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迷城》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却很有必要就“政治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意义和价值略作探讨。或许与“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形成过畸形政治对于文学内在品质的严重戕害有关，在“文革”结束进入“新时期”以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界曾经一度盛行排斥与社会政治发生关系的所谓“纯文学”观念。依照这种逻辑，似乎小说写作越远离社会政治，就越具有所谓的文学性。但其实，只要广泛联系古今中外的文学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纯文学”观念的偏颇性所在。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一点，早在2011年，借助于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契机，笔者就曾经做出过相应的深入探讨：“与所谓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相比较，对于我们的作家而言，恐怕更多地还是应该在政治社会性题材的意义上来理解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政治看作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的一种社会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既然说我们既可以有表现乡村生活的乡村题材小说，也可以有透视市民生活的城市题材小说，还可以有审视战争生活的战争题材小说，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存在一种专门以社会政治现象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政治小说呢？我想，在有了略萨等一大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政治介入性很强的文学创作强有力的示范作用之下，这样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对于1980年代的那种‘去政治化’的纯文学观念依然存在着很大影响力的中国文学界而言，确实已经到了应该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重建文学与政治之间密切关系的时候了。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是应该不应该表现政治的问题，而是到底是否具备理解并包容表现社会政治的思想艺术能力的问题。这样看来，一个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就是怎么样很快地改变中国作家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迅速地设法提高中国作家包容表现社会政治现象的艺术能力。”事实上，绝不仅仅只是巴尔加斯·略萨一位，世界上的一流作家们，其实都在用自己手中的笔关注书写着现实政治。依照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学状况来衡量要求中国作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我们的优秀“政治小说”家不是多了，而是极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诸如马笑泉这样不仅能够积极倾心于“政治小说”的写作，而且还能够在思想艺术有所创造的作家，我们自然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与褒扬。
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被作家命名为“迷城”，首先当然是因为主体故事发生在湖南迷城县的缘故。但如果摆脱具象事物的缠绕，联系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联系迷城县那样一种简直如同雾中谜团一般的社会政治格局，从一种文学象征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那么，此处之“迷”，当是社会政治之“迷”乃至于人生之“迷”的意思。在一部旨在透视表现官场生活的政治小说中，作家的思想触须能够更进一步地抵达普泛的人生层面，充分说明作品本身已经溢出了“政治小说”这一类型的框限，具备了某种超越性艺术品格。以我愚见，马笑泉的艺术睿智，首先体现在他选择了迷城县作为自己的具体书写对象。此处的关键在于，在中国的层级化社会政治体制中，县一级的政体设置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域虽小，但县域政治，却完全可以成为作家深入观察表现中国社会政治一个极其理想的窗口。马笑泉选择迷城县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这一艺术行为，之所以值得肯定，就在于他极好地选择了一个观察把握中国政治生态的切入点。
但是，我们对于《迷城》这部长篇小说的讨论，却需要从马笑泉对于艺术结构的精心打造说起。整部长篇小说，主要围绕两条不同的结构线索循序展开。小说开始的第一章，就是身为迷城县委常委的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的意外身亡。地位如此显赫的一位县委领导，突然间便意外身亡，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马笑泉首先给读者制造出了一个强烈的悬念。从这一章开始，小说的单数章便沿着这一条线索向前延展，其中，既包括鲁乐山的后事处理，也包括作为继任者的杜华章对其未竟事业的持续推进，一直到第十九章，围绕着华夏煤矿与横行煤矿之间的开采争执，杜华章与对立面展开了简直就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与此同时，从第二章开始，作家的笔触就从鲁乐山之死这一突发事件荡开去，转而回溯迷城县委领导班子调整，杜华章由市政研室副主任空降迷城，出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时的故事。到第二十章，杜华章主导的“云雾山首届禅宗学术研讨会暨云雾山祈祷世界和平法会”终于在立秋前三天召开。这一章，马笑泉明写学术研讨会，暗写华夏煤矿与横行煤矿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各大常委全部莅临学术研讨会，唯独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缺席。这一章的相关描写，在客观呈现县委领导围绕煤矿利益所形成的尖锐冲突的同时，实际上也为鲁乐山的意外身亡埋下了可谓草蛇灰线式的伏笔。到第二十一章，此前一直处于分流状态的两条结构线索最终合二为一。一方面描写杜华章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坚决处理由横行煤矿事件而进一步牵扯出的迷城干部连锁腐败案，另一方面，却也不无无奈地向读者交代鲁乐山意外身亡一案的最终调查无果。
与此同时，这一章却也有着另外的一种一石二鸟的双重艺术效应。一方面，这一章可以被视为两大结构线索的纽结点。这一点，我们须得依照时间顺序做必要的情节还原。2007年杜华章空降迷城，整部小说的叙事帷幕开启，双数章的故事延续到第二十章的时候，鲁乐山与对立面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实上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依循这样的一种故事逻辑，紧接着，顺理成章地，就必然是鲁乐山的意外身亡。接下来，自然也就是单数章里所叙述的那一系列鲁乐山意外身亡之后的故事了。这个系列故事的最终结果，一方面是鲁乐山的意外身亡，另一方面却也是关于鲁乐山死因调查的无功而返。倘若依照时间顺序，作家完全可以在讲完双数章的故事之后，再接着从容不迫地讲述单数章的故事。但马笑泉的匠心独运之处却在于，以鲁乐山的意外身亡为界，将总体故事人为切割为两段，然后才分别生成了我们前边已经具体分析过的单数章与双数章叙事。具体来说，这一切割的纽结点，就是第二十一章。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章，四年前重组完成的迷城县委领导班子，再一次洗牌重组。县委书记雷凯歌被调离迷城，县长康忠继任县委书记，而杜华章，则虽然曾经遭到康忠的坚决反对，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地升任县长。伴随着县委领导班子的新一轮洗牌，马笑泉的小说叙事也以一种开放性的方式宣告终结。就这样，小说一头一尾的前后两次县委领导班子的洗牌调整，实际上也就使得《迷城》这部长篇“政治小说”具有了某种前后照应的锁闭式“循环”或者“轮回”意味。所谓的“循环”或者“轮回”，其实意味着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杜华章新一轮政治人生的开启。
与艺术结构的精妙设定相比较，马笑泉《迷城》思想艺术上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化品格。这一点，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文本的叙事话语之中。比如，小说将近结尾处杜华章与梁秋夫一席谈话中对于《易经》思想理念的巧妙嵌入。这里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梁秋夫老人是一位对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源头的《易经》有着熟稔把握的传统知识分子。先是梁秋夫从《易经》出发对于雷凯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位，就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做过头就会招来祸患，该做的没做也会留下遗憾。你们一把手，我也见过几次，是霸才之相，又处在大有卦位上，本可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但他是多欲之人，私心重，过多地从自己的仕途来考虑问题，可能年纪渐大，也滋生了暮气。没能去想可以趁机彻底除去这块疮痈。他是怕自己会痛啊。”只要参照一下雷凯歌在迷城县委书记任上的所作所为及其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现梁秋夫的所言不虚。倘若他能够私心更少一点地雷厉风行，那么，恐怕就不会有自己被调整之后康忠的上位。但相比较来说，更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却还是他对于杜华章的谆谆告诫：“我看，你是处在豫卦的六二爻位上。‘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上下都有石头，把你夹住了。但你只要保持中正之态，很快就会变得贞吉。”唯其不偏不倚，唯其中中正正，才能够保持两块石头之间的微妙平衡。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在梁秋夫这里获取了足够的人生启迪，忽然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正是对于雷凯歌的过于依附。正因为顿悟到了这一点，开始日益刚正起来的杜华章，方才最终赢得了上位县长的难得机会。
事实上，也正因为马笑泉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移的笃信者，所以，他在虚构设定鲁乐山与杜华章这两位文本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的时候，才会分别赋予他们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鲜明文化立场。从根本上说，《迷城》中这两位主要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正建立在他们各自鲜明的文化价值取向上。首先，自然是那位报国未捷身先死的鲁乐山。鲁乐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的坚决信奉者，这一点，单只是在人物的命名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先秦时期的鲁国人，故鲁乐山以“鲁”为姓。“乐山”二字，很显然与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有关。儒家尚“仁”，诚所谓“仁者爱人”者是也。唯其因为鲁乐山一生崇尚儒学，所以，在他不幸弃世之后，由生前挚友杜华章亲笔撰写的悼文中才会对他做出这样的一种评价：“鲁乐山同志素来服从组织安排，同时深具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儒家情怀。教书育人，他全情投入，绝无二念。能够有一个更大的舞台施展他的才华，他也勇于迎接新的挑战。就这样，教育界少了一位名师，政坛迎来了一位干才。”
实际的情况也的确如此，鲁乐山不仅在思想上崇尚儒学，而且更是把它落实到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他从政后的日常工作中。比如，同为书法艺术的酷爱者，鲁乐山的艺术趣味却与杜华章明显不同：“鲁乐山一谈书法就必然是颜真卿。”他说：“我还是喜欢他的楷书，一笔一画都毫不懈怠，没有败笔。”颜真卿“没有败笔”的楷书书法，也正是鲁乐山“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正不阿人生的一种真切写照。依照常理推断，鲁乐山的意外身亡，绝非自杀，肯定是他在煤矿的治理整顿过程中，严重地影响损害了政治对立面的巨大经济利益，以至于政治对立面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就是这样一位恪守传统儒家文化立场的领导干部，因为意外死亡后家属与政府围绕后事的处置发生了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竟然被泼脏水，被污在他的临时居所里发现了数额多达二十多万的红包。如此一种赤裸裸的诬陷，让杜华章倍觉怒火万丈，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然而，当事人鲁乐山已然是人死不能复生，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站出来为自己辩诬，只能任由一帮政坛随意编造构陷了。某种意义上说，鲁乐山多少带有一点诡异色彩的命运遭际，恰好印证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句成语。一方面，他在政坛所取得的那些骄人成绩，与儒家文化的滋养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他最后不清不白地死于非命，实际上也与他不知变通，过于刻板地坚执儒家文化的规范有关。
与鲁乐山这一人物形象异曲同工，在小说中占有更重要位置的，是身兼视角性功能的杜华章。虽然不像鲁乐山的命名那样明显，但杜华章的命名中，却也一样有着道家文化色彩的体现。一方面，杜华章本人就是一位擅长于舞文弄墨的文人，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另一方面，在先秦诸子中，最善于撰写文章，其文章以文采风流著称者，当为庄子。他流传后世的诸多文字，在文学史上习惯于被称为“华章”。杜华章的酷爱书法与他对道家文化的特别推崇，从他在迷城县一出场就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暗示表现。到迷城上任时，除了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之外，杜华章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套茶具、一筒西湖龙井。一饼熟普，岳麓书社出的《老子·庄子·列子》《史记》和《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的《宋词三百首》，浙江人民美术印的《王羲之行书卷》，大号红木笔挂、青玉笔架、五支毛笔、四方印章、一个长方形铜墨盒、一对白玉镇纸、一张羊毛书画毡、一个冰裂纹笔洗、一盒朱砂印泥、一瓶没开启过的大号‘一得阁’墨汁，两条硬壳蓝‘芙蓉王’、一个宝石蓝圆形玻璃烟灰缸。”马笑泉之所以要不惜笔墨地一一展示杜华章所携带的物品，正是要借此来凸显杜华章这一核心人物形象的若干精神特点。
唯其因为杜华章是道家文化的服膺者，所以，在迷城县甫一上任，他就开始打破常规：素来在党校上课讲传统文化的以阐述儒家文化居多，杜华章却就道家文化做了一番发挥。不仅如此，他还把道家文化的点点滴滴充分渗透到日常事务的处理中。尤其是当他意识到县委书记雷凯歌是一位霸才的时候：“在霸才手下做事，必须以柔道自处，方可全身。好在我于道家阴柔之术颇有心得，正可充分施展。”这一点，尤其在与鲁乐山有意无意间形成比较时表现得最为突出。所以，同样面对着政治上的对立面，他才不会像鲁乐山那样只知猛打猛冲，而不知道自我保护。一方面，在原则性问题上毫不妥协，另一方面，懂得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接近目标，正是杜华章能够取得相应政绩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后杜华章与高文攻他们之间围绕煤矿问题发生激烈交锋的结果，就形象不过地印证了杜华章自己的这一番设计。工作之外，鲁乐山之所以坚决奉行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原则，而杜华章却多少有一点风流自诩，也有精神与情感上的知音梁静云，实际上也与儒道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存在着直接关系。
事实上，也正因为杜华章是道家文化的服膺者，所以才会每每以历史上知名的道家人物自况。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有一次，鲁乐山夸赞杜华章说：“不是你水平低，是杜部长水平高。依我看，他就是我们迷城的张良、陈平。”杜华章的心里之所以感到特别受用，关键原因当然在于鲁乐山一语道破了他崇尚道家人物的内心秘密。但究其实，面对残酷复杂的社会现实，仅仅依靠所谓的道家智慧也还是不够的。正因为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作家马笑泉才会特别安排梁秋夫出场，以人生导师的身份对陷于政治迷局中的杜华章予以适度的棒喝式提醒。在第十三章的一场对话中，当杜华章强调道家文化的优越性，强调“阴柔也是一种策略，如果用在正道上，也能够造福于民”的时候，梁秋夫说：“阴柔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用阳刚来调和。如果一味阴柔，就难以有积极的作为，甚至会从阴柔蜕变成专尚阴谋。《道德经》过于看重明哲保身，所以总是从保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到最后，杜华章之所以没有重蹈鲁乐山的覆辙，根本原因显然在此。
马笑泉的《迷城》，毫无疑问是一部具有十足批判性色彩的长篇政治小说。这一点，集中不过地体现在作家对于官场阴暗面尖锐犀利的揭示描写上。能够将一部具有反腐意味的社会政治小说写到这种程度，相当不易。