话。这是光，整个布洛克便是由这种光造成的。
每当我到列宁格勒的时候，我都想（不是坐电车或汽车，而是徒步）到普利亚日卡河上去看看布洛克的故居。
有一次，我在荒凉的街区和淤塞的运河中间迷了路，始终没找到布洛克纪念馆。但我偶然在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巷里看到一幢褪了色的砖房子上有一块纪念牌。原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住过。
不久前，我终于找到了普利亚日卡河岸街上的布洛克纪念馆。
深秋用落叶填满了污浊的河流，普利亚日卡河彼岸便是市郊的工人码头区。看得见工厂、造船厂、船桅、烟、苍白的黄昏前的天空。但普利亚日卡河上却是荒凉而寂静，好象在窎远的边陲地方。
对象布洛克这样的诗人说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奇怪的隐身的地方。布洛克所以找这么一个寂静而且近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可以使心猿意马的人类心灵趋于平静。
吉·德·莫泊桑
他的生活对我们是一个谜。
——芮纳尔论莫泊桑
莫泊桑在里维拉有一艘游艇叫作“漂亮的朋友”。他的一篇最悲惨、最惊人的作品在水上就是在这艘游艇上写戍的。
在“漂亮的朋友”上，莫泊桑用了两个水手。年岁大一点的一个叫伯尔纳。
水手们一丝一毫也没让莫泊桑看出，他们在为他耽忧，虽然他们看到近来他们的“主人”有些不对，不用说脑子里的思想，就光是那份受不住的头疼也能便他发疯。
莫泊桑与世长辞的时候，这两个水手给巴黎一家报馆的编辑部写了一封简短的笨拙的信，这封信充满了人类沉重的哀痛。也许只有这两个普通的人，与一般对莫泊桑的那仲错误的看法不同，知道他们的主人有一颗痛苦的羞怯的心。
他们能够用什么纪念莫泊桑呢？只能尽一切力量随他这艘心爱的游艇不落到一个陌生而冷淡的人手里。
他们竭尽了全力。他们尽一切可能拖延出售。但他们全是穷人，只有上帝知道，这对他们该是多么不易。
他们恳求莫泊桑的朋友，法国的作家们，但都归于徒劳。这般游艇终于转给豪富而无所事事的巴台莱米伯爵了。
伯尔纳临死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说：
“我想，我是一个不坏的水手。”
这一句话，把他认为自己崇高地活了一生的想法再朴素没有地表达了出来。可惜，很少有人有充分权利这样对自己下结论。
这些话是莫泊桑借他的水手的口留给我们的遗嘱。
他走了一段迅速得惊人的写作道路。“我象一颗流星一样，堕入了文学生涯，”他说，“我将如闪电一般飞出去。”
他是人类缺陷的无情的观察者，把生活叫作“作家的临床诊所”的解剖家，在临终前不久，他所追求的是纯洁，是对痛苦的爱情和欢乐的爱情的赞美。
甚至在弥留之际，当他觉得他的脑子整个被一种毒盐伤害着的时候，他还绝望地想到在他这匆促而疲惫不堪的一生中他屏弃了多少真诚的热情。
他呼唤人们往哪儿去？他把人们带往何处？他约许过他们什么？他用自己那双有力的桡夫和作家的手帮助过他们吗？
他明白，他没作到这一点；他明白，假如在他的作品中加上同情心，那么他会作为善的化身而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他象一个弃儿，皱着眉羞怯地觊觎着温柔。他相信爱情不仅是热望，而且是牺牲，是掩藏着的喜悦，也是这世界上的诗。但是已经晚了，剩给他的只有良心的谴责和遗恼终生了。
他很惋惜，而且深深恼恨自己那样漫不经心地抛弃和嘲弄了幸福。他想起了俄国的女画家芭希基尔采娃，当时，她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姑娘。她爱上了他，他却用打趣的、甚至有几分搔首弄姿的书信，回答了这种爱情。他那男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了，其余他什么也不需要了。
可是芭希基尔采娃又算得什么呢！他更加怜惜的是巴黎一家工厂的一个年轻女工。
保罗·布耳热叙述过这段故事。莫泊桑会感到愤慨。是谁授权给这位沙龙心理学家放肆地闯入真正的人类悲剧中去的呢？当然是他莫泊桑应负其疚。但是，当他已无能为力，而且盐在他脑子里一层一层沉淀下去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又能怎么样呢！他有时甚至听见盐的尖利的小晶体在刺人脑子时发出细碎的声音。
一个女工！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她读过许多他的小说，生平只见过莫泊桑一面，便以整个心灵——和她晶亮的眸子一样纯洁的心灵——爱上了他。
天真的姑娘！她打听到莫泊桑还没有结婚，是个单身汉，于是一种把自己生命献给他，关怀他，作他的朋友、妻子、奴隶和婢女的疯狂想法，是那样的强烈，使她无力抵抗。
她当时很穷，衣衫也很褴褛。整整一年之中，她忍饥挨饿，把钱一个生丁一个生丁地积累起来，好给自己办一身优雅的装束，然后去看莫泊桑。
衣衫鞋袜终于办好了。一大清早，她便醒来，巴黎还在酣睡，残梦象雾一般笼罩着巴黎，初升的太阳不很明亮地透过这雾照射下来。这是唯一在街心菩提树林荫道上可以听见鸟语的时辰。
她用冷水洗了一个淋浴，慢慢地、小心地、好象挂上什么轻巧的芳香的珠宝似地，把极薄的袜子和一双发亮的小鞋穿上，最后才穿上了漂亮的衣裳。她照了照镜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影子。在面前立着一个身材苗条的美丽的少女，脸上显出快乐和激动的神情，还有一双由于爱情而发乌的眸子和两片柔软的红唇。是的，她就要这样站在莫泊桑面前，向他告白一切的。
莫泊桑当时住在郊外别墅里。她在栅门上拉了铃。给她开门的是莫泊桑的朋友，一个浪子，一个无耻的好色之徒。他眼睛紧紧地盯住她，冷笑着，跟她说，莫泊桑先生不在家，他和他的情妇到爱特烈塔去了，几天就回来。
她尖叫一声，急忙转过身子，用一只戴着綳得紧紧的羔皮手套的小手扶着栅墙的铁柱走去。
莫泊桑的朋友赶上了她，把她扶上了一辆马车，送到巴黎去。她哭着，无头无尾地说她要报仇，就在那天晚上，她故意跟自己作对，故意叫莫泊桑生气，她委身给这个荡子了。
一年之后，她成了巴黎的一个年轻的名妓了。而莫泊桑，在那个时候从他那个朋友口里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既没有赶他出去，也没有给他一个耳光，更没有要和他决斗，而只是冷笑了一下，因为他觉得这个姑娘的故事满好玩。不错，这或许还是一篇不坏的小说题材哩。
多可怕啊，现在不能使时间倒流，回到几年前，就是回到这个姑娘象温馨的春天一般站在他住宅的栅门外，在伸给他的一双小手里，轻信地捧着她的心的时候！
他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现在他用他所能想得出来的最温柔的名字轻声地唤着她。
他疼得直扭身子。他，这个高不可攀的、伟大的莫泊桑，愿去吻她的足迹，恳求她的饶恕。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整个故事只能供布耳热再写一篇不可解的人类感情方面的可笑的轶事。
不可解吗？不，现在他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些感情是绝美的！是我们这个残阙世界的至圣之物！若不是这盐，现在他便会竭尽他的才华和艺术技巧来歌颂它。盐在伤害着他，虽然他大口大口地吐，整口整口地吐，气味刺鼻。
马克西姆·高尔基
关于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文章是如此之多，假如他不是一个象取之不尽的源泉一样的人，那便很容易使人踌躇不前，而不能在已经写出的东西外再添加一行了。
高尔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甚至敢于说，有一种“高尔基的感情”，一种他经常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的感觉。
就我看来，在高尔基身上体现着整个俄罗斯。如没有伏尔加河我不能想象俄罗斯一样，我也不能想象在俄罗斯没有高尔基。
他是有无穷无尽的才干的俄罗斯人民的全权代表。他热爱俄罗斯，而且深刻地了解俄罗斯，用地质学家的话来说，他知道各个“断面”——不论在空间方面和时间方面。他没忽略过这个国度里的任何一件事物，而且没有一件事物他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即高尔基方式来分析和观察的。
他是一个具有各种才干的人，一个决定时代的人。象高尔基这样的人，可以从他开始一个新纪元。
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那异常风雅的外表首先使我威到惊奇，尽管他有点驼背，声音有点喑哑。他正在精神上成熟和鼎盛的阶段，这个时候，内心的完善，在他的外表、谈话的姿态和风度、衣著——在整个人的风采上，都显露了出来，给人一种不可磨灭的形象。
这种和自信力结合着的雅致，在他那宽阔的手上，在恳挚的目光中，在步态中，以及在他那随便的、甚至有几分象艺术家那样不修边幅的衣著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高尔基的形象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就象一个作家给我说的那个样子。他在克里米亚，在捷谢里的高尔基寓所里作过客。
这位作家有一天起得很早，他走到窗边。在海上刮着疾行的风暴。从南方吹来有力而从容的风，花园里一片喧嚣，风信旗刷刷地响着。
离开作家住的房子不远，有一棵高大的白杨。要是果戈理便会说是一棵冲天的白杨。这位作家看到高尔基站在这棵白杨旁边，仰着头，拄着手杖，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这棵大树。
风把白杨的沉重而茂密的叶子吹得乱晃，发出瑟瑟的响声。在风中，树叶翻向一方，露出银色的背面。整棵树象一架大风琴似的呜呜响着。
高尔基摘下了帽子，久久地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白杨。然后，他说了些什么，向花园深处走去了，但几次停下来，回顾这棵白杨。
吃晚饭的时候，这位作家鼓足了勇气，问高尔基在白杨树旁边说什么来着。高尔基并未诧异，回答说：
“既然你在暗中监视我，好啦，我只好承认罗。我说——多大的力量啊！”
有一次，我到高尔基郊外别墅去看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个夏天，到处飘荡着鬈发般的浮云，淡淡的阴影，使得莫斯科河对岸的百花缭乱的绿丘斑斓眩目。和风在河上吹过。
高尔基跟我谈到我最近的一个中篇小说科尔希达，把我当成了亚热带自然的专家。这使我狼狈不堪。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争论狗会不会生疟疾，高尔基最后让步了，甚至还慈祥地含笑着说起，他有一次在波蒂附近看见过一群闹疟疾的羽毛蓬乱且咯咯哼着的母鸡。
他说得那样清楚、那样有风趣，现在我们当中，已经没有人会说得这样动人了。
当时我刚刚读完我们的海员，格尔涅特船长写的一本非常罕见的书。书的名字叫《冰苔》。
格尔涅特一度是苏联驻日本海军代表，这本书便是在那里写的，他自己排的版，因为没找到懂俄语的日本排字工人，一共只印了五百本，用的是日本薄纸。
在这本书里，格尔涅特船长陈述了使中新世的亚热带气候重新回到欧洲的别出心裁的理论。在中新世的时代，在芬兰湾沿岸，甚至在斯匹次培根群岛都布满木兰和柏树的大密林。
我在这里不能详尽叙述格尔涅特的理论——这需要很多篇幅。但格尔涅特凿凿有据地证明了假如能使格陵兰的冰介壳融化了，那么中新世便会回到欧洲来，自然界便会出现——个黄金时代。
这个理论的唯一弱点，便是根本不能使格陵兰的冰都融化。但现在，在发现原子能之后，或者可以作到。
我把格尔涅特的理论讲给高尔基听。他用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子，我觉得，他听我讲这些，只是为了礼貌的缘故。但哪里知道，他已经被这个理论迷住了，为这个理论的确凿性、甚至某种庄严性迷住了。
他久久地讨论着这个理论，越来越兴奋，并且要我把这本书寄给他看，好在俄国再版一次，多出几册。而且久久地谈着到处都有出人意料的、聪明的和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
不过，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没来得及出版格尔涅特的书——他不久便故世了。
维克多·雨果
在维克多·雨果的流放地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上，人们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像。
纪念象就建在临海的悬崖上。纪念像的台座不高，总共不过二三十公分。长满了杂草，所以看上去好象雨果就立在地上。
塑像表现出雨果正逆着烈风前进。他弯着腰，斗篷飘了起来。雨果按着帽子，免得吹掉。他全身在和海洋的风暴作斗争。
纪念像立在那个海上劳工中水手日利亚毁灭的荒无人迹的岩壁上。
周围目之所及，汹涌的海洋在咆哮着，巨大的浪涛冲击着峭壁，卷起一丛丛的海草，冲进水底的洞窟里，发出沉重的隆隆的声音。
浓雾弥漫的时候，可以听见远方灯塔的警笛愁惨地悲鸣着，灯塔的幽光夜夜横在天际的海面上。灯光常常透射到水里去。只有根据这种现象，才能明白海洋把多么大的波浪推向泽西海岸，遮住了幽光。
每到维克多·雨果逝世周年的时候，泽西的居民便选出岛上最美丽的姑娘，把几枝寄生树放到雨果像的脚下。
寄生树长满椭圆形、橄榄色的叶子。当地传说，寄生树能给活着的人带来幸福，使死者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种说法应验了，雨果虽死，他的叛逆精神却仍然在法兰西徘徊。
他是一个狂热、激烈、热情奔放的人。他夸大了他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和他所写的一切。他的视觉便是这样构造的。生活是由表现得激昂而庄重的愤怒和欢乐的热情构成的。
他是由精神乐器组成的语言乐队伟大的指挥。喇叭的狂欢的金属声，定音鼓的冬冬声，刺耳的凄惨的横笛声，双簧管的瘩哑的呜咽声。这就是他的音乐世界。
他作品中的音乐也能和惊涛拍岸的声音一样强而有力。这旋律能使大地颤抖，也能使脆弱的人类心灵颤抖。
可是他并不同情那脆弱的人类心魂。他疯狂地倾泻出他的愤怒、狂喜和激昂的爱情，感染全人类。
他不只是自由的骑士。他是自由的喉舌，自由的报信者，歌颂自由的浪漫抒情诗人。他好象站在大地上每一个十字路口高喊：“公民们，拿起武器！！”
他如一阵飓风、一阵旋风，闯进了古典的萧索的世纪，带来了骤雨的激流、落叶、乌云、花办、火药烟和帽子上掉下来的徽章。
这阵风叫作浪漫主义。
他给欧洲的停滞的空气通了风，吹进了不可遏止的理想的气息。
还是在童年时代，当我一气把悲惨世界读了五遍的时候，我就为这位狂热的作家所惊呆了，他占据了我整个心灵。我刚刚把这个小说看完，立刻又从头读了起来。
我找到了一张巴黎地图，把这部小说中的情节所发生的地点都作了记号。我好象亲身参加过这一切，而且直到现在，在灵魂深处仍然认为约翰·瓦尔让、珂赛特和加夫罗希是我童年时代的朋友。
从那个时候起，巴黎已不仅是维克多·雨果的人物的故乡，而且已成了我的故乡。虽然我从来没有到过巴黎，但我却爱上了它。而且这种感情一年比一年强烈。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仲马、福楼拜、左拉、儒勒·瓦莱斯、阿纳托尔·法朗士、罗兰、都德的巴黎，和魏龙和林博特、梅里美和司汤达、巴比塞和贝朗瑞的巴黎汇合在一起的。
我收集过关于巴黎的诗，抄录在另外一个本子上。可惜的是我把它丢了，不过，许多诗行还可以背得出来。各式各样的诗行，有华丽的，有朴素的。
您会看到多少世纪
祈求祝祷的神话般的都城。
灵魂会忘记谴责，
疲惫的双手会颤抖起来。
在卢森堡花园里，在喷泉旁，
您会象缪尔热的小说中的弥米，
在宽阔的梧桐叶子下，
沿着漫长的小道走去……
雨果在我们许多人心中激起了对巴黎的初恋，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他。特别是那些没有福气看到这座伟大都市的人。
米哈依尔·普利希文
假如自然能够因为人懂得它的生活、且歌颂了它而怀着感激之念的话，那末它首先便应该感谢米哈依尔·普利希文。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普利希文是他在城里用的名字，而在那些他不拘形迹的地方——在巡查员的小房子里，在雾气弥漫的河湾上，在田野上的俄罗斯天空中的乌云和繁星之下——人们只叫他“米哈雷奇”。看来，当他消失在都市的喧嚣中时，人们是很忧伤的，在那里，只有寄人檐下的燕子使他想起“鹤唳之乡”。
普利希文的一生是那屏弃沾染来的、环境硬加到他身上的一切，只“按照心意”生活的人的榜样。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包含着最伟大的理智，“按着心意”生活的人，也就是按照内心世界生活的人，总是创造者，丰富世界的人，艺术家。
假如普利希文始终是一个农艺家（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不知道他这一生会作出些什么。总之，他未必能把俄罗斯的自然这个微妙而明朗的诗的世界揭示给千百万人看。单说时间也来不及。大自然要求凝神注视和不断的内心工作，宛如在作家的灵魂中，创造这个大自然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用思想丰富我们，用艺术家所能看到的大自然的美使我们高尚起来。
假如你仔仔细细地把普利希文所写的一切通读一遍，那么，你便会相信，他所见所闻的东西，连百分之一都没来得及讲给我们听。
对象普利希文这样的大师——也就是能把秋天的每一片落叶写成长诗的大师——只活一生是不够的。落叶是无数的。多少落叶带走了作家的无言的思想——一—这些思想如普利希文所说，象落叶般轻易地飘落了！
普利希文生长在古老的俄罗斯城市——耶列茨。蒲宁也是生长在这一带地方的，他也和普利希文完全一样，能善于用人类思想和情绪的彩色来填充大自然。
运用什么来解释呢？显然是因为奥尔洛夫地方东部，耶列茨周遭的自然环境充满了极浓厚的俄罗斯风味，而且非常质朴和贫瘠。正是在自然环境的这种特性中，甚至在它的有几分严峻中，才看出普利希文的作家的洞察力的深湛。在单纯的地方，大地的性质，越明显，眼光越敏锐，思想也越集中。
单纯比光辉、缤纷的色彩、孟加拉的晚霞、星空的灼烁，比那些好象强大的瀑布、象整个由树叶和花朵作成的尼亚加拉瀑布的皮上有光彩的热带植物，对内心的作用还要大。
描述普利希文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应该把他的作品摘记在秘藏的本子里，反复诵读，在每一行里寻找新的珍宝，深入到他的作品中去，就象我们沿着隐隐约约的羊肠小道深入泉水淙淙、芳草馥郁的密林一样，——沉湎在这个理智和心灵都纯洁的人所特具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心境中。
普利希文认为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但他想错了。他的散文远比许多诗歌更强烈地洋溢着诗的精华。
普利希文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层出不穷的新发现的无限的欢乐”。
我好几次听见刚刚读完普利希文的作品的人说着同样的话：“这是真正的魔法！”
从进一步的谈话中，明白了这句话指的是那难于解说的、但是非常明显的普利希文所独有的魅力。
这种魅力的秘密是什么呢？这些作品的秘密何在呢？“魔法”、“妖术”等字眼通常是说童话的。不过普利希文不是童话作家。他是最现实的人，“温润的大地母亲”的儿子，他周围世界的见证人。
普利希文的吸引力和他的魔法的秘密正是由于他有洞察力。
这是那种在每一件小事中能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在周围现象的令人讨厌的掩盖下能看出深刻的内涵的洞察力。
一切都迸射出诗的光辉，就象小草上晶莹的露珠一样。一片最渺小的白杨的叶子，都有它自己的生命。
我拿普利希文的书翻开来读：
“在一轮皎洁的月亮下，夜消逝了，黎明前降了初霜。什么都是白色的，不过水洼没有封冻。等太阳一出来，就暖和了，于是树上和草上都覆满了那么浓重的露，黑暗的森林里，罗汉松的树枝上缀满了那么灿烂的花彩，即使把全世界的金刚石都拿来做这个装饰恐怕也不够。”
在这真正是用金刚石作成的一段文字中，一切是那样朴实、准确，而且充满了不朽的诗意。
仔细看一看这一段引文的字句，便会同意高尔基的说法，他说普利希文具有“以普通词汇的灵活搭配，使一切东西增加几乎是肉体感觉的卓越才能”。
但是，这还不够全面。普利希文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在俄罗斯人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在劳动中、在人民性格的纯朴和智慧中才能形成。
“在一轮皎洁的月亮下，夜消逝了”这几个字，极其清楚地表现出夜在沉睡的国度上空沉默而庄严的行程。“降了霜”，和“树上覆满了浓重的露”——这都是人民的、栩栩欲生的东西，决不是窃听来或者从笔记本上抄下来的，而是自己的。因为普利希文是来自人民的，而不单是从旁观察人民，作为写作题材，象——可惜——作家们常作的那样。
植物学家们有一个术语——花坪。这个词通常表示花朵盛开的草原。花坪是象一片湖泊似的分布在河湾上的千百种缤纷的、惬人意的花丛。
完全可以把普利希文的散文称作俄罗斯语言的花坪。普利希文的词藻开着花，发着光。它们时而象草叶一样簌簌低语，时而象泉水一样淙淙有声，时而象飞鸟一般啼啭，时而象最初的冰一样发出细碎的声音，也象星移一般，排成缓缓的行列，落在我们的记忆里。
普利希文的散文的魔力正说明他学识渊博。在人类知识的任何一个部门里，都蕴藏着无穷的诗。诗人们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
假如诗人们熟习天文学，那么他们所喜爱的星空这个题材会变得多么壮丽。[NextPage]
夜，当天体的情况还不清楚，难以描写的时候，是一回事，而同样是夜，但当诗人知道星球运行的规律，倒映在湖水里的不是一般的星座，而是灿烂的猎户星座时，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不重要的知识，有时能给我们开辟新的美的领域，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经验。
现在我想谈一谈普利希文的一行文字，它给我阐明了一个我一直认为是偶然的现象。不仅仅是阐明了，而且，我认为，使这个现象充满了合理的美。
在奥卡河的草地上，我早就注意到，有的地方，野花好象集中成为一些单独的、扶疏的花圃；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在普通的杂草中间，突然有一条茂密的同一种野花的弯弯曲曲的花垄。在“Y一2”小型飞机上看得特别清楚，这种飞机常常飞到草原上来喷荡，涫灭泥潭沼泽中的蚊子。
我年年观赏这些高高的芳香的花垄，但却不知道这现象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得承认，我并没有用心思索过这个现象。
在普利希文的一年四季中，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解释，而且总共不过一行，在叫作花朵的河的小小一段里：
“在春洪奔流过的地方，现在到处是花朵的洪流。”
我读了这一段文字，立刻明白了野花繁茂的地带，正是春汛的地方，春汛过后，留下了肥沃的淤泥。这好象用花来标志的春洪的地图。
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流着杜布那河。人们数千年来住在河的两岸，这条河很著名，地图上也可以看到。它静静地在莫斯科附近的蛇麻草丛生的小林和青山绿野之间，流过古老的市廛和乡村———德米特罗夫、维尔毕尔基、塔尔多莫。成千上万的人到这条河上来过。其中也有作家、艺术家和诗人，都没有发现杜布邪河有什么特别的、值得描写的东西。谁也没有象走过未知的国度那样走过它的河岸。
普利希文却不同。在他的笔下，那不起眼的杜布那河象一个地理上的发现似的，象国内最美的河流一样，在雾霭迷蒙中，在逐渐消逝的晚霞中，发射出光芒来了—一他描出了它特有的生活、它的植物、它所独有的风景、两岸居民的风习和历史。
我们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象季米利雅捷、克柳切夫斯基、凯果罗道夫、费尔斯曼、奥勃鲁契夫、明兹比尔、阿尔谢尼耶夫那样的学者诗人和夭折的植物学家科热符尼科夫，科热符尼科夫写过极其科学的、引人人胜的描写植物生活的春天和秋天的书。
我们以往有、现在也有善于把科学当作散文最主要的成份运用到自己的小说里的作家——密尔科尼夫-彼切尔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皮涅金等。
但普利希文在这些作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民族志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农艺学、气象学、历史、民俗学、鸟类学、地理、地志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渊博的知识，都有机地进到他的写作生活里去。这些知识，并不是象死的重荷。它们活在普利希文的身上，不断为他的经验、为他的观察、为能在最富有诗意的表现形式中看到科学现象——不论大的或小的，但总是出人意外的例子———那种令人羡艳的特性所丰富。
正因为普利希文有天赋的洞察力，他观察人时好象微微眯缝起眼睛。他不理会那些非本质的东西。他注意每一个人内心的幻想，不管这个人是一个伐木者、鞋匠、猎人或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从一个人的灵魂中把他最隐秘的幻想揭出来，这便是全部任务所在。但这却非常难于作到。没有比幻想藏的更深的了。也许因为幻想经不住最轻微的嘲笑，连冷笑话都忍受不了，当然，漠不关心的手的触摸，自不待言了，
幻想只能委诸志同道合的人。普利希文便是我们无名幻想家们的同志。只要想想他那篇短篇小说鞋便尽够了，这篇小说描写了来自玛利亚树林的那些“陀螺”——鞋匠，他们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妇女们制一种世界上最雅观、最轻巧的鞋子。
普利希文身后留下了大批笔记和日记。这些笔记中有很多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写作技巧的思考。在这方面，和他对自然的态度一样，也是有洞察力的。
普利希文有一篇论散文的朴素性的短篇，在思想的正确方面，我觉得是典型的。这个短篇的名字叫《著作家》。小说里有一段叙述作家和一个牧童谈论文学的对话。
下边就是这—席谈话。牧童对普利希文说：
“‘你要是写些真事儿还算罢了，恐怕全部是瞎编出来的。’
“‘不全是，’我回答说，‘不过有一些是。’
“‘若是我写呀，我就那么写！’
“‘都是真事儿？’
“‘全都是。咱们就写夜，夜是怎样从沼泽上过去的。’
“‘怎么过去的呢？’
“‘就是这样呗！夜。深水塘边上树棵子一大堆一大堆。我坐在树棵子底下，鸭崽儿——叽叽叽……，
“他不响了。我以为他在寻找字眼，或者等待形象。可是他掏出了风笛，开始在上边钻孔。
“‘那么往下呢？’我问道。‘你不是要照实写夜嘛，’
“我不是已经说完了吗，’他回答说。‘都是真的。树棵子一大堆一大堆！我坐在下边，鸭崽儿整夜——叽，叽，叽。，
“‘不过太短了。’
“‘你怎么的，短！’牧童奇怪地说。‘一夜到天亮：叽，叽，叽……’
“我思量着这段叙述，说道：
“‘多好哇！’
”不能算坏，’他回答说。”
普列希文在他的写作工作中，是一个胜利者。不由得令人想起了他的话：“……即使只有荒野的泥沼是你胜利的见证，那连它们都会百花繁衍，变得异常美丽。——春天永远与你同在，只有春天，光荣属于胜利。”
是的，普利希文的散文的春天，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和我们苏维埃文学中。
亚历山大·格林
在少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读定期出版的万有文库读得入迷。是一些黄纸封面，八磅铅字印的小书。
价钱便宜得很。花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都德的达达兰或哈姆生的秘密祭，花二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葬尔或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万有文库只是偶尔例外出两册俄国作品。所以当我买到定期出版的捷卢里蓝色小瀑布这本书的时候，便感到这书名很古怪，同时又看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林，很自然地，我以为格林是个外国人。
书里边有几个短篇小说。记得打开了书，就站在书摊旁边乱翻着读起来：
“没有比里斯再混乱，再奇异的港埠了。这座语言复杂的城市，活象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安家落户的流浪汉。房屋乱七八糟地分散在一些类似街道的东西之间。在里斯不可能有真正的街道，因为城市座落在用阶梯、桥梁和狭窄的小路连接起来的岩石和小丘的断面上。
“这一切都为浓密的热带植物所遮掩，在这些花木的扇形绿荫下，闪烁着女人们的孩子般的、热情的眸子。黄色的石子，蓝色的树影，古老墙垣上如画的裂痕。在某一座小丘形的院落里，一个赤足、抽着烟斗、孤僻的人，正在修补一只大船。远方传来的歌声，以及这声音在峡谷里的回响。在帐幕和大伞下面，摊在木板上的货摊。兵器的闪光，鲜艳的衣衫，花木的芳香，这种气息，梦也似地使人无限向往爱情和幽会。港口很污秽，就象是一个午轻的打扫烟囱的人。高卷的帆，帆的梦，带翼的清晨，绿色的水，岩石，海洋的远方。夜里——星星的催睡的火光，载着欢笑的船，——这就是里斯！”
我站在盛开的基辅栗树的浓荫下读着，读着，直到把这本罕见的、象梦一般奇异的书读完才放手。
我忽然觉得向往那风的光华、那清澄的海水的咸味、里斯、它的灼热的小巷、女人晶亮的瞳子、杂着白色碎贝壳的粗糙的黄石子、努力飞向太空碧蓝深处的蔷薇色的云烟。
不！恐怕这不是向往，而是一种想亲眼看到这一切、无忧无虑地沉湎在自由的海港生活里去的热烈的期望。
我立刻想起了我曾经知道这个辉煌世界的个别特征。这位不知名的作家格林，只是把它们集中在一上，不过我是在哪儿看见过这一切的呢？
我想了一想，当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那座好象从碧绿的海波里涌现到耀眼的阳光中、为苍穹一般碧蓝的荫影切成—条一条的城市。所有塞瓦斯托波尔的欢乐的混乱，都在这里，都在格林的作品里了。
我开始往下读，碰上了一首水兵的歌：
南十字座遥遥地在那里发出光辉。
待第一阵风吹过，罗盘便会醒来。
上帝呀，你保佑着船只，
垂怜我们！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格林自己给他小说编歌。
人们陶醉于醇酒和阳光的绚烂，陶醉于无忧无虑的欢乐和生活的慷慨——这生活永不疲倦地把我们引到它的诱人的角落里的光明和清凉中去——陶醉于“崇高的感情”。
这一切都存在于格林的作品里。它们象在我们经受了令人窒息的城市的乌烟瘴气以后把我们完全压倒的那种芳香的、不寻常的空气一般，使人陶醉。
我就是这样认识格林的。当我知道格林是俄国人，他叫作亚历山大·斯切潘诺维奇·格林涅夫斯基的时候，并未因此感到特别奇怪。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格林是黑海沿岸的人，是巴格里茨基、卡达耶夫和其他许多黑海沿岸的作家一辈的文学中的代表人物。
当我看到格林的传记，并且知道了他那背叛者和焦灼的流浪者的沉重得惊人的生活时，我感到惊奇了。不知道这个孤僻的、受过各种苦难鞭笞的人，怎么能经过难堪的生涯仍然保持了强大而纯洁的想象的伟大才能，保存了对人类的信心和羞涩的微笑。无怪他说他自己“总是在低矮房舍的废物和垃圾之上看见云彩的景色”。
关于他自己，他完全可以用法国作家儒勒·芮纳尔的话来说：“我的故乡在那漂荡着最绮丽的云彩的地方。”
假如格林身后只给我们留下绋红的帆这首散文诗，那也足够使他置身于那些以要求完美的呼唤来激荡人类心灵的卓越的作家之列了。
格林的作品几乎全是为幻想辩护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格林。大家知道，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未来是由不可战胜的人类特质——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预先警告给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会饱尝辛酸，或如常言所说，“晓得晓得邪恶多少钱一斤”，因为巴格里茨基的传记不容易写得正确，
巴格里茨基关于他自己说了那末多绝妙的谎话，结果这些谎话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时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假。不可能恢复真实，“仅仅是真实，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不敢说，到底值不值得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东西，是他传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这些杜撰的东西。
没有这些杜撰的东西，便不可想象这位生着一双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十分优美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快乐而勤勉的“近东人”。这个民族把各种民族——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样地愉快活泼，好调笑，大胆无畏，无限热爱他们的黑海、干旱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腾的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便是这种民族里的人。
他有时象一个赫尔松檞木船上的懒洋洋的水手，有时象一个敖德萨打鸟的“小伙子”，有时象一个科托夫斯基部队里放荡的战士，有时又象梯尔·乌兰士比格。
在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征上，再加上忘我的对诗歌的爱和渊博的诗歌的知识，便形成了这个人的完整的、非常可爱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萨人所说的，“消声匿迹”了。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是人不是？！”这老人喝道，然后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这个修辞问句：“你们坐在这里嚼着面包，就着油腻的干酪，无所用心，而我这位老年人，从早晨起就肚皮空空，象个大桶似的，你们算什么人呢！若是你们的老太太知道你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高兴她没活到看着这样的无廉耻。同志，可您干吗转过睑去？您是聋子吗？您最好是安慰一下您的黑良心，帮帮我这饥饿的老年人！”
人人都得施舍点什么。谁也受不了他的攻击。据说这个老人把讨来的钱都用去作大规模的盐的投机生意。
在茶馆里，给我们端上了茶和上好的咸得可以的羊奶干酪，用一块湿麻布包着。吃了羊奶干酪，牙床子螫得发痛。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乞丐来了，一进门就骂了起来。
“啊哈！”巴格里茨基狠狠地说。“他大概运气到了。但愿他到我们旁边来。让他到我这儿来试试！但愿他敢到我这儿来！”
“那么怎么样？”我问道。
“他就会倒霉，”巴格里茨基说。“喝，他就倒霉了但愿他到我们桌边来。”
乞丐倔强地越走越近了。终于，他站在我们旁边了，用疯狂的目光盯着那块干酪，看了一忽儿，喉咙里咯咯响了一阵，——或许是狂怒使他喘不上气，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他还是清清喉咙喊了起来：
“到底什么时候这两位年轻人的天良才会发现！这得从旁看看，他们怎么急急忙忙地吃干酪，连一角干酪——我就不说一半了——都不愿意给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心窝，眼睛盯着这个僵硬的老头子，悄声地、动人地——声音打着颤，含着泪，带着悲剧的病态的紧张情绪说：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疲惫不堪的、苦难的兄弟，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悲观自馁！
乞丐住口了。他凝视着巴格里茨基。他的眼睛发白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当巴格里茨基说到“你相信吧，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连巴尔都会灭亡”的时候，他转过身去，碰倒了椅子，屈着膝往茶馆门口跑去了。
“你看哪，”巴格里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连敖德萨的乞丐，都受不住那德松！”
茶馆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巴格里茨基整天整天消失在干湾那边的草原上，在那里用圈套捉鸟。
在摩尔达凡卡街，巴格里茨基的白粉刷的屋子里，挂着十只笼子，装着脱了毛的鸟雀。他非常以此自傲，尤其是以几只罕见的云雀自傲。这是几只难看的草原上的云雀，和其余的鸟儿一样，羽毛也是乱蓬蓬的。
啄空了的谷子皮，不断地从笼子里落到客人和主人的头上。
巴格里茨基把仅有的钱都用在买这些鸟的饲料上了。
敖德萨的报纸给的稿酬极低：一首出色的诗只给五十卢布。
看来，巴格里茨基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在实际问题上，他很腼腆。他第一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没一个人到出版社的编辑部去过，总是拉着一个朋友“壮胆子”。主要是这位朋友代他进行交涉，而巴格里茨基却微笑着一声不响。
在莫斯科，他住在奥贝登胡同我家的地下室里。一进门他便先告诉我：“我要在你家安营扎寨。”果然，一个月中间只出去过两次，其余的时间都盘着腿坐在沙发床上，咳得直喘气。
在沙发床上，他埋在书籍、别人的诗稿和空香烟盒的堆子里。他把自己的诗写在这些空香烟盒上。有时不见了，不过他并不为此难过多久。
他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月，有时为谢尔文斯基的乌拉莱夫西纳而狂喜，有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有时和“文学少年”——他刚一到莫斯科便云集到他身边的敖德萨人——扯白，
不久，他便完全搬到莫斯科来了，这次没养鸟，却养了好几大缸鱼。他的屋子简直象一个水底世界。他能够一连几小时坐在沙发上沉思着，凝视着杂色的小鱼。
从敖德萨的防波堤上可以看见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神秘的水底世界——珊瑚似的银色水草的茎蔓也是这样摇摆着，淡蓝色的水母缓缓地游着，一推一推地排着海水。
我觉得他搬到莫斯科来是一个错误。巴格里茨基不能离开南方、海、和敖德萨，甚至不能和他的心爱的敖德萨的食物——茄子、番茄、羊奶干酪、新鲜鲭鱼——离开。他通体为南方，为黄色多孔的石灰石——敖德萨便是由这种石灰石形成的——所发散的热熏透了，充满了苦艾、盐、洋槐和海的气味。
他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为象他所说的再拿下几个诗歌的困难的高峰作好准备，便夭逝了。
在他灵柩后面，走着骑兵连，马蹄敲着花岗石的马路，发出清脆的橐橐声。不禁使人想起了奥巴纳斯之歌，“闪烁着白色方糖的光辉”的科托夫斯基的马，令人想起了和巴格里茨基手牵手一同走遍尘封而灼热的道路的辽阔草原上的诗歌——作为伊戈尔远征记和塔拉斯·谢甫琴柯的继承者的诗歌，它如同百里香的气息一样强烈浓厚，和海边的姑娘一样黝黑，象飘荡在故乡黑海地方的清新的“利凡得”风一样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