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作于1922年11月，原载1922年12月1日的《晨报四周年纪念周刊》，题为《不周山》，最初收入1923年8月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的《呐喊》，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呐喊》第13版时抽出，后更名《补天》，收入1936年1月出版的《故事新编》，沿袭至今。这就是《补天》的文本迁移过程。一篇作品收入不同集子是常有的事，不无偶然性和随意性，当然也有版本和装帧等形式差异，对其意义影响应不会很大。《补天》的迁移被作为文学史上一段“旧事”，被描述为新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的典型案例[①]。应该说，从《不周山》到《补天》，从《呐喊》到《故事新编》，它不仅涉及到新文学史上的人事纠葛以及文学批评的力量和限度，还影响到《补天》意义阐释的不同取向。这也是我想讨论的问题。
一、旧事重提：文本的迁移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23年8月《呐喊》出版，收作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15篇，4个月后，成仿吾发表《<呐喊>的评论》。他将《呐喊》分为“再现”和“表现”两大类，认为前9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为近似自然主义“再现的记述”，记述人物的种种“典型”；后6篇——《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和《不周山》为“表现的”。“再现”和“表现”是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多用于指称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成仿吾用它来评价作品，则有简单化和概念化倾向。他评论《呐喊》“只凭了我的记忆”，认为文学是表现的不是“描写”，“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表现”才是一种暗示，“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方可谓发挥了文艺的效果，若以全部来暗示全部，这便是劳而无功了”。《呐喊》中的《孔乙己》《药》《明天》是“劳而无功的作品，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并且还断定“这样的作品便再凑千百篇拢来么暗示全部不出。艺术家的努力要在捕住全部——一个时代或一种生活的——而表现出来，像庸俗之徒那样死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用一个“表现”概念，就把《呐喊》和鲁迅否定了，未免不草率和鲁莽了些。至于《呐喊》中的具体作品，成仿吾凭个人印象一路指点，“《阿Q正传》很平凡”，它“描写虽佳”，但“结构极坏”；《孔乙己》《药》和《明天》“皆未免通俗”；《一件小事》更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只有《风波》和《故乡》才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它们所刻划的村人性格，能在城市读者与乡村之间“造出一条桥梁”；《白光》“表现实在不足，薄弱得很”。不过《兔和猫》《社戏》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鸭的喜剧》不是小说，亦是“优美的而随笔”，《端午节》才是“我们近代所谓小说”，“有重大的意义”。最后一篇《不周山》被成仿吾认为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显示了作者“不甘拘守着写实的门户”，而进“入纯文艺的宫廷”，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虽称为“杰作”，也有从再现到表现发生“转变”的迹象，但依然被成仿吾判定“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成仿吾还批评了《呐喊》的语言，认为“用了许多无益的文言，原不足怪，然而读下去是很使人不快的”，“用字不甚修洁，造句不甚优美，还有些地方艰涩，这都是使作品损色的”[②]。掺杂文言而有些“艰涩”，造成阅读上的困难，这实不足责怪，在其背后有鲁迅个人的动机和理由，鲁迅如何转化或使用文言是一个至今还没有认识清楚、分析透彻的问题。至于成仿吾说鲁迅小说“造句不甚优美”，“用字不甚修洁”则显然是误判。
在《呐喊》初版7年之后，鲁迅将《不周山》从《呐喊》中抽出，闲置一旁，1936年改名收入《故事新编》，心中的愤懑延续13年。从现存鲁迅手稿看，收入《故事新编》里的《补天》，没有任何修改痕迹，显然不是原始初稿，是编辑《故事新编》时从初刊本中抄过来的清稿[③]。鲁迅在给《故事新编》作“序”时，主要谈的就是《不周山》的创作缘起、成仿吾的批评和《故事新编》的写法。他说：“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鲁迅解释了《不周山》的写作缘起，想从历史中取材，但写作时无意中穿插了“现实”情节而陷入“油滑”，“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对《不周山》的写法，鲁迅“很不满”，并“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之所以编入《呐喊》，不过是“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④]。开始即想收场，这是鲁迅写作《不周山》时的想法，还是编选《故事新编》时的追认？不得而知。将《不周山》置于《呐喊》文末也是不得已的，《呐喊》收作者1918到1922年间的15篇白话小说，《不周山》恰恰写在1922年11月，在其范围之内，1923年的整整一年鲁迅没有写小说，连文章也很少，进入沉默的一年。1922年12月3日深夜，鲁迅在编订完《呐喊》，作《<呐喊>自序》，表达了“寂寞”、“无聊”、“悲哀”、“荒原”等体验，可见“收场”也是鲁迅的真实想法。
二、如何说话：文学的批评方式
《补天》文本的迁移是文学史上饶有意味的事件。显然，鲁迅对成仿吾的批评多有不满。鲁迅曾作这样的描述：“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担心读者如果“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从《呐喊》中将《不周山》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⑤]。鲁迅不无幽默，多带讥讽，“回敬当头一棒”更是嘲弄。他为读者作考虑，更是为了平息自己的怒火，显然，鲁迅愤怒了！鲁迅的愤怒不但暴露了他与成仿吾和创造社间的积怨和矛盾，也表明鲁迅不服成仿吾的批评方式，包括批评尺度。尽管，后来者在描述鲁迅与成仿吾关系时提到“板斧”批评和“三闲”事件，但多出于肯定他们志同道合的友谊和目标[⑥]。
在写作《不周山》的1922年，鲁迅对批评家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只要出于对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都是“可感谢的”，无论“叹息”作品的“浅薄”而“望”其“深”，还是担心其“轻佻”而希望能有血和泪。如果仅靠“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那就“滥用了批评的权威”。鲁迅的意思很明白，一是出于“好意”，批评态度和立场需真诚和平等；二是要“有一点常识”，眼光开阔一些，不能照搬西方或传统理论，能知道裸体画与春画、接吻与性交、笋和竹、猫和老虎的区别。多了解作家作品，即使以英美学说为主，也还知道世界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也是批评家的自由，但应该多看几本托尔斯泰的作品[⑦]。两相对照，成仿吾的批评并不符合鲁迅的盼望，难怪令鲁迅生气。事实上，成仿吾以文学批评方式参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他对文学批评和批评家有自己的思考。他将文学批评看作是与创作一样的独立的文艺活动，“文艺批评的本体，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之文艺的活动”，批评家“决不是在鉴赏什么文艺”，“他只是用了全部的生命在做‘文艺的活动’”[⑧]。“真的文艺批评家”得“把自己表现出来”，批评“便是他的文艺作品”[⑨]，他在批评中“建设自己”，“完成自己”，“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目的”[⑩]。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文艺批评家”，“大家对于文艺批评还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是不容隐讳的事实”，一部分人把文艺批评误解了，另一部分人却把文艺批评家用得很厉害，这是难免的现象，但“若长是这样在歧路上彷徨，却实是新文艺前途的可悲的障碍”。于是，他大胆尝试开拓新文学批评，指出新文学作家和作品的诸多瑕疵，如冰心的诗和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了的模样”，《沉沦》表现的不是灵肉冲突，而是“肉的要求没有满足，天天在那里苦闷”，同时还存在“结尾缺少气力”等缺陷。成仿吾大胆直率的批评自然会给他带来怨怒和不满，“没有什么比文艺批评还容易被人误解了的。它的职务在哪里？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难解答的疑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是批评缺乏标准和尺度，还是定位和职务不明，抑或是批评立场和方式？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五四新文学而言，“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文学批评的标准以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文学批评既要为文学创作抬轿子，挣地位，又要确立自己的标准和尺度，占领文学的话语权。一旦拿捏不准，就会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几头不讨好。文坛也是一个由名、利、势、力关系交织的文学“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缺乏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关系，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不出现矛盾错位或自说自话状态。鲁迅不满意成仿吾的批评，主要是成仿吾独断霸气的批评方式以及“表现论”的批评尺度。周作人很早就指出“中国现代之缺乏文艺批评，是一件无可讳言的事实”。他认为现代批评的缺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批评的人以为批评这一个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着负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说些非难轻蔑的话，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为批评似的”，二是“批评的人以为批评是下法律的判决，正如法官一般；这个判决一下，作品的运命便注定了”。“这两种批评的缺点，在于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以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正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就被赋裁判的权威，为他们的批评的根据”。他所指出的就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和真理在握的“独断”式批评。成仿吾对《呐喊》的批评就带有这样的特点，何况鲁迅和创造社包括成仿吾之间还存有矛盾。实际上，对《补天》的评价并不一致。1924年，杨邨人认为《不周山》与《呐喊》其他作品“不同之点相差太远了”，“意境和风格”不同，“情调和词句”也大不相同，但它是“许多杰作的杰作”。与此同时，张定璜却说：“我不爱《不周山》，因为我不懂他”。鲁迅学生许钦文也认为：“《呐喊》中的《不周山》，同其余各篇的方式两样，是‘表现’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引起鲁迅的反应或者说反感，有的说法还与成仿吾相似，但成仿吾的评论却让鲁迅很不满，显然击中了鲁迅内心的痛点，只要成仿吾出来说话就错了。有评论认为，《补天》文本的迁移，表明“鲁迅是一个著名的硬人，他执见到底，凡一意见，他认为对的，咬紧牙关一辈子也不松口，即如这篇文章，现在排第一篇，也很可以瞧出来鲁迅之为鲁迅的缘故”[21]。这道出了鲁迅与成仿吾间的成见和误解。事实上，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几乎所有新文学运动参与者都发表文章，向旧文学宣战，但批评作家作品的却很少。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作品问世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及时关注和批评，直至《呐喊》出版以后，才出现两三篇批评文字[22]，成仿吾和茅盾算是五四新文学时期少有的热心文学批评且有批评眼光的批评家。成仿吾评论《呐喊》主要为了“使读者了解作品，使之给它一个相当的价值”[23]，主要不针对作者发言，而鲁迅则希望批评应对作者有帮助，“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24]。鲁迅给成仿吾“当头一棒”，这或许是成仿吾没有料到的。当然，成仿吾有批评的话语权利，鲁迅也有反批评和迁移文本的自由。鲁迅创作时“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但常看外国批评文章，还特别留心“批评家的派别”[25]。也许属于创造社骨干成员的成仿吾在他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就注定被质疑和否定。《补天》的迁移使成仿吾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抡板斧”和乱定“罪名”的批评者形象，同时也暴露了新文学批评与创作关系的紧张和错位，显现了鲁迅与成仿吾及创造社的矛盾和疏离。
三、脚踩两只船：思想启蒙和传统解构
的确，《呐喊》中的《不周山》与其他作品在选材、风格和写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补天》却与《故事新编》有主题和写法上的亲缘关系，但是，也不能说它与《呐喊》没有意义关联，实际上，《补天》具有“思想启蒙”与“传统解构”的双重主题，这与其所属文集存有暗合之处。有意思的是，作为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开篇之作的《狂人日记》《祝福》和《补天》，它们三者也有表现“吃人”和“造人”主题的意义链条，《补天》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补天》小说主要叙述女娲如何“造人”和“造福于人”，书写女娲的无聊和荒诞，表现创造物“小东西”们的猥琐和自私。小说写女娲从睡梦中“忽然醒来”，看到一个奇幻的世界，“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睒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并且，“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女娲却很“懊恼”，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她“打一个欠伸”走到海边，“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揉捏几回”，便出现一个和她差不多的“小东西”，还发出不知名的声音，女娲开始很“喜欢”，看见小东西“笑”也跟着“笑得合不上嘴唇来”，但很快就被小东西“嘈杂”之声弄得“头昏”，感到小东西“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于是，她以近乎“恶作剧”的方式抡起紫藤拍打他们，他们“哇哇地啼哭”，满地“爬来爬去”，女娲也感到四肢乏力，在叹息声中睡下了。女娲在无意中创造人，没有精心设计，也不欣喜若狂，而是无聊、烦躁和讨厌，一声叹息。小说接着写女娲在在“天崩地塌”的声音中“醒来”，“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看见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怪模怪样”裹着身子，在海水中呼喊救命。女娲为他们“异样的举动”而“心烦”和“后悔”，他们装出种种“凄凉可怜”相，时而还露出“骄傲的脸”，以“道德”、“正宗”自居，实则自私虚伪，争名夺利。但女娲还是抱定“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四处寻找补天之材，但遇见的却是“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她“累得眼花耳响，支持不住了”，再次陷入“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的处境之中。最后，在“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和“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的世界里，女娲“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而躺下，“不再呼吸了”，“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
最后，小东西们有了“禁军”，开始打打杀杀，“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并很“伶俐”地“检选”在死尸的肚皮上扎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但口里却自称是“女娲的嫡派”，大旗上写着“女娲氏之肠”的科斗字，完全控制和挤占了女娲的存在，并成为世界的主宰。小东西们完全没有女娲的生命力量和意志，也感受不到女娲的悲壮和崇高，只有贪婪、怯懦、虚伪和凶残。他们指责女娲是“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又恬不知耻争夺女娲的身体。女娲造了人，补了天，直至被累死，但却被索取，被指责，被占有。这就是女娲的命运，也是她的生存处境，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一样，女娲也有与创造者和启蒙者相近的意义。鲁迅在写于《补天》同时期的《即小见大》一文中说过，“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26]。女娲、夏瑜和狂人都有被“散胙”的命运和处境，由此可见，《补天》具有《呐喊》中其他作品一样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特点。虽然作品取材于历史，但主题设计与取材现实却完全相通。
《补天》与《故事新编》更是相通的。且不说“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写法与《故事新编》一致，就是其阔大的构思、恢宏的时空、瑰丽的想象以及斑斓的意象与《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也很近似。从古代取材创作小说，不仅是鲁迅创作题材的转向，也是创作方法的新探索，但在创作《补天》之后，鲁迅就陷入1923年创作的沉默时期，没有继续这样的写作方式，直到1926年秋天，他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面对大海翻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回忆在心里出土了”，重新“拾取古代的传说”[27]，写出了《奔月》和《铸剑》，最后5篇均写于1934和1935年，有赶急出版的意思，但它们的写法、构思乃至格调都是相近的，延续了《补天》传统批判和杂文笔法路子。小说写女娲的无聊、懊恼、烦躁、后悔等心情和感受，写女娲被小东西们所控制，直至用尽最后的力气而躺下，不再醒来，世界进入死灭一般的寂静，都是对创世神话的解构和批判，对女娲“造人”意义的消解。在写作途中，鲁迅读到报纸上一篇攻击新体情诗的文章，他看见了道学家装可怜的阴险，感到很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从神话转到现实，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将现实生活细节引入历史写作，鲁迅自称是“油滑”，实是杂文笔调，是小说的杂文化，以后的7篇均沿袭这样的杂文风格，将幽默、荒诞、讽刺融于一体，小说叙述与杂文笔调有机融合，以小说方式实现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一种新的艺术尝试。
可以说，《补天》与《呐喊》和《故事新编》都有关联，鲁迅将《呐喊》中的末篇《不周山》改名《补天》作为首篇编入《故事新编》，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化，其中不无意气之争，但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补天》脚踩两只船，在思想启蒙和传统解构上均有接续和表达，成为两个集子的接榫处。更有意味的是，如果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祝福》和《补天》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对“吃人”和“造人”的叙述有着紧密的意义链条，《狂人日记》以日记体形式书写了“狂人”对历史、现实和家族“吃人”以及自己也是吃人者的发现，小说有象征主义特点。《祝福》则借助祥林嫂和“我”的故事书写“我”的故乡——鲁镇如何“吃”掉一个人，而“我”却无能为力，它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文本。《补天》写作时间在它们之间，选材也是历史神话，表现了“造人”和“补天”的悲哀与无聊。从鲁迅早年《文化偏至论》“立人”思想的建构到《女娲》表现“造人”的无聊和虚妄，再到《狂人日记》和《祝福》对“吃人”的绝望和无助，似乎存在一条有关“立人”、“吃人”和“造人”的思想链条，《补天》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艺术上有表现主义特点。
注释：
①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221页。
②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9—151页。
③《鲁迅手稿丛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④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
⑤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⑥张傲卉、李思乐、周毓方：《成仿吾与鲁迅》，《东北师大学报》1981编第6期；晓何：《成仿吾与鲁迅：相逢一笑泯恩仇》《文史春秋》2012年第8期。
⑦鲁迅：《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9—630页。
⑧成仿吾：《批评与批评家》，《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
⑨成仿吾：《批评与批评家》，《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
⑩成仿吾：《批评与批评家》，《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11成仿吾：《批评与批评家》，《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12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3成仿吾：《<沉沦>的评论》，《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14成仿吾：《<沉沦>的评论》，《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15成仿吾：《批评与同情》，《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1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8页。
17周作人：《文艺批评杂话》，《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18杨邨人：《读鲁迅的<呐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4年6月13日。
19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第1卷第8期，1925年1月30日。
20许钦文：《作品一瓣》，《1913—10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381页。
21雨霭子：《读后漫谈——<故事新编>》，《1913—10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372页。
22如署名记者的《小说集〈呐喊〉》，《国民日报•觉悟》，1923年8月13日； 丫生：《读〈呐喊〉》，《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0月16日；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学灯》和《文学旬刊》，1923年10月8日，以及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1924年1月。
23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
2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8页。
2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8页。
26鲁迅：《即小见大》，《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2009年，第633页。
27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